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青睐,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普通中国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王云五编辑出版了“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丛书”,冀翻译东西新学以开启民智,其中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参与创办的公民书局亦曾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分售处。虽然王云五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对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翻译出版发行活动多有掩饰,但是这并不能抹杀20世纪20年代初公民书局、“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丛书”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王云五;公民书局;“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丛书”
作者
高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4期。
01
20世纪20年代初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翻译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传入中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主张变法维新,想从西方寻找救国之路。他们向西方学习,组织学会、建立书局、创办报刊、翻译出版西方书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他们在向西方探求新思想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很快接受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态度的变化是基于这种信仰,即新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反帝中的可靠‘朋友’”,“这也是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在中国考察后认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前后参加的成员主要有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李达等,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宣传和译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动员社会大众,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导下的《新青年》社出版了“新青年丛书”;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15人发起成立的新时代丛书社出版了“新时代丛书”。
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与此同时,新青年社作为出版发行机构也正式成立,其首要工作就是出版“新青年丛书”。新青年社除刊行《新青年》,也出版《劳动界》《上海伙友》等面向工人和店员的杂志,并编译丛书。从1920年秋开始,该社陆续推出“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10种,实际付梓8种。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黄凌霜译《哲学问题》,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等。
1921年6月24日,新时代丛书社成立。丛书的编辑缘起宣称:“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和经济”。从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相继推出了施存统译《马克斯学说概要》和《马克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太朴译《进化》,祁森焕译《妇人和社会主义》,夏丏尊和李继桢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共出版9种译著,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丛书社的发起人多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可以说,“新青年丛书”和“新时代丛书”都是先进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开展的翻译出版活动的产物,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全新视野和理论武装,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克)卡普著。”其中《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就是“新青年丛书”中的两种。“新时代丛书”中的《马克斯学说概要》则是最早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译作,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破灭、共产主义观等都在书中有大概的叙述。
然而,任何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任何思潮的形成都必须经过一个由少数人到多数人参与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朝着中国化、大众化、社会化的方向深入进行,并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思潮,这单凭少数几个精英的个体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通过众多精英与中下层人士的合力作用方能实现。除了为建党大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出版家王云五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书局的“公民丛书”也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阵地。
02
王云五与公民书局
公民书局是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在上海滩的一家出版社,规模不大,经营时间不长。关于公民书局创办的时间,前贤多以王云五的回忆录为据,1920年春夏之交,“中国公学旧学生赵汉卿和他的友人合办一家书局,命名为公民书局,以出版新编译图书为主旨”。其实,公民书局从筹备到正式开业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1920年冬天,公民书局发起筹备,次年3月大致就绪,“本局自去冬(1920年)发起以来,编译、印刷、发行三部筹备事宜也已大旨就绪。编译部及总管理处设在新重庆路庆余里三巷三十五号;印刷机部件已向美国订购;发行部地址赁定棋盘街六十六号门牌”。本金10万元,为股份制公司。原定1921年8月举行股东大会,“兹因天气未凉,外埠股东纷纷来函,要求展期”,遂展期至9月4日召开。股东大会召开前,“股东先期至新重庆路庆余里本局编译所凭股款收据掣取入场券、选举票、决议票、委托证”。在此期间还进行了员工的招募工作,招录了各柜主任、事务员、练习生三十余人。1921年10月10日,公民书局正式开业。同月,在大东旅社分两日宴请同业和教育界、新闻界,伊文思书馆的代表在宴会上发言,备述美国出版业之发达和中国出版前途之无限希望;中法通惠工商学校的代表何鲁以及出版界代表杨贤江、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新闻界代表邵力子等亦在第二日宴会上发言,代表公民书局出面的是董事蒋尊簋、褚辅成。至此,公民书局在上海滩算立起了招牌。公民书局正式开业之日即有书可售,今所见公民书局出版物如《波斯问题》《国际联盟讲评》《欧战地理志》《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版权页上的时间为1921年7月,说明公民书局在正式开业前就已经开始编辑图书,选择双十节这天正式开业,应该是希望有较大的影响,打响招牌,引起更多的关注,为公民书局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关于公民书局的创办者,根据王云五的说法,似与他无涉,“因悉我近年闭户读书,间亦从事译作,遂坚请我为主编一套公民丛书。我既未加入股本,亦不领取薪水,只就编译书稿计酬。……因此,我大都在家中工作,偶然到书局一次。该丛书经我主持一年左右,先后出版二十余种,平均每月出版二种”。实际上,《申报》连续十期登载的《开办公民书局布告》明白无误地写着“发起人:蒋尊簋、褚辅成、王云五、赵建藩、曹慕管、卢观球、王正廷、徐元诰、汪希、胡鸣皋、金溶熙、王天木”,王云五名列第三。在公民书局正式开业之日,王云五又与王正廷、蒋尊簋、褚辅成、赵建藩一起位列五名组织筹备者。根据前述开业后书局在大东旅社宴请同业和教育界、新闻界一事可知,蒋尊簋、褚辅成二君名为书局董事。查五人在1920—1921年之人生轨迹、交游,可见王正廷、蒋尊簋、褚辅成皆为民初中国政坛上之风云人物:王正廷在沪时间极短,1921年初即进京赴任中国大学校长,且多忙于外交事务;蒋尊簋经略浙江,1921年8月才抵沪;褚辅成此时一直伴孙中山左右,为北伐、广州军政府而奔走不息。故可以判断:王正廷、蒋尊簋、褚辅成三君应为书局之董事或者出资人,为公民书局撑足门面;王云五、赵建藩二君具体负责书局的经营,王云五负责图书策划、翻译、出版,赵建藩有办报办刊经验,负责书局之日常经营。这是一种比较符合逻辑、常识的书局发起班子。王云五自己编辑出版、华丰印局印刷的“岫庐公民丛书”在当时颇有销路,应该是赵建藩拉王云五办书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意思的是,胡适也认为公民书局是王云五等人一起合办的。“(1921年5月24日)上午,上海公民书局(王云五先生们办的)的代表寿□□君来访。”作为推荐王云五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断然不会信口开河。王云五在自述中亦说:“此外(公民丛书)译本,大多数由我选定原书,托人汉译,或付版税,或按字计酬。”可见,公民书局日常的翻译、出版工作几乎靠王云五一人支撑,故王云五与公民书局的创办、日常运作是脱不了干系的。
公民书局正式开业后,经营一直不温不火。从其发布的图书广告可知,其主要经营业务有:“发售世界各大国原版西书;发售本局本版图书以及各种辞典、字典;发售仪器文具;发售教育玩具以辅助家庭教育。”即出书、卖书(西文、代售杂志)、卖文具、卖教育玩具。公民书局曾短暂在杭州杭县路设有浙分局、广州双门底设有粤分局、昆明土主街设有滇分局作为分发行所发行本局图书。据今见公民书局出版的图书、当时所刊广告、王云五的回忆,公民书局计划出版图书80余种,分别是公民丛书(哲学、科学、教育、国际、经济、社会七类约46种)、科学丛书(1种)、文艺丛书(4种)、工商丛书(5种)、修养丛书(2种)、常识丛书(2种)、算学丛书(1种)、外国语丛书(2种)、少年英文丛书(1种)、家庭医学丛书(两版20种)以及少量单册的图书。
除了售卖西书和其他出版社的新书,公民书局还是许多杂志的总代售处、代售处、寄售处,今所见的就有同德医学专门学校发行的《同德医学》,上海中医学会发行的《中医杂志》,滕华濬发行的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十日》,进修社编辑部发行的文艺刊物《晚霞》,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发行的《同济杂志》,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发行的《道路月刊》和《剧场周报》、《微音》旬刊等。
兼顾教育文化用品的销售,是过去书局经营活动中相当普遍的商业行为。图书和教具虽非同类产品,但所面对的消费对象却有重合之处。在书店的店堂里兼营文化用品和教育用具,既活跃店堂又方便顾客;既能彼此促进、增加销售,又无须另增人员、多出开支,可谓是一举多得。因此公民书局日常还会卖文具、教育玩具等。“本局所备各种儿童玩具、风景画片、皮面活页簿、大小万国旗以及各色文具”,还有“中国地理沿革图”“全国汽车道路图”“亲友留言簿”“家庭表簿大全”“珠算表合璧”,等等。
赵建藩在经营书局的同时兼任他事,曾受蒋尊簋委派赴杭州接洽赈济灾民的事宜。如此三心二意,致使书局经营也只能勉强维持,甚至还卷入几起财务纠纷,全部败诉。1922年6月,美商华美图书公司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公民书局经理杨培章拖欠购买书籍的货款大洋五百九十余元。8月,被告缺席审判,公共租界襄谳张逵卿与美雅副领事判决原告胜诉,被告存案之款发交原告具领。赵建藩欠债大洋八十五元,隐匿达四个月之久,被李长松告上法庭。至迟在1923年8月份,公民书局将棋盘街66号、67号门牌的发行所盘给了胡开文笔墨庄。“本局现拟迁移房屋,所有棋盘街发行所文具生财装修等,今出盘与徽州休城胡开文笔墨庄为业所,存本版书籍当归本局自行发行。至于人欠欠人往来各款,均归本局自理,不涉受盘之事”。自此之后,所余存书籍虽仍在发行,但未见公民书局之新出版物,故公民书局停止编辑出版新书概不会晚于此时。
公民书局从1920年底筹办,1921年10月正式开业,1923年8月份盘掉了棋盘街发行部,前后存续不到3年。众所周知,王云五于1921年9月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2年1月正式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让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如何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大着胆去尝试”。1922年后,王云五的工作重心自然转入商务印书馆,公民书局失去了策划出版的主心骨,结局可想而知。今所见公民书局出版图书之版权页,最早为1921年7月,最晚为1922年2月,结束时间基本与王云五工作变动的步调一致。
王云五策划的“公民丛书”占公民书局拟出版图书的大半,他应该是深度参与了公民书局的筹办与经营。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有关他与公民书局关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有意识地撇清了自己与公民书局的关系。而且,他对“公民丛书”的出版进行了选择性回忆,例如罗列“公民丛书”书目时,遗漏了“公民丛书”社会类中多次再版、发行量极大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翻译出版的《自然道德》等书。除了政治身份的考量,他一再宣称自己与公民书局没有任何关系,似乎也在隐瞒什么,有关商务印书馆高价收购公民书局的传闻可能是一个原因。商务印书馆老员工章锡琛说过,王云五为了迎合五四运动潮流,编印过一套“岫庐丛书”,次年在河南路实学通艺馆对面创办公民书局,并未引起关注,营业十分清淡。商务印书馆既聘他为编译所长,就用四万元高价接盘了公民书局。这些只有当事人心中最清楚了。
03
“公民丛书”管见
公民书局的出版物以丛书为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公民丛书”。前贤多认为“公民丛书”只是由公民书局所出,邹振环指出“这家小书社(群益书社)1920年8月至12月还出版过王岫庐主编的‘公民丛书’”;汪家熔说过“1920年为公民书局编译一套《公民丛书》,约十二三种,先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后来改由公民书局出版”。他们都点出了“公民丛书”有两个版本的事实。
1920年1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封二刊出了半版题为“岫庐公民丛书第二期出版了”的广告,之后连续出现过六期。该广告介绍“岫庐公民丛书”共八种,计第一期《社会改造原理》《国际联盟讲评》《科学的社会主义》《波斯问题》《欧美各国改造问题》,第二期《科学泛论》《自然道德》《欧战地理志》。发行所为上海棋盘街中市群益书社、上海北四川路伊文思图书公司。
以上出版的图书都有两个版本,以《国际联盟讲评》为例:
1.王岫庐编译,1920年8月20日出版,
岫庐印行 王岫庐发行,华丰印局印刷
上海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发行
“岫庐公民丛书”第一类 定价大洋五角
2.信夫淳平著、王岫庐译,1921年7月出版
发行者:公民书局;印刷者:公民书局;总发行所:公民书局
公民丛书:国际类第二种,定价大洋四角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云五早在1920年8月就已经翻译出版了《国际联盟讲评》等书,列入“岫庐公民丛书”,华丰印局印刷,委托上海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发行,这是民初典型的个人出版商的运作模式,而此时公民书局尚在襁褓之中。待王云五参与筹办公民书局之际,他又将“岫庐公民丛书”演变为公民书局的“公民丛书”,带书进局。所以,多种“公民丛书”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即王云五印行的“岫庐公民丛书”本和公民书局本。
王云五说他翻译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在公民书局“出版后销路颇广,不满一年,迭经四版”。今翻检《社会改造原理》,分别是1920年8月20日第一版、9月15日第二版、11月1日第三版、1921年第四版,而此时公民书局尚未正式营业。所以王云五此说亦不确,反而证明了从“岫庐公民丛书”到公民书局“公民丛书”的一个演进过程。眼见王云五所编“岫庐公民丛书”销路如此之好,故赵建藩等人拉王云五入伙共同创办新的书局,且书局命名为“公民”,可见书局出资人对“岫庐公民丛书”、对王云五之重视。
今据所见公民书局所出版的图书及图书所附“公民书局新书一览表”、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20世纪20年代其他杂志所刊登的广告、各类民国书目,公民书局计划出版“公民丛书”约46种,实际未能全部出版。“公民丛书”前附有王云五所撰《编辑“公民丛书”旨趣》,可知王云五编纂“公民丛书”的缘起、经过、分类:
欧战终,国人一激于和会外交之失败,再激于世界改造之潮流;咸以求新知识为亡羊补牢之计,于是出版界顿呈饥渴之观。溯吾国海通以还,每经巨变,辄有如斯现象,同光之交,所注重之新知识为机器枪炮;甲午之后,为政治;庚子之后,则为教育。夫学术如人体然:五官百骸,一有失调,则足沮全部之作用。向之求新知识者,皆未免失诸偏颇;此成效所由不彰也。然而往者已矣,吾滋为今惧。
吾人何为而读书乎?要不外学为人之道耳。人各有对世界对人类对国家三种义务,故国际的社会的政治的知识为不可缺。人各有对精神对物质二种关系,故哲学的科学的知识为不可缺。他如生存所必需者为衣食,则经济的知识尚焉;进化所必需者为发展,则教育的知识尚焉。凡此七端,有一或缺,则为人之道不备;而在一国中,亦不得谓为公民。……都凡七类:一、国际;二、社会;三、政治;四、哲学;五、科学;六、经济;七、教育。虽本于公民之必要知识,图为有系统的贡献;而短绠汲深,殊虞不逮。倘海内通人,认鄙见为有当,益广其组织而大有造于社会焉;则余之丛书,又奚足道。
04
王云五与20世纪20年代
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论已经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众多关心民族命运、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和选择。王云五本人作为两版“公民丛书”的实际掌舵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今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王云五“岫庐藏书”中就有陈望道翻译的首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和杨明斋签赠的《评中西文化观》。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传播占有特殊的地位,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发起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19年秋,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收到邵力子来函,提及《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拟邀请陈望道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欣然应允后,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的柴屋里夜以继日地翻译着。当时,连必要的工具书和基本资料都缺少,“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1920年5月,陈望道带着译稿赶赴上海。然而,《星期评论》却被迫停刊,不得不另找机构出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决定资助出版,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问世,所印一千册很快赠售一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杨明斋是一个“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1920年,杨明斋随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回到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初建工作。在上海,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访问了陈独秀及《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负责人。后来,杨明斋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建中俄通讯社,主办外国语学社,并一度代表党指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说,无论是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教育上,还是在宣传工作上,杨明斋都是建党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杨明斋撰写的《评中西文化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系统地批判了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等所倡导的“复古主义”“农村立国主义”复古倒退思潮。同时指出:“离开社会生活的实事讲文化,犹之乎离开人的生理高谈心境。”“要打破那种资本帝国军阀,也非采用社会主义不可。”
王云五收到《共产党宣言》和《评中西文化观》,说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应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较为深入了解的知识分子之一员。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书局“公民丛书”翻译出版了一些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恩格尔(即恩格斯)著、郑次川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正是恩格斯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一个中文节译本,是我国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恩格斯著作,一度成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社会上流传的主要版本。这本书出版至今,始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作、代表作、权威作,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历史过程第一次得到完整的总结和叙述。马克思亲自校阅了此书,并在法文版出版前言称赞它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公民书局在刊登图书广告时亦称:“恩格尔系马克思一生最要好的朋友,《共产党宣言书》是他们两人合著的。马克思死后,许多遗稿都赖恩氏清理印行,所以他两人的著作系相辅而行的,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该读恩格尔的著作,尤以这本书为不可不读。”
除了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公民书局亦曾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分售处。《向导》第四期第一版登出“中华邮务管理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表明在租界秘密印刷出版的《向导》周报,其公开发行得到了政府当局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也逐步公开化。随着报纸的公开发行,其定价也有所调整:“零售每份铜元四枚,半年大洋七角,全年大洋一元三角。”《向导》属于政治刊物,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主要任务是向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在黑暗中摸索的进步人士指明前进的方向。蔡和森、彭述之和瞿秋白曾任该刊的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李达、彭述之、张国焘、赵世炎等。该刊载文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推动和建立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王云五参与的公民书局成为《向导》的分售处,表明他亦乐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05
结 语
“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书局“公民丛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惹来了些许麻烦,进而遭到地方政府的查封,“要求查禁最近新发售的含有鼓动过激主义的‘公民丛书’一种”,“书坊售出之‘公民丛书’含有过激主义,请饬查禁”。然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火焰逐步蔓延至全国各地。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湖南,与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在长沙筹办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11月10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中列举了62种重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著作,“岫庐公民丛书”中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原理》《国际联盟讲评》《波斯问题》《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都被列为“书之重要者”,足见“岫庐公民丛书”传播地域之广、影响之深。
随后的历史表明,王云五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一生的信仰。这是因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这促使他们优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对他们来讲最有用的内容即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容。王云五编纂“公民丛书”的目的是输入西学,开启民智,具有文化启蒙的自觉与责任,“冀以最新颖之学识介绍国人,造端虽细,收效或宏”。除了出版利益的考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亦是当时社会上最流行、最新颖之学识,是可以指导社会变革的思想。王云五的出版发行活动不与其信仰合体,而“是有意识、有选择地为突破封闭的知识结构,为建立新观念创造新社会,自觉地通过翻译西学来实现自己的使命”。即使王云五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但从20世纪20年代初“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书局“公民丛书”出版的过程、影响来看,王云五、公民书局的翻译出版发行活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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