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3:46:01 来源：中华书局上海聚珍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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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600多年的本草环球史，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

创建了跨越政治、文化边界的全球商业网络，成为健康知识生产的驱动力

《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

1.全球史治学理路。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或单一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以联系、发展的眼光关注全球范围内医学知识的流通和医疗物品的贸易。

2.物质文化史转向。从观念的历史到物质的历史，展现医学知识与实践所依存的物质文化背景。本草知识及思想文化是观念，也是一个物质的流动场域，它是人、思想和事物跨越各种边界的活动，呈现意义、联想和情感反应。

3.两位国际院士领衔，十八位优秀学者和学术新秀跨文化对话。本书作者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学科背景多样，既有历史出身的学者，也有中医与西医背景的学者。

4.丰富多样的医疗史前沿研究成果。如梁其姿、陈明聚焦阿魏作为药物、香料和植物在全球1000多年的流通，追踪阿魏相关知识从生产、转化、变更、传播到不再被重视的过程；何安娜从有关食用大黄的一封信开始，将大黄的故事纳入全球视野，引入“糖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饮食习惯”的宏大命题，发现了大黄从药材到食材的变化；高晞从“中国根”的知识考古与权力隐喻角度得出“‘中国根’是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的结论；王家葵从药理学和毒理学两个角度对古代草药记录进行了探讨，看到了传统本草学向现代药物学转型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徐源、周英杰使用新的数字人文工具分析早期佛教与道教文本中出现的本草。


本书汇集全球医疗史领域18位优秀学者和学术新秀的前沿学术成果，以本草环球史为主线，对1600多年长时段、跨地区的医药产品，如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进行追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多维度展现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及健康知识生产的关系。在方法论上作了两重创新，即全球史方法和物质文化史方法。医学史领域的未来不仅需要对物质文化展开全球史研究，还需要探索新的史料和数字模拟分析方法。本书为跟踪本草的全球旅行足迹，作了良好示范。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2009）、《步行者：闻玉梅传》（2021），主编《医学与历史》（2020）。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全球历史与文化中心主任，荷兰莱顿大学亚洲艺术系主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著有《宋元明时期中国的吉安士人与地方社会》（2007）、《青花之城：中国瓷器与近代早期世界》（2020），主编《书写物质文化史》（2015）、《印度世界的健康和物质史：医药、物质文化与贸易，1600—2000》（2023）。


1.影响世界的中药，影响中药的世界！本草的研究应当是在穿越古今、横跨中西、学科交叉中进行的。《本草环球记》正是如此做的。


2.《本草环球记》以“背负青天朝下看”的全球史视野，俯瞰5世纪以来本草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历史长河，追寻本草思想体系从博物传统到数理传统的嬗变轨迹。可谓：本草环球路，东渐西传，开辟文化交融崭新视界；健康世界观，无问南北，承载跨越时空永恒梦想。




引言：查理五世相信“中国根”

1545年冬天，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正遭受人生第11次痛风的侵袭。2月9日，英国驻荷兰大使沃顿（Nicholas Wotton，1497—1567）觐见查理五世，发现这位叱咤风云的欧洲政治强人状态非常糟糕：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脚放在另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用毛巾包着一只胳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2月10日，查理五世决定服用一种名为“中国根”的新药。服药不到两个月，他便恢复健康。原本颓丧地躲在比利时宫廷不愿见人的君主站立起来，重现优雅的姿态。他的服药决定是影响近代早期东西方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让查理五世重振威风的药物是一种来自中国菝葜类植物的根块，它的英文名是China Root，拉丁文为Radix China。该药最早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常用的葡萄牙名是Raiz dos Chinas。当时欧洲的“中国根”主要由印度进口，因而欧洲人又称之为“Wood of Inde（印度木）”。受惠于“中国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颁发药物许可证，使之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当时被誉为“神木”的“中国根”一度风靡欧洲，由此引发了巨大商机。在16—17世纪来往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货船上，“中国根”是必备的商品。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史”“海洋史”研究的兴起，海内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中这项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国根”在欧洲大陆长达四个世纪的流传和广泛使用，纷纷展开研究。2022年最新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16世纪欧洲医学简史》便将“中国根”列为16世纪进入欧洲的两大新药之一，“中国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医学史书写的显要位置上。只是，部分研究者的视野多聚焦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范围。作为大航海时代欧亚贸易的产物，学者们分别从贸易、文化交流与医药传播的角度展开探讨，采信的史料多依据16世纪以来的商人、旅行者以及外派东方的欧洲医生撰写的游记、考察东方香药的医学报道，以及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这样的研究关切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将一个医药交流事件放置在长时段跨区域的世界历史范畴内考察，可以突破医药史或是技术史的狭窄框架，通过贸易数字的统计与分析，考察“中国根”在欧洲所呈现的物质文化形态，并论证“中国根”在欧洲盛行的史实，勾勒出药物全球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然而，仅凭货物数字就想阐释欧洲科学家、政治权贵和民间社会对“中国根”的不同认知，难免显得单薄而无说服力。比如，所有的研究者都从既往的史料中发现，“中国根”并不是历史传说中治疗梅毒的良药，17世纪之后的欧洲医生就弃之不用，来自美洲的愈创木才是对付梅毒的“神木”（Holy Wood）。那么，为什么“中国根”的社会影响会经久不衰呢？

若要分析“中国根”的神药形象是如何构建的，需要将眼光回到欧洲本土，从同时代欧洲医生的文献中寻找“中国根”使用的痕迹，考察医生认识、处理“中国根”的方法和态度，考察这款异域新药是否对欧洲医学知识的科学化转型产生过影响，以此发掘“中国根”的盛行与欧洲知识革命和科学方法论创建的相关度。本文将欧洲第一部以“中国根”命名的科学著作《中国根书简》（1546）和葡萄牙名医的《医药百章》（1551）为研究对象，并参照同期阿拉伯医师的处方和中国医家的医方、医案和本草著作，尝试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两个问题：一、 从知识考古角度，探究16世纪欧洲医学界对“中国根”的认识和使用方法；二、 从 《中国根书简》作者的写作动机分析，他为何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由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尝试从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并通过学术语言完成方法论的建构，同时考察在此关键时刻进入欧洲的“中国根”，在欧洲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转型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

结语：“中国根”是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

“中国根”在欧洲盛行，与两位历史人物有关：一位是查理五世，另一位是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交战时，守护在他身边的御医维萨里。晚年的查理五世依然受困于痛风和各种疾病，报告说这位在欧洲战场上叱咤风云多年的老人“整天脾气很坏，情绪恶劣，一只手已经瘫痪，一条腿弯缩在身体下面，他拒绝接见任何人，把时间消磨在拆卸和装配钟表上”，将不久于人世。1555年1月，查理五世退位去修道院，临别时，他给了维萨里一笔终身养老金，并允许他为新统治者服务。“中国根”并没有帮助查理五世摆脱困境，在他去世前痛风再次强烈发作，而维萨里则顺利地登上新皇帝菲利普二世御医的位置。

《中国根书简》则是维萨里御医道路上知识与权力的隐喻，成为他阐述自己学术方法和表达科学态度的工具。“追求真理”是《中国根书简》的核心价值所在，显然，维萨里想通过解读新药“中国根”的方法为自己反驳盖仑经典、创建自己的新观点作辩护。正如后来的研究者对《中国根书简》的评论：“在同一封信里他讨论中国根，同时又对盖仑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因为他受到不信任权威、相信科学解释的启发。”

《中国根书简》与其说是一封私人书信，还不如说是一篇严谨的科学论文。它从科学角度对“中国根”的临床应用作了全面阐述，类似“中国根”的说明与临床使用指导。仅“中国根”部分的内容包括：学术名称的甄别、药物进入欧洲的来龙去脉、植物特征与特性、泡制方式、治疗方案以及与其他相关药物的比较研究。维萨里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临床案例对“中国根”的疗效作了科学的分析，正确地示范了如何科学地观察研究“新事物”，客观地评估“新药”的效果和价值，如何展开对旧理论的批评和接受新事物。首先，如何端正科学的态度与认知？面对世人对“中国根”的追捧，维萨里清楚这是因为“皇帝的威望在短时间内赋予了这种药物如此大的名声和声誉”。他的批评直指跟风的医生：“以专家身份跟随在王子们的后面，在公开的场合享受到人们的赞扬，而把自己的研究远远抛在脑后。”维萨里既反感医生追随权贵的风气，又反对盲目相信学术权威。其次，以观察和实证的方法，重新检视古典学术的内容。在《人体之构造》中，维萨里认识到自己最初是“盲目相信”盖仑的结论，他后来对科学真理的认识与发现是通过观察、亲手解剖、准确绘制和阅读比较盖仑的著作逐步建立起来的。维萨里表示：“我们不会像病人那样不理智地赞叹这些外来的东西，并把它们用于治疗，不管它们是多么地与理性和我们的艺术方法相抵触。”维萨里列举了欧洲医生常用的治疗痛风的苦草、对付梅毒的土大黄、美洲菝葜等药物，通过调查、分析和比较的实证方法阐释了新药“中国根”的效果。再次，如何对待新知识、方法和新药物？维萨里在信中说，自己是第一个通过调查真相而对盖仑学说提出挑战的青年人，相信同时代博学者们会为后生超越的努力而骄傲。

维萨里是西方医学由古典向近代转型的领路人。《中国根书简》记录了他与以西尔维乌斯为首的盖仑信徒间的学术争执。在这场“新科学医学”与“旧盖仑学派”的直接较量中，新药“中国根”起到了药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学新思想的产生。维萨里在“中国根”的最后部分讨论了解剖学与药物学之间的关系：“那些认为手与医疗工作无关的人的判断是非常扭曲的……就好像一位被认为是真正的医生的人最终会成为一名医生；如果一个人在医学的某一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就会对其他的医学知识产生抵触情绪。”

16世纪的欧洲医生和东方医生在处理“中国根”药材时所表现出的相似性，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历史现象，有利于思考东西方传统医学知识体系是否存在着内在逻辑一致的可能性，以及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的东西医学之间所存在着的交互、对话与影响。西方学者认为，16世纪进入欧洲的美洲和亚洲岛屿的新植物，推动了欧洲博物学家和药物学家对来自异域的植物与本草的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些交错的东西方传统，植物科学的创立成为 16世纪最伟大的综合科学成就之一。作为一种药材，“中国根”从中国流传到欧洲的名医维萨里等人之手，进而演化成为一项科学研究活动，“科学可以理解一种沟通方式”，而知识的流动就构成了不同文化间互动的一部分。

但是，为什么之前的研究会忽略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只关心漂流在大西洋和印度之间的“中国根”的命运，却忘却了它抵达的彼岸，是一个正在经历着新旧知识更替和生活裂变的世界。正如诺顿（Nutton）所指出的，16世纪的欧洲医学处于“新药与旧文献”“新药与旧范式”并存的时代。欧洲的人文主义博物学家和医生在追溯古典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解剖身体、收集与分类植物标本创建了一个由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构成的“知识仓库”，从而重建他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后来的历史学家将此称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此时闯入欧洲的“中国根”，在博物学家和医生的视野中就是一种可以进入到他们“知识仓库”的特殊知识产品，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产生利润的商品。“由大航海发现引起的态度转变是一个里程碑，影响的不仅是地理学和地图说，还有‘自然史’。这引发了所有科学学科（不仅是数理科学）的变革——因为它影响了所有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异域而至的新药就是旧知识转变的驱动力。此外，查理五世个人体验的介入、查理五世与维萨里的特殊关系，致使在欧洲医药市场流通的“中国根”一直配带着“权力”符号和“权威”的光环，这点居然为所有研究者所忽略。如果说维萨里是以《人体之构造》向盖仑学派的古典医学发起挑战，那么《中国根书简》就是通过对“中国根”的分析与研究，深化对盖仑解剖学的批评，创建了医学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将西方医学从古典领进了文艺复兴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