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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瑞和 1953年生,祖籍广东梅县; 1981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主编杜希德教授习唐史;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
赖瑞和先生所著《唐代高层文官》一书,这两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和中华书局分别推出了繁体版和简体版。本书的出版,意味着赖先生构思、沉淀、撰写多年的“唐代文官”三部曲系列终于塔成合尖。
职官制度是解读中国古代文史的一把钥匙,但历来却以繁琐、枯燥示人。唐代立国近三百年,见于文献记载的文官名目三百余种;唐代文官制度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讲究“清浊”的观念,下启五代、北宋时大行其道的使职差遣之风,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日前,晶报记者专访了目前已经退隐马来西亚的赖瑞和先生,请他一谈撰写这部“唐代文官”系列的经过以及自己对历史研究的看法。
基层中层高层的分法
方便今人理解
晶报: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写专论唐代职官的专著?
赖瑞和:出于好奇,想解开唐代职官制度中的一些谜,想把唐人的官历和官衔,读得好像读今人的履历表那样透彻。
晶报:历朝历代或延续或诞生了许多官职,您为什么只选唐代来写?唐代职官是不是更具有研究价值?
赖瑞和:我在研究所念唐史,后来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任教,教的也是唐史的专业课,甚至在大学部的通识课,教的都是唐史课:《唐代日常生活史》和《唐朝与东西方的交流》,所以自然而然就研究唐史和唐代职官了。
晶报:在唐代,对于官职的称谓是否有基层、中层和高层这样的说法?
赖瑞和:唐代有“文官”和“武官”,也有“文职事官”和“武职事官”等词。使职也可分文武,但没有基层、中层和高层等词。我把唐代文官分为基层、中层和高层,是为了方便今人理解。比如,我把监察御史、员外郎、郎中、录事参军和判官放在中层文官来讨论,就可以对这些官有个大致的定位。他们不是基层官员,也不是高层,而是中层。这远比说这些官员是几品官,立体多了。
晶报:在这样一套专论职官的著作中,您如何将学术的严谨与专业和大众阅读相结合?
赖瑞和:写一本历史专著,关键是研究要有新发现,文笔要流畅,叙事要清楚,处处要为读者设想。学术的严谨和专业,当然要靠研究的新发现和透彻,不人云亦云。至于该如何照顾“大众阅读”,我写书时,就假设我的读者完全不懂唐代职官(其实,许多在大学里教唐史的老师,也常对唐职官避之唯恐不及,敬而远之,了解不深),所以在许多地方,我尽量交代得一清二楚,甚至不惜重复强调、“啰唆”一些,详细解释我引用的那些原始史料,多举一些生动有趣的案例。
这样一来,读者自然就跟得上,知道我在讲什么,不会觉得“难读”“难懂”。我写的是很专门的唐代职官制度,但一般对唐史有兴趣的非专业读者,或研究其他朝代、其他领域的文史学者,应当也能看得懂。有不少中文系研究唐代文学的师生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的书很有用,对他们有帮助,因为唐代诗文中有许多官名官衔,他们即使查了官制辞典那样的书,也还是弄不清楚。
使职是官僚制的种子
也是官僚制演变的一个机制
晶报:您研究唐史有什么特别之法吗?
赖瑞和:我年轻时是个“文青”,写过一些诗和散文。大学念外文系(英文系),至今仍然爱读英美小说,熟悉英文的叙事技巧。这对我写唐代文官三书,很有帮助。念英美文学时,学过美国“新批评”的那套解诗方法,特别留意英诗中关键词的多义性、诗中的语调、诗中的叙事观点等等。所以后来我研究唐史,也常常喜欢用新批评解诗的方法,来应对唐代的史料,把那些关键史料当成诗来解读,细细品味,往往可以读出其中的深义,有一种“解谜”的快乐。
比如,我在《唐代高层文官》的第十章《刘知几和唐史馆史官的官与职》中就有一个“解谜”的案例。《新唐书》说,刘知几在唐代史馆待了大约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什么意思?细读细考之下,原来唐人对“官”(职事官)与“职”(使职)有清楚的划分。这句话是说,刘知几在唐史馆工作了几十年,虽然他的职事官有所迁转,但他的史馆使职却始终如旧,没有改变。我从这句话得到启示,原来刘知几担任的是一种使职,而且他还是以好几种职事官为本官,去出任史馆使职,从而解决了好些从前解不开的研究难题。
晶报:您的这种研究的途径可称为“在传记中考掘制度史”,能具体谈一谈这种手法的妙处吗?
赖瑞和:一般学者研究唐代职官,主要是在职官书,如《唐六典》、新旧《唐书》的职官志和《通典》中找材料,主要依赖那些制度条文、官品职掌记载来论述,往往没有举例,没有用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说明,枯燥无味。而且,这些制度条文往往是死的,或过时的。
于是我走另一条路,改在墓志和史书的列传中,搜寻唐代官员实际做官的官衔、官历等等材料,观察他们怎么入仕,怎么升迁,所以说是在“在传记中考掘制度史”。妙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了许许多多的官历材料和实际案例可用,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来书写唐人怎样做官,可以让读者看到,唐代的职官制度的运作方法,是一种活的制度史。
晶报:在《唐代高层文官》中,校书郎一职虽是九品小官,却似乎又是个有地位而且当起来十分惬意的官位。
赖瑞和:校书郎一般是唐代士人刚考中进士,或刚出来做官的第一个官职。其地位不能说“很高”,但的确是个基层的“美差”,就在皇家的图书馆藏书楼校正典籍。因为唐代藏书楼的书,都是宫廷自己制作的手抄本,还没有后世的木刻本,难免会有抄写错误的情况,需要有专人来校正,所以就有了校书郎一职。他们的生活确实很惬意,读读书,认识一些高官,培养一些人脉,对将来的仕途也有帮助。
晶报:在《唐代中层文官》 中,您提到了一个词是“清官”,这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清廉官员”的概念有何不同?
赖瑞和:“清官”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跟“浊官”相对,也跟后世所说的“清廉官员”不同。中古时代的清官是指侍郎、郎官这些清贵的官职,有别于技术官如天文官、乐官、医官等“浊官”。这种清官出身良好,受过完整的经典教育、饱读诗书,能写诗作文。浊官则讲求技术,拜师学艺,师徒相传,一般没有受过经典教育。唐代士人一般不屑于做“浊官”,要做“清官”。
晶报:您在《唐代高层文官》中主要讲述了使职与职事官的区别,这些被使职化的高官涉及许多重要领域,如宰相、词臣、史官以及财臣等,您认为使职的意义在哪里?
赖瑞和:使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官僚制度的“种子”,是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就发明衍生的东西。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大约15万年前),掌权者就知道怎样用语言去命令下属为他做事。所以人类最早的官职都是使职。据《说文解字》上写的,“使”的本意,就是“命令”的意思。后来使职增多了,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才需要分阶层管理下属,才需要有一套官僚制度,也就是职事官。
但职事官行用久了,会变得没有效率,或国家有了某些新的需求(比如想征收新的盐税),但当时又没有这种职事官,于是皇帝就会开始委任使职来处理这些新事务。所以说,使职是官僚制的种子,也是官僚制演变的一个机制。
晶报:和“高层文官”里出现的使职化的制度一样,在较低级别的文官里也有出现,比如以郎官为“本官”去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和“史馆修撰”等,使职化制度是不是在任何官职官品中都能起到作用?
赖瑞和:对,使职可以是高层,也可以是低层的。甚至在武官、技术官等“浊官”里,都有使职。过去的唐史研究者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几乎一面倒地倾向研究职事官,而不去管使职的作用和意义。我希望将来有人可以去研究唐代武官和技术官僚的使职化。
特朗普的白宫高层和整个内阁
都是他的使职
晶报:在这三本“唐代文官”中,您不止一次地提及“唐人任官不能单看官品”的观点,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
赖瑞和:我发现年轻一辈的学者和研究生写那些唐代墓志考释的文章,或学者注释唐人诗文集,都喜欢照抄职官书上的官品和职掌了事,没有去深入了解这些官的真正意义,搔不到痒处。我是有感有发,才说“唐人任官不能单看官品”。
晶报:您说过,唐人任官,一般都是从八九品小官做起,然后按部就班升迁。其中有没有例外?又造成了哪些影响?
赖瑞和:几乎没有例外。有的话,就是出了乱臣,比如永贞事件的王叔文和王伾,趁顺宗皇帝中风时,自作诏书,超资升官,乱了朝政。韩愈的诗《永贞行》就嘲讽二王“夜作诏书朝拜官”。还有就是甘露事变的主角之一李训,从一个流亡外乡的人,迅速变成宰相。这三人后来都败亡了,没有好的下场,死于非命。
晶报:安史之乱对唐代职官的演变带来了哪些问题?
赖瑞和:这是一个大问题。安史之乱形成新的时局,官制当然也要跟着改变,才能应付战乱的需要。以财臣来说,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皇朝的军费猛增,传统的财臣(职事官)没有办法征收到足够的税收来充军费,于是肃宗皇帝便开始委任新的财税使职,征收新的商税和盐税,把传统的职事官财臣架空,改用使职,如盐铁使等等。乱平后,使职仍很有效率,就一直沿用,直到唐灭亡而不改,继续用到宋代。
晶报:您觉得研究和了解唐代文官对现实有哪些意义?
赖瑞和:写完《唐代高层文官》后,我常在想,欧美好些国家,其实到现在还在行用使职。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个白宫高层(幕僚长、发言人、国家安全顾问等等),以及他的整个内阁(国务卿、司法部长等等)不就都是他的使职吗?他跟这些人都有某种“私”关系,这些人都是他“钦点”委任的(但需要国会的认可)。他可以随时将这些人撤职、替换(最有名的案例,是他把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革职)。有一天特朗普下台了,这些最高层的美国官员,也将随着他下台离职。这些不正是使职的特征吗?以美国来说,总统任期满了下台,国务卿也会跟着下台,因为他是“政务官”,但国务院那些“职事官”(那些常任的司长科长等等)属“事务官”,却不受总统换人的影响,可以继续留任,为下一位新总统做事。
正在构思写“中国人从哪里来”
这样的大题目
晶报:作为史学家,想请您向读者分享一些读史的方法。
赖瑞和:历史有很多种,有微观的,有宏观的,有通俗的,有专业的。还有经济史、医疗史等等。一般人读的历史书,大概多是通俗的,讲宫廷内斗、皇帝妃子之类的故事,或《老师没教的XX史》之流。这样的历史书恐怕离“历史的全貌”还很远,深度不够。在大学里做研究的历史学者,读原始史料或档案,当然就得读得很细微,读得很透,读出别人没能看出的深层含义,才可能有研究新发现,才可能看清“历史的全貌”。所谓“历史的全貌”,不一定指“大历史的全貌”,也可以指那些“微观历史的全貌”,比如我研究的唐代职官制度。要看清这种制度历史的全貌,你就得搜寻许多别人还没有发现的墓志,时时留意新出土的墓志,并且把墓志中随处可见的唐代官衔的深层意义读通才行。
晶报:退休后,学术研究是否还在继续?有没有写作新书的计划?
赖瑞和:我从台湾清华大学退休了,现在回到我的出生地,马来西亚最南端的新山市归隐。我做完唐代文官课题后,曾经研究过唐代的货币问题,发表过两篇论文。一篇很冷门,叫《唐代除陌法和除陌钱新解》,恐怕只有少数几个唐代财经史的专家才想去读。另一篇比较“通俗”,叫《唐人在多元货币下如何估价和结账》,涉及唐代的日常生活和唐人的用钱习惯,一般的历史迷大概还有兴趣读一读。今年初,我也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研究了唐诗人韦应物那首很有名的嫁女诗《送杨氏女》,对杨氏女的婚后事有一些新发现。原来她婚后约八九年,丈夫杨凌就去世了。她很年轻守寡。论文将发表在明年二月的《唐史论丛》。
我今后想做点历史普及的工作,正在构思写一本普及类的历史书,写人类过去七百万年的演化史和“中国人从哪里来”等等大题目。这是我长久的一大好奇和兴趣(见我的《唐代高层文官后记》),退休后正适合写这种“史普”书,对象是一般读者(非专家),所以会写得清楚易懂(高中程度即可看懂),文笔也要精彩动人,有一定的深度,也会配上许多高清的照片。荷兰裔美国人房龙写的那本《人类的故事》太过时了,初版于1922年,是写给美国青少年读的,内容也太简单了,不够深入。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写了一本《人类简史》,但他所谓的“人类”,只是指“现代智人”,也就是英文书名所说的Sapiens, 不包括早期的人类,如直立人、尼安德特人等等,还不算完整的人类演化史。他也没写“人类为何会演化出那么多种肤色”这些演化史上的大问题,跟我想写的书不一样。中国大陆至今好像还没有一本讲整个人类演化史的中文书(翻译的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