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保利香港秋季拍卖会上,成交了一件题作《摄山玩松图》的设色绢本手卷,系清中叶画家陆灿为苏州刻工穆大展所绘之肖像图。这件作品尽管拍出了两千多万港币的高价,却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幸运的是,保利公司曾专门为此手卷制作了完整而清晰的图录,我们才得以在画作拍出之后仍能一览此手卷之全貌。
《摄山玩松图》画心部分
据图录卷首高运刚所撰《穆大展与摄山玩松图考》一文介绍,此手卷宽43厘米,画心长141厘米,题跋部分长1870厘米,题跋者多达八十馀人,多为乾嘉文坛名流,其中不乏沈德潜、袁枚、钱大昕等文坛学界之巨擘。高文因作总结云:“参与长卷题写人数之众、影响力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史上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评价极高。
然通览全文,作者主要还是从艺术收藏的角度来讨论手卷的价值,对画像主人穆大展的介绍亦基本承袭黄孝纾的题跋。至于穆大展独特的刻工身份,以及手卷的文献价值,则基本未作展开,未免略显遗憾。事实上,尽管文人与刻工有往来实属寻常,但能留下文字记载的却颇为少见,至留下如《摄山玩松图》这样鲜活生动、内容丰富的文献实物,更是弥足珍贵。
惟令人不安的是,由于这是一件已无法目验原件的拍卖品,笔者只能从复制品入手去考察此手卷,对其真伪问题更是无从置喙。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当然是有失稳妥的。然而考虑到手卷极其特殊且重要的文献价值,如果视而不见、弃而不谈,恐怕也会留下很多遗憾。好在手卷题跋者多为乾嘉名流,行迹皆历历可考,且其诗文集中不乏能够与此手卷相互印证的文字。再加上递藏者之一黄孝纾也曾专门撰文介绍此手卷(详下),因此其作伪的可能性似乎并不高。当然,为了避免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笔者在利用手卷中的题跋信息时,将尽量参考其他相关文献来作为佐证,以确保结论的可靠性。
《摄山玩松图》部分题跋
根据题跋,此《摄山玩松图》完成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秋,是穆大展的肖像图。画中穆氏头戴斗笠,身着长衫,面貌清癯,神色恬淡,身旁侍立一小童,身后则以摄山九老松作为背景。此画系乾隆年间娄东名家陆灿所写。陆氏工人物花卉,尤长于写真,曾奉诏入京为乾隆帝、六世班禅绘写真。穆大展选择这样一位名家为自己写真,已可见其欣赏趣味与水准绝非一般刻工可比。
画作完成之后,穆大展及其后人遍求海内名家为此画题跋,先后共得八十三家,其中有七十六家题于穆氏生前,故其反映的主要是穆大展生前之社交活动,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根据图录所示,此卷最前为沈德潜题耑,后接陈弘谋边跋,再后则为画心主体。画右上有汪志伊题诗,左下则有作画者陆灿之款识,其后另纸接续各家题跋,依次如下(标*号者为穆氏去世后所题):
谢墉、沈德潜、彭启丰、王昶、钱陈群、秦大士、钱汝诚、张泰开、王鸣盛、薛观光、蒋谢庭、介玉涛、蒋熊昌、李楘、陈景良、戴奎、葛正笏、史尚确、彭绍升、张大金、张其炜、吴贤、顾惇量、顾宗泰、陆鸿绣、应澧、韩锡胙、孙登标、金祖静、陈兰森、袁鉴、袁枚、张凤孙、张埙、严长明、吴文溥、王玙、钱坫、毕泷、蒯谦吉*、张复纯、毕沅、毕溥、王文治、黄轩、谢鸣篁、李廷敬、王杰、杨堉、蒋元益、宋思仁、钱大昕、沈沾霖、刘墉、蒯嘉珍*、徐昌期、蔡九龄、季惇大、毛藻、毛怀、吴友松、熊枚、段琦、舒怀、许宝善、范来宗、尤维熊、刑佶、甄辅廷、沈起凤、潘奕隽、舒位、王昙、石韫玉、单沄、李翃、王赓言*、康基田*、黄孝纾*、沈裕君*、夏承焘*。
《摄山玩松图》部分题跋
这些题跋约一半署有时间,最早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最晚为新中国成立二十六年(1975),时间跨度长达二百馀年。大致按照题写时间依次接续,但其中也有不少明显的次序颠倒,可能是经过重新拼接装裱。如题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陈弘谋跋,即作为边跋列在最前,而题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沈德潜、钱陈群诸跋反而位列其后;此外题于道光三年(1823)的蒯谦吉跋本该居于卷末,却夹在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题跋诸人之中。这种次序上的混乱为考订穆大展与众人之交游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果没有明确的落款时间,就只能根据前后题跋大致推考其题跋时间。
诸跋中,最末之黄孝纾、沈裕君、夏承焘三跋作于清亡以后,实际上已属于鉴藏跋。其中沈、夏二跋只有落款,惟黄孝纾跋则交代了此画之由来,并简单考订了穆大展之生平,颇有可供参考之处。(按黄孝纾(1900—1964),字頵士、公渚,号匑庵、匑厂。有《匑厂文稿》六卷。)
其跋作于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初三日,跋中称此卷系“强学簃主人”王氏得于姑苏故家,故于是日召集冯煦、朱孝臧、张元济、郑孝胥等二十七人集刘承幹嘉业堂同观,并嘱黄孝纾考订穆氏生平,作跋于上。
嘉业藏书楼
可能正是这一番机缘,使黄孝纾对此图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竟辗转收藏了此图,同时悉心收集穆氏相关文献,并在原跋之基础上增订内容,重新撰成《刊书家穆大展行乐图》一文。因此文内容重要,又未见研究者征引,故不避辞繁,全引如下:
这段文字从开头至“子廷梅君度能世其业”一段,基本承袭黄氏原跋文字,其下则为后来增订之内容。相比原跋,此文对穆大展之生卒、籍贯、生平、交游等的介绍更为详细,还提供了不少穆氏刻书之实例,并给予他“名与汲古阁埒”的高度评价。其下则又增加了对《摄山玩松图》之介绍,还一一列出题跋者之名,为后之学者了解此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此画湮没无迹的数十年中,周叔弢、张秀民等文献学家关于穆大展的零星论述,即根据黄孝纾之文辗转总结而来。
而除了《摄山玩松图》之外,在更早一些的2007年上海道明秋季拍卖会中还曾拍出一部《近文斋记册》,同样是穆大展名下之物。据拍卖会图录介绍,此册页凡两本计一百零二开,依次收录沈德潜、彭启丰、王鸣盛、王文治、彭元瑞、胡季堂、袁枚、梁同书、顾宗泰、谢墉、毕沅、王杰、杨皆、蒋元益、莫瞻菉、倪素、汪缙共十七位文人的题跋、文章,落款时间则在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九年(1769—1784)之间。
与《摄山玩松图》一样,此册页同样无从见其真容、考其真伪。且因拍卖公司并未制作全册图录,因此我们连册页的全貌都无从得见。不过凭借拍卖图录中提供的一些照片与题跋片段,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相关的文献材料,可以作为印证。因此,这部《近文斋记册》与《摄山玩松图》一样,都是考察穆大展生平交游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迄今为止第一部对清代刻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研究的学术著作
郑幸 著
16开 平装
978-7-101-15536-5
88.00元
内容简介
刻工研究一直是传统文献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本书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清代刻工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研究的专著。全书共分五章,分别对清代刻工的题名方式、数量与分布、组织运作形式、代表性刻工的刻书活动及他们与出版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写样者、刻工对清代版刻字体风尚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全书一方面立足于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文献学科,在大量目验原书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清代刻工题名,从而具有比较深厚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又尝试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出版史、文化史、艺术史、经济史等领域,将刻工这一群体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始终贯彻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既有对清代刻工整体情况的全局性把握与观照,又有对具体个案的细微分析与考述,从而使整个研究显得系统深入。总的来说,相比此前多局限于刻工名录整理等范式的简单研究,本书实际上是尝试从刻工这一群体入手,对整个清代出版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较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作者简介
郑幸,女,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文献学、清代诗学、清代出版史方面的研究。2019-2020年曾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访学一年。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项目,在《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诗学》、《国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王昙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目 录
绪 论
一、研究范畴的明确与限定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三、提出的问题与研究思路
第一章 数量与分布:清代刻工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清代刻工的数量及题名方式的变迁
第二节 清代刻工的地域分布
第三节 代表性地区刻工概况
第二章 行业与组织:清代刻工组织形式的嬗变
第一节 官方机构的刻工组织与雇佣
第二节 民间刻字店的兴起及其经营模式
第三节 清代刻字行会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章 交流与协作:出版者与刻工之间的互动
第一节 近文为名:穆大展与乾嘉名流的互动
第二节 学术良工:刘文奎局与乾嘉学人的著述出版
第四章 个性与程式:写样者与版刻字体的选择
第一节 写样者的分类
第二节 写样字体的选择与版刻风尚的流行
第三节 代表性职业写样者举隅
第五章 融合与分化:刻工与版刻字体的程式化进程
第一节 清代“宋、欧、软”三分格局的出现与发展
第二节 从“欧字”到“软字”:清初版刻字体的转变
第三节 从“馆阁体”到“仿宋”欧字:版刻字体的进一步演变与分化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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