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继获得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之后,中华书局出版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又入选第二十二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
钱锺书除了是《围城》的作者,还是被誉为“文化昆仑”的大师级学者。王水照教授作为钱锺书的学生和朋友,以亲身见闻,运用大量一手材料,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展现了《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今天我们就选取本书的一个段落,与大家分享。
从钱锺书先生的闲聊中,似乎可以捉摸出一些他的艺术思维的路数和特点,再来读他的著作,对其中开启心扉、点拨心灵之处有时会获得冥契神会的乐趣。
《宋诗选注》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虽有白话和文言之别,但都具有点到即止、高度浓缩、“蕴而不发、发而不尽”的特点,需要我们寻找多方面的参照系来加深领会和理解。
钱先生的日常谈话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启发比照资料。
我于1984年至1986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有次应爱知大学之邀去作学术报告。替我翻译的荒川清秀先生对我说:“1980年秋钱先生曾在我校作了一次即兴式的讲演,还留下手稿。”
我知道钱先生访美时,不喜作有事先准备的讲演,而是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当场答难解疑,举座惊服。他精通数国语言,唯独不谙日语,这次只好写稿供翻译之用。
我就请荒川先生复印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早知道钱先生来演讲过,我就不敢来献丑了。”手稿一共有五页,三页用的是东京新大谷饭店的笺纸,另两页则是名古屋饭店的。
在异国他乡,读着熟悉的挥洒飞舞的手迹,如亲謦欬,我不仅想象到他旅途倥偬、振笔直遂的情景,更感受到他日常谈话时那种才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就连礼节性的开场白也不同一般:
亦庄亦谐,而又有一股英迈凌厉之势。
在这之前不久,他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作过一次演讲《诗可以怨》,开头也有一段“客套话”,讲了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去发现知识宝库的“穷光棍”,讲了自称发明了雨伞、孤陋寡闻的意大利“土包子”,妙趣横生,新颖生动。
两次开场白皆表自谦之意,但用语和设譬竟毫不雷同。读到这种地方,我往往想起他的著作。
例如《宋诗选注》讲苏轼用“博喻”之妙:“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
或许可以说,只有像钱先生这样的才具,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苏轼的“博喻”,并用生花妙笔加以精辟的表述。他的客套的“普通话”实不“普通”。他的日常谈吐实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
我们在文学研究所时,平常如遇到可恨可恼或可喜可慰的事情,却又苦于无法表达时,同事间总会说:“如果钱先生在,一定又会有几句妙语来勾勒了!”
(本文节选自《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