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书展活动现场,嘉宾们分享心得感悟。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45》(排印本)上海韬奋纪念馆 编中华书局
11月18日,由上海韬奋纪念馆与中华书局联合推出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45》(排印本)在上海书展正式亮相。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是上海韬奋纪念馆馆藏珍稀档案史料,时间跨度自1933年至1945年。这批档案信息量大、自成体系,且保存相对完整,已经采用全部影印的方式公开,不修饰、不删节、不遮蔽,成为“逆流中的一个文化堡垒”。
在上海书展《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45》(排印本)的分享活动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赵书雷等嘉宾分享了出版此书的故事以及自己的感悟。
开启了新的书业征程
主持人(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副总经理贾雪飞):非常高兴在这里隆重地推出一本新书《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45》(排印本),同时也非常荣幸,这场活动是上海书展的第一场活动。这本排印本的出版是将学术、馆藏与读者共享,值得赞扬。我们先请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赵书雷先生讲话——作为馆方为什么要把这套书拿出来和外界共享。有请赵馆长。
赵书雷:我介绍一下这套书的源起和基本的想法。1932年7月1日,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前身是创办于1925年的《生活》周刊。
生活书店是员工持股的,每一个员工都是书店的主人,所以他们每一次会议都有详细的记录,当时胡愈之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有三项原则规定: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生活书店的主旨就是促进文化、服务社会,致力于进步书刊的出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生活书店一跃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重要力量,在全国先后建立了55家分支机构和办事处,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书刊,对宣传抗日救国、推动文化进步、传播马列主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生活书店的顽强抗争,启蒙和鼓舞了一代中国人走向抗日的道路。
1948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开启了新的书业征程,在解放思想、繁荣出版方面继续作出贡献,到现在书香一脉还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社科和出版重阵。
上海韬奋纪念馆是1958年成立的,流淌着生活书店的血液,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的原件是我们独有的珍稀史料,它们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随着生活书店同仁的颠沛流离,一路走到现在,能够保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从2018年建馆60年的时候开始启动文献影印出版计划,相继出版了四本影印本,以及第五本排印本,排印本的出版就是为了方便读者,希望读者阅读无障碍。
第一本的起止时间是1933到1937年,当时生活书店在上海创立以后第一次召开社员大会,这是初创时期的所有记录,记载了民主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包括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讨论了社务情况和人事变动的所有细节。
第二本是从1938年1月3日生活书店总店迁到汉口开始,到1939年4月结束,记录了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以及在战争时期处理社务、业务和人事的情况。
第三本的起止时间是1939年2月到1940年5月,记录了生活书店新社章的通过,新领导机构的选举产生、组织系统大纲的确立等事项。书店在遭受日机轰炸、国民党审查封店带来的摧残下,多措并举努力完成“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的工作目标。
第四本的起止时间是1940年5月到1945年3月,记载了在面临战事及国民党当局迫害、摧残的双重压力下,社务、业务和人事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的隐瞒,全部呈现给大家了。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展现了文化堡垒艰辛创业、历经播迁、坚持文化抗战、追求真理的不平凡历史,同时也呈现了独树一帜的内部管理制度,在制度化、人性化、民主管理等企业管理方面,都会给人很大的启发。我觉得通过这些纸张和笔迹各异的记录,可以看到一个个前仆后继的身影,一批批风尘仆仆的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斗志高昂。
邹韬奋总结说生活书店的精神就是“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这八种精神,既是生活精神,是生活书店的灵魂,更是他的品格,这些精神至今还散发着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今年是生活书店成立90周年,我们已经在出版四册影印本的基础上出版了排印本,另外我们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生活书店90年纪念展,也欢迎大家来参观。真心地希望排印本的出版能够带动更多人走近邹韬奋,走进生活书店,开启对邹韬奋和生活书店史料思想史研究的新征程。
推进了上海文化的研究
主持人:对于研究近代史、近代文化史、出版史来说,这套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实这套书还有一个令我们普通读者非常惊奇的地方,就是它真的非常有人情味和烟火气,阅读时会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下面请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发言,邹老师对生活书店、对近代出版史都进行过研究,与上海韬奋纪念馆也有非常深的渊源,有请邹老师。
邹振环:大家都知道,生活书店虽然在民国时期不算非常大的一个出版机构,但它的影响力很大。把生活书店的史料整理出来,对于研究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从三个方面来说一下。
第一,生活书店史的研究,是我们当今出版史研究中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原因就是关于生活书店的书籍只出了影印本,所以把之前的影印本整理成排印本,意义非常重大,对于将来会议记录内容的传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这本排印本里,还改正了一些错字,把人名统一了。
我想将来的生活书店史的研究会比较多,也比较充分地来引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的资料,因为大家都讲了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这非常珍贵。
第二,本书的出版,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海多元出版文化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海很多书局的档案并未完整地保存下来。而排印本提供了关于生活书店如何发展、如何开设分店、迁移形成决议,特别是人事任免的讨论。内部员工福利,如宿费、膳费、旅费、工资增减等,都有事无巨细的记录,完整记载了生活书店的内部管理、运作状态和发展历程。这些细节为我们今天通过一个书局的运营数据来观照上海出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而且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海多元出版的文化场域,以及上海文化都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本书的出版,将大大推进中国现代的“红色文化”出版史的研究。生活书店在民国时期前后持续生存了16年(1932年—1948年),虽然就出版规模而言,自然不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但就影响力——中国共产党进步文化事业而言,特别是从“红色文化”的视野来考察,生活书店实不在上述三家之下。生活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有20多种,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这也是生活书店明显区别于其他书店的先进性出版特征。
如果要吹毛求疵提一点改善建议的话,我建议将来重印可以做一个人名索引,这样会更便利读者使用。
第一时间回到历史现场
主持人:对于这套会议记录能够如此完整地保留,其实是让人非常惊讶的,算是一个奇迹,我想请问赵书雷馆长,这套生活书店的会议记录,从1933年到1945年,历经磨难,是如何完整保留下来的?
赵书雷:我想他们当时开会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份记录最后会出版,因为会议记录是内部留存的,不是对外的公开出版物。它非常真实,如果我们认真翻看这套书的话,你会看到他们讨论的点点滴滴,全部都如实记录在里面,哪怕是投票,你得几票、我得几票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很多的资产都流失了,这套会议记录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建馆时,保存了这批珍贵史料的老三联人邵方文先生将之移交给我们,我们纪念馆第一任馆长毕文程先生专门到北京接收了这批史料,这批档案信息量非常大,自成体系,而且保存很完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我们一直把这份会议记录作为我们的馆藏,非常慎重和完整地保留在我们的库房里。2018年,上海韬奋纪念馆建馆60周年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份会议记录应该和学界、和读者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决定把这套珍贵的史料逐步公开。通过我们五年的努力,不光四册影印本都已经出齐,而且通过专家的试读把排印本也出版了,这样读者可以第一时间回到历史现场。就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他们开会的时刻,看他们在讨论什么,想些什么,最后是怎么决定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整理/本报记者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