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27 14:16:32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于信

骈文在先秦时期滥觞、两汉时期萌芽，到了魏晋时期真正形成，此后又随着社会时代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其体制和风格也不断演进。大体说来，其流变过程可以划分为魏晋、六朝、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等几个阶段，具体说来主要是经过了形成、鼎盛、变革、衰落、复兴的曲折过程。

1、魏晋 ——骈文的形成期

魏晋时期，重点是曹魏至西晋时期，虽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但是思想空前解放，人们对文学性质特点的认识有了划时代的变化。鲁迅先生指出：“用近代的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而已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自觉”首先表现在“诗赋欲丽”（曹丕《典论 ·论文》）的认识，进而扩展到整个文坛之上，形成崇尚华丽的辞采、追求文学形式美的文风，最后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各种文体都走向骈化，直接促成了以四六句式为主的骈体文的产生，此时骈文的基本特征是在追求精美的同时，也保持着通脱之气。首先是曹魏时期的骈文作家因为受“建安风骨”的影响，虽然追求骈俪，但是清俊之风犹存，不仅诗歌生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 ·时序》）的风格，骈文也不凝滞于对偶，而是以散带骈，气势清俊疏畅，虽多双行骈偶之句，但无滞涩不畅之弊。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主体上以骈语行文，但由于采取以散带骈之法，所以行文明切自然，气势流畅，带有潇洒自如的“魏晋风度”。但是到了西晋，骈文追求绮靡的趋势特别突出，主要趋势是讲究对偶，追求工丽与辞采之美。刘勰说它“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时序》）。刘师培说是“西晋以降，由简趋繁”，都把握住了这一点。

2 六朝 ——骈文的鼎盛期

骈文在魏晋时期真正形成之后，在求美求俪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到了江左六朝时期，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促进其快速发展：就其外部环境而言，江左六朝相比于北朝的割据动荡，社会相对安宁，一时名士多渡江南迁，荟萃江左；同时南方地理环境优越，山川秀丽、风光旖旎，也确实有利于文学创作。此外六朝君主大都爱好与提倡文学，导扬风雅，奖掖文士。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骈文走向繁荣的积极因素。

就其内部环境而言，六朝时期，一向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学渐渐衰落，老庄的自然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风行天下，文学更加自觉：一是文学已经从与其他学科混杂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科；二是对自身特性及创作规律的认识明显提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一书的问世。本书体大思精，详切该备，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文学问题的一部划时代巨著，突出地体现了六朝时期文学的自觉。三是四声八病之说应用于骈体文，使骈文在对偶、用典、藻饰之外又增加了声韵之美。于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之下，骈文体制日益完备，逐步达到鼎盛状态：其中刘宋骈文 “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齐、梁，纂组之风渐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宋文纪》），呈现出过渡性特点，一方面尚存魏晋骈文的清俊之风，另一方面又开启刻意雕琢，追求词采之美的路径。

齐、梁骈文则上承刘宋骈文的雕琢尚美倾向，从四个方向上大力推进，第一是强化对偶的精度和密度，多以四字句、六字句并列或错综的方式行文；第二是以才学入骈文，大量使事用典；第三是极力追求词采之美，呈现出“雕藻淫艳”“倾炫心魄”的绮丽华靡状态；第四是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追求声韵和谐之美。此时的骈文，对偶、用典、声韵、藻饰四个要素齐备，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翕会，性灵摇荡。

前有颜延之、谢灵运、鲍照、沈约、江淹、任昉、谢朓，含藻佩华，星辉月揭；后有徐陵、庾信，联镳并美，蔚乎大观，造就了中国骈文史上的巅峰——“徐庾体”骈文。许梿《六朝文絜》中说得好：“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尤其是庾信骈文，在南朝梁代已经做好了艺术形式、技巧等各个方面的储备，并且经过了长期的创作实践磨炼，后来又亲历国破家亡之痛、羁留北国的乡关之思，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卷舒，变化自如。《四库全书总目》就赞美庾信骈文“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在六朝骈文史、乃至整个中国骈文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他和徐陵一起，登上六朝骈文的巅峰。

3、隋唐五代 ——骈文的变革期

隋唐五代骈文从反对六朝，特别是齐、梁骈文风气开始，中间经过盛唐、中唐、晚唐的演变，到五代时期又复归于六朝旧路。

隋朝开国之初，文帝杨坚就接受李谔的意见，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文帝论文书》）的六朝末期华而不实的骈体文风进行改革，但是隋炀帝登基后则反其道而行之，骈文又回归六朝末期的浮靡之路。

到了唐代初期，骈文家多是陈隋遗老遗少，所以骈文风气便是陈隋馀响，如虞世南、上官仪之作，仍然以梁、陈以来绮靡浮艳为主要特色。此后到了高宗、武后时期，随着唐王朝思想、政治上革新思潮的兴起，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也极力反对齐、梁、陈、隋以来的浮华文风，在骈文创作中追求“骨气”、推崇“刚健”之风，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就是骨气端翔、刚健清新之作。到了盛唐，首先是张说、苏颋骈文承“四杰”之风，不仅重气骨，而且内容充实，文质兼备，人称“燕许大手笔”，显示出骈文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改变，如张说的《洛州张司马序》，苏颋的《太清观钟铭》等作品，都是华实相扶，文质兼备之作。然后是天才李白，其骈文以雄奇豪放为主要特征，如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明堂赋》《暮春于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豪迈的精神、开朗的格调、博大的胸怀，彻底摆脱了以往骈文的思想和情调，成为名副其实的“盛唐之音”。

中唐时期，经过“安史之乱”之后，李唐君臣努力收拾残局，推行改革朝政、整顿朝纲的措施，希图促成大唐帝国的中兴。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文坛上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精神渐渐地成为主潮。一方面，延续百馀年的文体文风改革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另一方面，诗歌领域也发生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形势下，骈体文作为文体文风革新的主要对象也发生了变革。先是陆贽继承盛唐骈文家们的改革成果，采取一系列具体方法对骈体进行了重大的改造：一是加长骈句，改变过去骈文的四六体式；二是加长篇幅，改变过去的短小体制；三是骈散结合，打破以往骈文死守对偶的呆板滞涩状态。通过这几种改革，其骈文呈现出新的特色：通俗明白，开卷了然；剖析事理，深刻透辟；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如其《奉天改元大赦制》《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等既是经世致用之文，也是骈散结合的佳作，为后世的欧阳修、苏轼、曾国藩、张之洞等多人所取法。其后韩愈、“刘柳”、“元白”等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们也在写作古文的同时，创作出一些非常可观的骈体文。但是对后世骈文影响大的还是陆贽。

晚唐时期，温庭筠、李商隐诸人的骈文回归六朝。特别是李商隐，更是骈文的一代宗师，他把骈文的四大要素充分发挥出来。其一，工于用典。一方面将用典与议论说理相结合，如《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另一方面将用典与叙述描写相结合，如《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其二，长于抒情，善用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具有情致缠绵、善表委曲的特征。其三，善于议论。他继承陆贽等人以古杂今、骈散结合的手法，又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熔于一炉，文笔轻松自然，没有骈体的板滞之病。亦骈亦散，夹叙夹议；议论、叙述、抒情三者合一。其四，华艳惊人的辞采，清新峻拔的风格。

从初、盛唐骈文层面考察，王、杨、卢、骆和张说、苏颋的骈文内容宏博，音节响亮，但是清新峻拔不够；中唐陆贽骈文通畅有馀而美感不足。李商隐骈文既具峻拔清新之风，又“句挟惊人之艳”，真正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如其《上河东公启》《献相国京兆公启》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可惜的是，到了五代时期，随着社会动乱不堪，作家们大都对前途悲观失望，因而在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寻求刺激，骈文受此影响，重回六朝末期绮靡浮艳的老路。

4、 两宋 ——骈文的继续变革期

宋代骈文是在因革唐人骈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其路径基本分为两条：

一是自宋初西昆派之杨亿、刘筠、钱惟演以迄宋庠、宋祁、夏竦、胡宿、王珪，承晚唐五代骈文之馀波，重点取法李商隐骈文，未能自出新意，词取妍华而不免庸肤。

二是欧阳修、苏轼等人为代表，继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借鉴陆贽改革骈文的经验，对宋初以来华而不实的骈体文风进行改革，将古文风格、笔法引入骈文，使得宋代骈文面目一新，形成迥异于前代骈文的突出特点：一是长于议论。王志坚在《四六法海》中说得比较清楚：“四六与诗相似，皆著不得议论。宋人长于议论，故此二事皆逊于唐人。”虽然对宋代骈文善于议论抱有成见，但是也确实揭示出宋代骈文的突出特点。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的骈文议论生发，文气充足，不失为骈体佳构，自有高于唐人之处。二是将散体古文的气势和笔法引入骈文。清人程杲就看出这一点：“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四六丛话序》）应该说抓住了宋代骈文的一大特征。三是喜欢用长句对偶。南宋骈文批评家谢伋在《四六谈麈》中就特别指出：“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格。”点出宋人好用长句对偶的习气，只是他把时间限制在“宣和间”是不对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骈文在此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四是大量使用成语，用得好的则能推陈出新，自然妥帖；用得差的，则是生吞活剥，晦涩难懂。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就指出这一点：“六代初唐，语虽襞积，未有生吞活剥之弊。至宋而此风始盛，运用成语，隐括入文，然有馀于清劲，不足于茂懿。”当时，许多骈文家都在使用成语上存在晦涩不畅的毛病，只有欧阳修、苏轼等人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并以散行之气加以疏通，为骈体文别开新境。五是以欧、苏为代表的宋代骈文家将散文的风格引入骈文，创作出“白描的骈文，仿佛画家从金碧山水解放到水墨山水一样”（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语句朴实自然，洗去浮华之习，显现出一股清新自然之风。最终，北宋骈文形成欧苏与王安石两个流派。

到了南宋时期，骈文作家辈出，如汪藻、孙觌、綦崇礼、三洪、陆游、周必大、杨万里、王子俊、李刘、真德秀、陈耆卿、刘克庄、方岳和文天祥等，成就都比较可观，但是总体上都不出这两派范围：有的追踪欧、苏，有的师法王安石，虽然各有造就，但是都与北宋二派骈文存在源流关系。所以杨囦道曾经指出：“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东坡。大抵制诰笺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自各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云庄四六馀话》）揭示出两宋骈文的源流关系，切中肯綮。

5、元明 ——骈文的衰落期

元明两朝是骈文极度衰落时期。元代骈文继宋、金之后，其中金代骈文本来就远逊于宋朝，其初为草创阶段，借才异国；中期即大定、明昌时期，骈文逐渐呈现出自己自然畅达的特色，但缺乏大手笔；后期经过国破家亡之痛、山河异色之悲的磨难之后，骈文创作颇有起色，其中赵秉文、李俊民、元好问的骈文成就可观，但是由于整体成就不能与宋人相比，所以元人骈文学宋而罕见学金。孙梅在其《四六丛话》中介绍元代骈文创作时，标举出阎复、姚燧、王恽、袁桷、虞集、刘埙六个人。细观其文，都以学宋为主要法门。姚燧是元代较早的骈文作家，其作品就反映出元人骈文的共同缺陷：学宋不至，画虎类犬。虞集骈体也是取法宋人，尤其对欧阳修最为倾心（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但是文章内容平庸，措词造语也平平淡淡，既乏工致典雅之态，更无可以回味的意韵。阎复、王恽、袁桷三人为文也都注意师法宋人，但结果却流于平庸空疏。刘埙骈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作了中肯的评价：“埙之所长，在以散体为四六，埙所短在以四六为散体。”以散入骈本是唐宋以来骈文改革的大趋势，也是元人学宋人骈体的比较普遍的路子，但刘埙之失在于学养与才力不足，因而其骈体缺乏宋人的才情与韵味。在元代，只有赵孟頫骈文尚存宋人遗意。如其《赠张九思上柱国鲁国公谥忠献制》，措词典雅又无晦涩之态，工致娴熟，平实典要。虽然行文有不少长句对偶，但文气承转还能自如，不失宋代骈体风范。

明灭元之后，主要政策和策略是向汉、唐回归。特别是到明代中期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都倡言复古。骈文作为复古派打击的对象之一，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下更衰落至极。当时以骈体行文的，一是表、判，但是一味模仿古人，没有生气，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在论述骈文弊端时特别指出：“再滥于明人之表判；剿袭皮毛，转相贩鬻，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巧而伤雅；四六遂为作者所诟厉。”二是笺、启，作者多承南宋人空谈性理的风气，缺乏深厚的学养，所以偶尔为之，也难有佳作。正如瞿兑之所说的，明人“承南宋人的风气，多不读书。……于是骈文成为极狭隘的用途，也就变成极卑陋的风格。明朝人只有笺启上用四六，现在偶然看见一些，都恶劣不堪。直到清初，犹是此种风气。李渔有一部《四六初征》，大约就是专为当时书启师爷用的，看他所选的，简直令人作呕”（《骈文概论》）。所以，明代和元代一样，都是骈文的衰落时期。

6、清代 ——骈文的复兴期

清代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用科举取士、重开博学宏词、整理古代典籍等手段笼络才智之士，另一方面又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使文人学士不敢涉及现实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只好转向古典，以文字训诂、文献考订的方法整理古籍，从而导致考据学的兴起，并在乾、嘉之际达到高潮，结果为讲究文字对偶、用典、声韵、藻饰的骈文带来生机，并且逐渐达到复兴状态。纵观有清骈文，其主要特点是集古人骈文之大成，魏晋派、六朝派、三唐派、两宋派等各种骈文流派都曾在文坛上流行。胡念修在《石笥山房骈体文录序》中对清代骈文的这种复兴状况做了描述：“国朝入关定鼎，文运大昌……为先哲遗音者，有若茗柯（张惠言）抱建安之骨，玉芝（邵齐焘）扬太康之风，西河（毛奇龄）衍宋齐之波，湖海（陈维崧）刻梁陈之韵，仪郑（孔广森）思补挚节于李唐，芸楣（彭元瑞）、确山（蒋士铨）侔色于赵宋。”这里提到的骈文大家张惠言、邵齐焘、毛奇龄、陈维崧、孔广森、彭元瑞、蒋士铨都是清代骈文的大手笔，但是都以师古为特征。张之洞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骈体文家”条目中又特别从流派的角度加以说明：“工此体者甚多，兹约举体格高而尤著者，胡天游、邵、汪、洪为最……诸家流别不一，有汉魏体、有晋宋体、有齐梁至初唐体。然亦间有出入，不复分列。至中晚唐体、北宋体，各有独至之处，特诸家无宗尚之者。彭元瑞《恩馀堂经进稿》用宋法，今人《示朴斋骈文》用唐法。”又举出胡天游、邵齐焘、汪中、洪亮吉、钱振伦五位骈文大家，也揭示出他们以师古为主要创作倾向。所以，张廷华总结说：“要之，清代骈文，无体不备，卓然成家者，可以百计。其高者率驾唐宋而比齐梁，远为元明所不及，可谓盛已。”（《骈文自修读本》）特别指出清代骈文“无体不备”，大都是以师古起家的共同特征。所以，清代骈文之复兴，主要就在于它集古人骈文之大成，使骈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生机。虽然期间纳兰性德、郑板桥等人在骈文理论和实践上曾努力摆脱复古之习，追求独立创新，但是没有改变清代骈文着重于复古的主体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