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徜徉山水始终被认为有净化自身之效。据说,这种旅行能够洗去人们在枯燥仕途中沾染的污秽。不过,净化与旅行的这一联系,到晚明才流行开来。渴求清白的文人纷纷以“山人”(清白而有雅趣之人)为尚。畅游不仅为晚明文人提供了交友访客的机会,更为他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灵感。由于这些象征性或出自实际考量,游山玩水对袁宏道而言遂成为不可忽略的愿望。
在游记中,袁宏道展现出对自然的热爱,以至于风景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被视为有生命的活物,而非无生命的客体。袁宏道热爱自然,但并不敬畏自然。在《游惠山记》一文中,他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情感:
在一首给方子公的赠别诗中,袁宏道更为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爱好:
这首诗写于袁宏道刚刚离任吴县县令之时,“吴宫主”一语正是指这个职位。袁宏道将对自然的热爱作为区分“雅人”与“俗人”的关键特征。游览名山强化了他对自己确是一名雅人的信念。
袁宏道虽曾多次辞官,但事实上,他却对成为真正的山人,或者将自己完全隔绝于人类文明之外毫无兴趣。他希望既能从自然中获得乐趣,也能享受文明社会的生活便利。进山旅行正是对这一困境的解决之道。他曾为自己的这种矛盾辩解道:“善琴者不弦,善饮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而谷饮。”
当无法同时享尽自然与文明之乐时,袁宏道便找到一条替代涉足山水的方法:插制瓶花。《瓶史》一书正是一部关于插花的小册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袁宏道将花竹与山水列为四种无需争名夺利便能获致的乐趣。他想起自己羁于政务官职时,虽有强烈的愿望,却无法跋山涉水。在这种状况下,他发现了“瓶花”,并在这一消遣之中,找到克制对自然风光的渴念的方法。如果说瓶花之乐能够代替山水之游,那么显然,对袁宏道而言,自然之美并非什么神秘而伟大的东西,相反,它不过是一种时时都可以获致的享受罢了。这基本上是一种享乐态度,它也渗透于袁宏道的游记中。这一态度最清楚地展现在袁宏道将自然风景比之于女性时。他说,“虎丘”正如“冶女艳妆”。这种譬喻在袁宏道的游记中随处可见,这意味着,自然景致带给袁宏道的不过是诱惑,而非惊叹。
袁宏道对自然的爱好,局限在或许可以称之为“精致的野性”的范围内。他最喜欢的景致要么是人迹已至的自然场所(如杭州西湖、山间佛寺),要么是精巧的景点(如虎丘——苏州边上的一座小丘和满井——京郊的一处景点)。袁宏道对真正的野地没有兴趣,在他的所有游记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写到峻岭、湍流,或是荒山野林。当然,这是因为袁宏道的大半生都在长江以南度过,那里在16世纪已经少有野地了。不过在1609年,当他不得不去主试陕西时,也曾多次游览嵩山和华山。但是,他在这一高原省份期间,几乎没有做过能被视为“冒险”或“危险”的旅行。袁宏道从未试图征服自然,而是想要与自然达成一种和谐。不用说,这是许多中国文人对自然的态度。只不过在袁宏道的旅行所记中,这一态度特别染上了个人的、享乐的色彩。
虽然袁宏道对野地风光没有兴趣,但他也对田园景致无甚热情。他在游记中从未写过稻米成熟、老翁垂钓、牧童水牛之类的景色。他赞赏的是“无用之美”,是对人类生活没有实际价值的景色。
袁宏道对自然的审美与享乐的兴趣,进一步显示在对园林的爱好中。他在许多游记中,记述了从阁楼、人工池塘和假山的精致排列中获得的乐趣。这些园林尽管美丽,却很难说是自然之物。
1600年,袁宏道从京城辞官,回到故乡公安。他建造了一座占地三百亩的巨大园林,种上了万株杨柳。他将此地称为“柳浪”,并在这刻意营造的山水田园度过了人生之中最为惬意的六年,尽管最后他还是对隐居感到了厌倦。
由于袁宏道在旅行中首要关注的是追求享乐,因此,他的游记有时读来更像是对欢乐时光的记录,而非对自然风光的描摹。在一篇他最常被引用与翻译的文章《虎丘》里,袁宏道花了极少篇幅刻画这一景点,相反,他把焦点投向苏州的一场中秋音乐会,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会上的歌唱和其他事项。这些都市活动很少在游记中出现,却在袁宏道笔下被放到了首位。袁宏道扩展了游记的艺术对象,由此,这一文类不再为自然风光所独占。
袁宏道的许多游记更像是议论文,其中,自然风光显然不是他描写的重点。他用这些游记表达对各种问题的观点。举例而言,《孤山》中没有一笔写这座山的位置或外貌,通篇都在表达袁宏道对婚姻的偏见:
文中的“孤山处士”林逋(字君复,967—1028),宋代主要诗人,又称“和靖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袁宏道提到了虞僧儒,其行为与孤山处士相类。袁氏对这二位大加赞赏,并总结全文道:“何代无奇人哉!”
在袁宏道的游记里,一处相关地名,往往被用于月旦古人,品评史事。在《钓台》一文中,他又没有提地理信息,仅仅讨论了汉代隐士严光的行为与个性。在一篇题为《灵岩》(一座据称有西施宫殿遗迹的小山)的文章中,袁宏道讨论了这位闻名古今的美女,指出一个朝代的衰亡与帝王对女子的喜爱无关,因此,西施不应被指责“为吴国之亡负责”。在一篇游记中给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多少有些不恰当,但这一类的离题在袁宏道的游记中既新颖又典型。
袁宏道的游记给予了特殊的地方物产以不成比例的篇幅。在一篇游龙井(当地以茶与春色闻名)的文章中,袁宏道竟全篇只谈四种茶叶,比较它们的色、香、味。在一篇题为《湘湖》的文章中,袁宏道彻底忽略了风景,全然着笔于如何种植与烹饪莼菜——一种可食用的水生植物。对食物的巨大兴趣不断呈现在袁宏道的游记中,并构成了他的享乐主义的一个方面。
随机地偏离设定的主题、缺乏客观的描摹,两者一起在袁宏道的游记中创造了一种内省的、主观的声调。袁氏游记中突出的,是“我”在观察风景,是“我”在记叙“我”的所见所思。有时候,这个“我”变得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我”的意见遮蔽了所观察的现实风景。在一篇题为《齐云》的文章中,袁宏道用一大半篇幅批评在风景如画之地的岩石树木上题字的做法:
全文不见齐云,只见袁宏道的盛怒。他的自我意识使得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区隔变得非常明显。一方面,这使得他的游记极具个人特色,时有抒情之致;而另一方面,他的主观视野使他无法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袁宏道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无法融入自然之中,他始终是自觉的观察者,却从未进入自然。
尽管在这些作品中,袁宏道常常跳出主题之外,不过,它们依旧是清晰通透的作品。袁宏道尤为擅长细叙一处特定景物或事件。无论文章题目多么宽泛普通,总会触及一种私人的感受与体验。对景物的私人感受的抒发常常侵蚀了对风景全貌的展现。在一篇题为《初至天目双清庄记》的短文中,他着笔于水流声:
袁宏道常常在其游记中脱离题目,这是因为他选择在这一文类中借题发挥。上面的例子中,他便围绕着水声这一细节小题大做。在以上两例中,题目本身都与文章关系不大,两者之间的区隔表明有些题目是后来加上去的。袁宏道的许多游记,起初都是他在旅行中所作的粗糙的笔记,类似于文学日记。事实上,他的一些游记依旧保持着原初的日记体,读来更像是他为了帮助记忆而写下的潦草记录,而非对其旅途的完整描述。下面这篇短文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段似乎是为了将来某篇更长的文章而准备的素材,但却被作为一篇完整的文章,先收入《解脱集》,后又收入《全集》之中。为进一步证明这一假设,还可以举出另外两组袁宏道的旅行日记——《场屋后记》和《墨畦》——的写作风格为证。这两组文章都很短,以日期开头,后附一段简短的景物或活动的描述。它们应被视为袁宏道为旅行日记打的草稿,而非完整的文章。这一格式的存在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些游记至为简短,而且与标题无关。
袁宏道在游记中常常用到对话。如《文漪堂记》和《良乡三教寺记》,除了几行叙述性的文字,这两篇文章都是由作者与其友人之间的对话构成的。这种对话体游记是袁宏道的首创。不过,这类文章缺乏整体的结构。对话的频繁使用造成一种闲散轻松的调子,但也因此导致了弊端。
袁宏道早年的游记描写了长江以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湖南和湖北。1609年,袁宏道去世的前一年,他被任命为陕西省的主考官。这次旅途所留下的游记被收入《华嵩游草》。北方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地貌差别,加上文学观的成熟,使袁宏道改变了自己的游记风格,由闲散的笔记转向文辞讲究的叙述性文体。他对地景、地貌的关注增多了,离题的情况则减少了。
袁宏道晚年的游记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骈偶和四言句的使用增多了。这一注重规范的特征在他先前的作品中非常罕见。下面这段文章来自《华山别记》,证明了他日渐华丽的文风:
八句中有六句以四言出之,他在写作整齐、对仗的文章时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与早先的游记不同,袁宏道的游记不含教训意味。举例而言,王安石(号半山,1021—1086)的《游褒禅山记》 和苏轼的《石钟山记》这两篇著名的宋代游记,都给读者灌输了道德信息。王安石的文章告诉读者,只有那些能够历经登山之难者,才能饱览山顶的瑰丽风光。借由这一比喻,王安石总结:如果要完成重大的事业,人们必须具有毅力和决心。苏轼警告读者:在自己加以证实之前,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东西。这两位作者的态度都是道貌岸然、居高临下的。他们在有意识地说教,而非描述风景之胜。在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理”而非“情”。与之相反,袁宏道的游记则不含教训意味。他偶尔会提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但这种反应更多是个人化的、内省式的,而非教训、说教的。打动读者的,是其对自然的热爱,而非从观察自然中得出的思考结论。
袁宏道的密友江盈科赞扬他的游记:
阅读这一评论,让人想起徐弘祖(即徐霞客,1587—1641)——伟大的旅行家与作家,他的头二十四年正与袁宏道同世。徐霞客的游记以其对地理、地貌的细致描摹而闻名,现代地理学家已经证实了他的观察的准确性。这种写作与袁宏道的游记大异其趣。徐霞客游记是“客观—描述”的,而袁宏道的文章则是“主观—个人”的。正如李祁(Li Chi)所言,徐霞客的旅行,“更多出于对知识的探求,而非享乐的目的”。换句话说,他的动机与享乐或审美相比,要更为功利。而对袁宏道而言,每一段旅程都不是为了追寻知识,而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不同途径。袁宏道在游记中展现的风格,以融汇描述与反思为特点。通过他的游记,读者不仅读到一点他描述的风景,更为重要的是,还读到了袁宏道自己。
(本文节选自周质平著,康凌译《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中华书局2021年6月出版,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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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者:周质平
译 者:康 凌
书 号:978-7-101-14080-4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定 价:45.00元
内容简介
关注自我、直抒性灵的晚明小品文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股清流,它在后世,尤其是20世纪初对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影响?本书从袁宏道、公安派与晚明思想及晚明诗文的现代回响三个方面展开。从袁宏道其人开始,讲述他的生平,分析他的个性、行操及思想,再论他的诗文,一个充满矛盾但真诚幽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领袖人物跃然纸上。借由对其诗文的批判性分析,袁宏道不仅被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诗文作家,同时也凸显了他相当的才智与幽默。其中亦评估了公安派对晚明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对竟陵派的兴起所起到的作用。袁宏道所代表的公安派注重自我表现的趋向,跨越三百余年,在20世纪初的现代喷涌而出,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作者简介
康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