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1-15 16:25:48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王子今

谷物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后元年（前 163）诏，说到“为酒醪以靡谷者多”。《三国志 ·蜀书·简雍传》“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制度，也体现酿酒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然而，除了以五谷酿酒之外，也有其他酿制方式成就的酒。《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就说到果酒的制作。以葡萄酿酒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张骞“凿空”，向汉武帝报告了大宛“有蒲陶酒”，安息也生产“蒲陶酒”。据司马迁记述，当地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汉武帝时代，在肥饶地方移种“蒲陶”。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甚至有“蒲陶宫”营造。在丝路沿线许多地点都发现了和“蒲陶”及“蒲陶酒”有关的文物遗存。“蒲陶”及“蒲陶酒”又向东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影响了当地社会生活消费。这种饮品从西亚最西端传布到东亚最东端的历史，可以说明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

古埃及贵族墓壁画可以看到很早的表现收获葡萄、酿制葡萄酒、饮用葡萄酒的画面。从图像主题表现的饮酒生活风习看，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酒品已经特别喜好。有迹象表明，在尼罗河和波斯湾之间，较早形成了葡萄酒酿制技术。据说在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前后，这一地区已经生产并消费葡萄酒。有学者指出：“在遥远的地中海之滨，葡萄酒文化一直伴随着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的产生和繁荣。”（尹亚利《葡萄酒与地中海古代文明》，《光明日报》 2024年 10月3日）


古代波斯文物资料也有体现饮用葡萄酒的信息。有学者指出：“在费尔干纳和传说中丝绸之路西侧的其他绿洲里，今天依然生长着野生葡萄，如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和梅尔夫（Merv）。尽管还缺少确凿的考古学和化学证据，但我们可以假定驯化的欧亚葡萄很早就在费尔干纳河谷出现了，主要的推动力可能来自古代伊朗的葡萄酒文化，但也可能受到中国发酵酒和植物驯化等思想的影响。”“费尔干纳河谷位于古代波斯的粟特省（Sogdiana），在公元一千纪的丝绸之路贸易中脱颖而出”，据说，它的葡萄酒文化完美地展现在舞蹈艺术之中。研究者介绍了中国文献称作“胡旋舞”的艺术表演，演员的服饰上有“葡萄图案”。论者又写道：“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旅行的人仍然可以体验到这样的精彩舞蹈，通常是喝着酒完成的。”［〔美〕帕特里克·E.麦戈文（Patrick E.McGovern）著，宿凯译《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129—130页］


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西行见闻，包括沿途考察西域国家的地理、人文、物产等多方面的信息。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张骞的西域考察报告分两个层次，第一是“身所至者”诸国，第二是“传闻其旁大国”。关于“大宛”国情，张骞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汉武帝对于大宛国最为关注，甚至不惜派遣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远征以夺取的，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在司马迁笔下，大宛“有蒲陶酒”的记载，竟然在“多善马”之前。可知太史公对于这一资源信息的高度重视。

司马迁写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民间礼俗传统“嗜酒”。所谓“久者数十岁不败”，说明“蒲陶酒”储藏技术的成熟，也说明“蒲陶酒”经济价值的重要。“蒲陶”，是西域地方普遍栽培的主要因可以酿酒而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藤本植物。

关于安息的介绍，《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太史公还写道，“蒲陶酒”是西域多个地方的特产。而当地民俗传统，“嗜酒”是显著标志。

“蒲陶酒”的生产和消费，成为西域地方社会风貌的主要特色之一。《汉书·西域传上》“难兜国”条和“罽宾国”条都说，当地“种五谷、蒲陶诸果”。《晋书·四夷传·西戎》“康居国”条也说，其国“地和暖，饶桐柳蒲陶”。“以蒲陶为酒”，很可能是种葡萄的主要经营目的。

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口四号墓地出土的一件陶高领罐（M43：1），年代可以判定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器身“从上腹到口沿的空白带中绘对称的两株藤蔓植物纹，藤枝弯曲”。有的学者解释为葡萄蔓纹。这是约三千年前显现葡萄形象的文物遗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王明哲主编《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117页，彩版七（VII）：2，图版二五（XXV）：2］。洋海古墓群出土“葡萄藤”遗存（李肖、吕恩国、张永兵《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可以看作当地已经种植葡萄的文物实证。根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这一发现可以证明，吐鲁番地方“种植葡萄的历史至少已有2300年”（马丽平《吐鲁番的葡萄文化》，《中国文物报》2024年9月24日）。


在丝绸之路物种引入史中，“蒲陶”是众所周知的引种对象。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录了汉王朝引种西域经济作物的情形，除“蒲陶”和“蒲陶酒”，“（宛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丝路交通的繁荣，使得这两种经济作物的栽植形成了更大的规模。“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司马迁所谓“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是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物种引入的著名记录。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司马相如歌颂极端“巨丽”的“天子之上林”的赋作，有这样的文句：“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可知上林苑中栽植了“蒲陶”。关于“蒲陶”，裴骃《集解》引郭璞的解释：“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大概宫苑中“蒲陶”的栽培，主要是用以“作酒”。长安宫苑管理者已经能够学习“宛左右”地方的酿酒技术，“以蒲陶为酒”了。

西汉长安上林苑有“蒲陶宫”。《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资治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亦记述此事。关于“太岁厌胜所在”，胡三省注：“是年太岁在申。”关于“蒲陶宫”，胡三省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种植之离宫。宫由此得名。”

《史记》记载，一说“苜蓿、蒲陶”，一说“蒲陶、苜蓿”，《汉书·西域传上》“大宛国”条则都写作“蒲陶、目宿”，“蒲陶”均列名于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河西汉简资料中，“苜蓿”都作“目宿”。“目宿”，可能体现了汉代文字书写习惯。我们注意到，“蒲陶、苜蓿”是同时引入的富有经济意义的物种，但是河西汉简仅见“目宿”而不见“蒲陶”。《汉书 ·西域传上》与《史记·大宛列传》同样的记载，写作“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颜师古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指出唐代丝绸之路沿线苜蓿种植沿承了“汉时所种”的植被形势。

有可能“蒲陶”移种，其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离宫别观旁”。即前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谓“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苜蓿、蒲陶”或说“蒲陶、苜蓿”的神异组合，成为外来物种的特殊的代表性符号。清人彭而述《读史杂吟》诗：“亦有李夫人，兄弟未侯封。因遣恶少年，以成贰师功。戈船百越下，玺书朝鲜通。人醉葡萄酒，马嘶苜蓿风。”所谓 “人醉葡萄酒，马嘶苜蓿风”形成的完美对仗，体现了汉地社会对“葡萄”“苜蓿”传入的深刻的历史记忆。



“蒲陶酒”应当是中原上层社会喜爱的饮品。《后汉书 ·宦者传 ·张让》记录了官场腐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常侍张让“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张让奴“朋结”，愿求一拜。“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轝车入门。”于是，“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李贤注引《三辅决录注》的记述涉及“蒲陶酒”：“（孟佗）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可知当时洛阳地方社会对“蒲陶酒”的看重。这一故事，又见于《三国志 ·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三辅决录注》：“……（佗）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晋书·山遐传》中也可以看到对这一政治腐恶现象的批评：“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以“蒲陶酒一斗 ”或说“蒲桃酒一斛”贿赂当权宦官，竟然可以换得“凉州刺史”官位，即所谓“一州之任”。

悬泉置汉简有“宛酒擔二”（II90DXT0115①：26）简文。此“宛酒擔二”曾经释作“宛酒堠二”，定稿时改为“宛酒樵二”。仔细观察图版，或许“宛酒擔二”释文的判断，是更为可信的。

“宛酒”，很可能是“宛”地出产的酒。悬泉置简文“宛酒”之“宛”，是否可能与《谏逐客书》“宛珠”之“宛”类同，都是指“近汉”的“宛”，即后来南阳地方呢？郭声波《〈史记〉地名族名索引》有“宛城 1”条：“宛城 1 Wǎn chéng城邑名。春秋时属楚国，为申县治，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我们的判断是否定的。因为此处之“宛”，未见以产酒驰名。我们也没有看到这里的酒产形成特殊市场影响的信息。张衡《南都赋》是出现“穰橙邓橘”地方品牌标志性称谓的汉赋作品。张衡《南都赋》言当地的“酒”：“酒则九酝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又有“宴于兰堂”“受爵传觞”辞句，但是并没有说到酒的品牌，与同篇文字所见因地名而醒目的“穰橙邓橘”不同。

悬泉置简文“宛酒”之“宛”，或许即“大宛”。前引《史记 ·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汉书·西域传上》也写道：“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宛左右”即“大宛左右”。《史》《汉》一作“宛左右”，一作“大宛左右”，可以明确“宛”应即“大宛”。

“大宛”，司马迁写作“宛”者多例。如《史记 ·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陶为酒”，称“宛左右”，以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言“宛西”“宛东”。又说：“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史》《汉》“宛王”“宛贵人”“宛人 ”“宛马”称谓，均为同例。

《史记·大宛列传》说到“宛城”：“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又写道：“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郭声波《〈史记〉地名族名索引》有“宛城 2”条：“宛城 2 Yuānchéng城邑名，即贵山城别称。为大宛国都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纳曼干州卡赛散市。”从“贰师”故事中“宛城中新得秦人 ”及“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可知“宛城”就是“宛”。

《事物纪原》卷一〇说到“葡萄”等物引入的情形。“安石榴”条：“其生自西域，汉武时博望侯穷河源，回，得其种，遂传中国也。陆机《与弟书》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盖安石榴也。’《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回，所得。’”又“葡萄”条：“亦出于大夏。盖与石榴同来中土。《汉书·西域传》曰：汉使归，葡萄苜蓿种来是也。《酉阳杂俎》曰：庾信谓魏使尉瑾曰：在邺大得葡萄，奇有滋味。瑾曰：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西域酿以为酒。在汉似亦不久。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葡萄百树。”悬泉置简文“宛酒”如果理解为“大宛”之“酒”不误，而酿制地点似亦有“西域酿以为酒”与“在汉似亦不久 ”两种可能。而《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魏文帝诏：“魏文帝诏群臣曰：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馀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䬼，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䬼。又酿以为酒，甘于曲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者？”“蒲萄”作为“中国珍果”胜于“他方之果”，“酿以为酒”，当然也是中国酒。


文物取葡萄作为装饰主题者，有位于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平城地方的出土物。如大同市城南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的“铜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和“莲瓣纹镂雕鎏金铜饰片”。前者据介绍，“杯外装饰有缠枝葡萄，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由葡萄藤组成的五个圆环布满外壁。葡萄藤上饰满飞鸟，在环绕外壁的五个圆环中饰有童子，五个童子形态各异。腹底饰花叶纹与联珠纹各一周，圆底外周饰‘阿堪突斯’叶纹。这种题材应与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酒神节有关，应是舶来品”。后者所谓“莲瓣纹镂雕鎏金铜饰片”，图录介绍只说“莲瓣纹”“联珠纹”“忍冬纹”，没有说到“葡萄”图像。然而经大同市博物馆曹臣明副馆长提示，此器物外圈装饰有葡萄形象，仔细察看实物与图版，可以确定无疑。如果说前者可能是“舶来品”，而后者与同类器物一样，应当认定“通过精湛的技艺展现了北魏王朝当时的金属加工技艺”（大同市博物馆编，王利民主编《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录》，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50、52页）。

鲁迅《看镜有感》一文说到“背面满刻蒲陶”的“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的文物。鲁迅说：“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这种“海马葡萄镜”，其实是唐镜。亦正如鲁迅所说：“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8页）宋人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四“石榴花”条下注明“事实祖 ·碎录”的内容中引录了如下文字：“一名海榴。凡花以海名者，皆自海外来。”“自海外来”，名号用“海”字，如“胡”“番”“洋”皆类同。


唐代文物出现葡萄形象的，还有新疆焉耆唐代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葡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时“装有白葡萄酒的”银胡瓶及成套餐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2022年第10期）。有学者提示，“盛装有白葡萄酒的胡瓶，为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胡瓶功用的力证”，有益于说明“葡萄酒东传等问题”（罗丰、曹中俊《甘肃武威慕容智墓中的胡瓶与葡萄酒》，《文物》2024年第 7期）。唐诗中的相关信息与敦煌葡萄纹元素美术史遗存的比照，也受到学界的重视（陈振旺、韩晓芬《唐诗与敦煌葡萄石榴纹的互文性探微》，《光明日报》2024年10月7日）。


史籍可见明确的有关“葡萄酒”的记录。《辽史·穆宗纪上》和《景宗纪下》都有“汉遣使进葡萄酒”的记载。《元史·祭祀志三·宗庙上》说祭奠用“割肉，奠葡萄酒、马湩”及“湩乳、葡萄酒”情形。《元史·汪德臣传》：“饮以葡萄酒，解玉带赐之，曰：‘饮我酒，服我带，疾其有瘳乎。’”又《史天泽传》：“天泽至郢州遇疾，还襄阳，帝遣侍臣赐以葡萄酒，且谕之曰：‘卿自朕祖宗以来，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归，善自调护。’”可知驰骋万里的草原民族偏爱的“葡萄酒”，可能内地已经出产有品质名贵者。《明史·食货志六》 “上供采造”条：“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则说到作为郡县贡品的“葡萄酒”。

“蒲陶”和“蒲陶酒”经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新罗时期反映蒲陶传入的早期文物资料有韩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夫余双北里出土的“海兽葡萄镜”。早期文献资料是李奎报（1168—1241）《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一二收录的《乾圣寺帝释殿主谦师所居楼架蒲桃遮阳赋者多矣师请予次韵》诗：“架引蒲桃绕屋傍，压檐低槛翠阴凉。未秋先见团珠露，当昼犹无半缕阳。后蔓来扶前蔓倒，新茎走趁旧茎长。累累玉实休轻摘，甘脆偏须得饱霜。”“屋傍”有“蒲桃”架，形成“阴凉”，而“累累玉实”秋熟，果品“饱霜”之后更为“甘脆”。又安轴（1282—1348）《谨斋先生集》卷一《葡萄酒和州隐者持以劝余》也说到“葡萄酒”。诗云：“斗酒千金足市恩，古人曾咸贵人门。山翁痴拙无机巧，虚食凉州老一村。”所说“凉州”，即“葡萄酒”传来路径。后来李穑《牧隐诗稿》卷一一《涂遇韩平斋赏花花园权政堂过其门知吾二人在其中亦下马而库官李判事设小酌实仆病后第一乐事也夜归赋十韵》中也有“高吟蔷薇亭，痛饮葡萄酒”的诗句。他的《咏杏》诗也写道：“色夺黄金露作团，天教异味杂甘酸。华宴日日葡萄酒，陋室年年苜蓿盘。”也以“葡萄”“苜蓿”为对。据研究者介绍，在接受来自西方（尤其是中东）的文明方面，朝鲜与中国有相当大的不同。葡萄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不同。葡萄第一次出现在十三世纪李奎报的文学作品中。不过，葡萄的存在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的一些历史文物中。在高丽蒙古战争之前，由于高丽王朝末期和朝鲜王朝初期经常颁布禁酒令，所以很少有文字记载提到葡萄。这也导致了葡萄不能普遍推广和广泛种植，葡萄酒的消费不能广泛推广。因此，与中国古代文学不同，朝鲜关于葡萄和葡萄酒的典故很少。在古代朝鲜，葡萄作为一种外来水果，仅作为药用和给文人提供了一定的文学享受。韩国到现代才普及葡萄和葡萄酒［〔韩〕박세욱：박세욱：우리나라 포도와 포도주 전래에 관한 小考（我国葡萄和葡萄酒传入小考），《江原人文论丛》2006年第16辑］。

宣统《长白征存录》卷二上可见“葡萄江”“葡萄河”“葡萄山”。民国《奉天通志》卷九六《建置十·名胜·长白县》“放鹤台”条曾经说到“高丽葡萄，食味甘芳”，同卷“放鹤台”条又说到“高丽葡萄，食味甘芳”。据《长白征存录》卷七：“鸭绿江有二源，一源葡萄江，在朝鲜境内。”民国《奉天通志》卷八〇《山川十四·各县山水八·鸭绿江流域一·长白县》有“葡萄山”条，又有“鸭绿江”条。其中写道：“建川沟水，朝鲜名剑川江，亦名葡萄河，旧《长白府图》列为中国、朝鲜界水。《长白山江冈志略》：建川沟，韩名剑川江，实鸭绿江之南源，北受葡萄河水及南冈西南麓水西南流百七十里与暧江合流，即为鸭绿江。《长白征存录》：鸭绿江上源如旱河、爱滹江等水均不及分水岭南葡萄河之大。勘界员刘建封由长白山分水岭东南旱河、木石河地方循流而南，历经双岔口，目睹建川沟与葡萄河自东北来，洪波巨浪，与暧江相汇，而江水始大。水深色绿如鸭头，故名鸭绿。”长白山区鸭绿江流域“葡萄江”“葡萄河”“葡萄山”，山水以“葡萄”为名，或可看作当地“葡萄”成为主要特产的体现。

清人林寿图诗作《邀谷庭桐士饮中山美姬酒十叠前韵》：“碧玉壶贮黄蜡封，倾人辩口舌出蜂。两君怪返衰颜红，答是虬客昨所供。杯舡万里送飞蓬，渴龙仇饷头如峰。曲神调护驱龙工，虬客告我东瀛东。泉崎瀑酿葡萄浓。倭娘弄米若弄珠，鸟爪狡狯麻姑同。大蛆小蛆浮翁翁，酌以测海之蠡钟。沧溟握节未许到，末吉何日春觞逢。两君腹似椰瓢空，饮此谓不思新丰。醉梦扶桑日出东，骑鹤欲往惭腰慵。”所谓“虬客告我东瀛东”，所谓“泉崎瀑酿葡萄浓”，所谓“醉梦扶桑日出东”，所谓“杯舡”“龙工”“麻姑”“倭娘”“测海”“沧溟”等等，体现了“葡萄”和“葡萄酒”越海传播的遥远路径。

清人撰《中外农学合编》卷七《林类果实》“附外洋法”之“种类”条说到日本栽植的葡萄：“甲州葡萄，日本最著名者。比来又有一种寻常紫色葡萄树，性强健，颇丰产。”载于“农学”文献的“甲州葡萄”在农史中保留的记忆，也是重要的酒史与酒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