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首故纸堆,甘坐冷板凳”,众声喧哗中,图书编辑尤其是古籍编辑这一行似乎有些清冷。然而,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二十四史修订办)主任胡珂并不这样想:“既然你选择这个职业、认可这个职业,自然就要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有信心让你做的书能够立得住、传下去,你工作中的每一点成绩又会成为支撑你继续下去的动力。这种生活方式符合自己的理想,何冷之有?”
2024年1月12日胡珂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出版进度答读者问”专题活动
从2011年正式入职中华书局至今,80后胡珂已成为整个部门“挑大梁”的人。重任在肩的她,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沉稳和定力。近年来,她责编的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2018年1月),获宋史学界最高学术奖第十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一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2019年5月)获2019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二等奖,审读报告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第七届优秀审读报告推介活动一等奖;《〈辽史〉探源》(2020年6月)获第十一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优秀学术成果奖三等奖;《王安石文集》(2021年7月)获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祥麟日记》和《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附壶关录)》获2022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二等奖。
时间和生命的接力
赵守俨
从制订规划、邀请作者到校勘、标点、分段等整理出版规范的逐步确立,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和全程见证者,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赵守俨亲历了这“雨雨风风二十年”。“赵守俨先生是中华书局学者型编辑的典范,他不仅对我个人、对我们历史编辑室的影响很大,还对中华书局乃至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胡珂说,“现代的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就是从当年点校‘二十四史’开始慢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我们现在做的修订工程是站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其实是把赵守俨等前辈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修订工作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尽力消弭点校本存在的不足,形成体例统一、校勘全面、标点准确、阅读方便的全新升级本。截至目前,已出版《史记》《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等13部史书修订本。
这一浩大工程的出版进度,一直是读者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修订工程并不是简单地对原点校本做一些规范体例、修改编校错误的工作,实际上很多史书,在底本和校本选择,他校文献的补充、已有成果的吸收、校勘尺度的调整等方面,提升空间巨大,有多部史书修订实际上相当于重做。因此修订工程的难度,可以说并不亚于最初的点校工作。此外,当年点校“二十四史”时,承担者是集中精力全力推进,甚至不少学者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暂时放下其他任务专门从事点校工作,因此进度有保障;而今天承担修订工作的学者,往往还要承担种种其他研究和教学任务,面临学术考核的压力,他们凭着极大的学术热情和责任感,排除困难,努力推进“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实属不易。
在承担修订工作的学者中,已逝世的《辽史》修订本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1961—2015)是胡珂的本科班主任。刘浦江长期从事辽金史研究,对文献学有精深的造诣,还具备极强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通过定期组织读书班的方式,不仅稳步而高效地完成了《辽史》修订本,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
2014年7月《辽史》修订本提交全稿,就在此前数月刘浦江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他在化疗间隙坚持工作,完成了《辽史》修订本统稿和修订前言的撰写工作。2015年1月6日刘浦江因病辞世,最终《辽史》修订本由他的学生邱靖嘉、苗润博等配合中华书局编辑部完成最后的编辑出版环节。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出版后,其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得到了普遍认可,2023年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刘浦江的学生也成长为当今辽金史研究和古籍整理的中坚力量。
除了师生接力,吴金华父子接力修订《三国志》的事迹也令人心生敬意。《三国志》修订主持人、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1943—2013)是国内《三国志》研究的顶尖学者,承担《三国志》修订工作以来,他将自己数十年研究心血投入其中,力图使修订本《三国志》成为整理水平最高、版本及文献资料使用最佳的新的定本。然而2013年6月吴金华突然离世,修订工作被迫停顿。
吴金华之子吴葆勤先生继承遗志,认真整理了父亲已经完成的研究长编、修订存稿等成果,并承担起《三国志》修订主持人的工作。《三国志》修订工作得以在原定框架下继续开展。目前吴葆勤已经完成大部分统稿工作,可以在补校个别重要版本后提交定稿。
部头最大的《宋史》的修订工作得到了读者的极大关注。“《宋史》其实版本并不复杂,但留存文献很多。此外,宋代的职官制度等专业性很强,这都增加了修订工作的难度。”胡珂指着书桌旁一摞摞《宋史》修订的书稿,“因为工作量很大,由十几位宋史、宋代文献学者分工修订。很多老先生是交的手写稿,我们光是录入就花了不少时间,后续统稿的工作量也会很大。”
据胡珂介绍,在学者们努力推进“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同时,中华书局的相关责任编辑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力求精益求精。“修订前需要编辑撰写翔实的修订长编,对涉及版本文献有清晰的说明,对相关异文有准确的判断,才能为修订者提供更好的参考。所以编辑要看的长编量是数倍于书稿的,而这些工作其实在最后的成果里面是看不到的。”
以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这两部史书的编辑工作为例,中华书局的责编提供了详尽的审读意见,其中《旧五代史》审读意见近20万字,《新五代史》审读意见超过13万字。复旦大学团队负责两部《五代史》修订工作,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高度赞赏中华书局编辑的工作。修订组特别表示,相关负责编辑仔细复核了每一条校记的材料,并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在审读修订本书稿的过程中,责任编辑还发掘了不少校勘问题,并提示修订组予以注意。两部《五代史》修订本至少有上百条校勘记的去取,是直接受益于编辑的工作建议。有的编辑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充满了调查研究精神,不但切实提升了书稿质量,还在工作中发现了学术问题,撰写了数篇学术论文。
学者型编辑的修炼
在学者型编辑传统的氛围熏陶下,一代又一代编辑用一本本好书擦亮了中华书局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其中。
2016年,中华书局收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作者投稿。这是一部记载南宋高宗、孝宗两朝的编年体史书,“向无整理本,不便学者利用,本次出版辑校本,将填补市场空白”。经审稿后2016年6月此书立项,2017年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由专长为宋史的胡珂担任责编。
胡珂对书稿进行审读和初步加工后,发现了不少体例方面的问题,经过与作者反复沟通,就底本和通校本选择、《圣政》卷三十一至四十五用《宋史全文》辑补的问题、校勘记尺度和正误判断等古籍整理规范问题,形成了详细的修改意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出版后,审读报告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第七届优秀审读报告推介活动一等奖。评审专家点评道:“在历届优秀审读报告推介中,中华书局都是获奖大户,不仅获奖多,而且一等奖、二等奖也多,这表明百年老社编辑具有传统的工匠精神,也说明中华书局现在编辑人员具有扎实的业务功底。本次推介活动中《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一书的审读报告获得一等奖,评委所看重的不仅是其文稿的编辑加工水平以及对文稿提出的文字性修改意见,还有责任编辑与整理者(作者)就版本问题的学术讨论。作者往往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能在大社出版作品的作者更是如此。因此编辑想要就学术问题与作者讨论,至少要有与作者同等的知识水平。在本书的编辑工作中,责任编辑不仅协助整理者找到了两个校勘所需要的极为重要的版本,更为重要的是与整理者在古籍整理过程中就如何处理辑补问题进行了‘坦率的、反复的沟通探讨,使得一部既有学术含量又符合出版规范的作品得以呈现给读者’……从这份审读报告我们可以看出,责任编辑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想说服作者是很难的,由此也说明学者型编辑对提高专业出版水平的重要性。”
从新人到业务骨干,担任编辑工作七年后,胡珂在书局领导、同事的帮助和信任下,自2018年开始主持历史编辑室工作。2022年历史编辑室和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合并后,胡珂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除了完成部门原有的出版经营任务,还要努力保质保量地推进修订工程。因为需要负责整个部门的发展和同事们的职业成长,除了业务能力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个人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需要不断地摸索和学习”。胡珂指出,时间管理能力也很重要,因为部门每个人手上都有好几个项目在同时推进,有的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就需要合理调配人力,安排好时间、精力和书稿进度。“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只能靠你的勤奋去解决。每个出版项目都有它独特的困难,每本书其实都是一个难关,特别容易的书是很少的。这个难关过了之后,就得过下一个难关。”
让经典古籍传下去
在胡珂看来,“编辑工作是一个创造性工作,首先作者和编辑都得是很认真的人,在做好书的共同目标下能平等沟通、互相激发,双方在合作中都能有所收获,最后能产出很好的成果,被学术界和读者认可,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也是编辑价值感的最大体现”。虽然获得过不少重要奖项,但胡珂对自己做过的书“都不是特别满意,总是有遗憾,永远都会有提升的空间,等到有机会重印的时候就尽力去修订提升”。和其他编辑一样,胡珂也曾因图书出版后没有达到预期感到失望和沮丧,“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时间沉浸在对具体一个项目的失落中,因为手头还有很多的项目,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这本书没做好,你还可以努力做好下一本,让你多愁善感的时间并不多”。
2022年11月30日《周书》修订本直播
在讲书上直播的编辑群体中,中华书局的编辑们脱颖而出,以其专业自信和亲和力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胡珂就是其中一位。“古籍学术类图书的目标读者是古籍专业的同行,但是做直播时你会发现有些读者并不是这行的,他们的关注和阅读纯粹出于个人兴趣。出版的目的就是传播,你做的书满足了读者的需求,这让人感到很欣慰。”胡珂告诉记者,他们经常会收到读者对图书的真实反馈和建议,“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虽然不可能有求必应,但我们在做书的时候会不断地思考,如何从读者定位、版式设计等角度做得更好,以给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感受。”拿《清史稿》来说,囿于48册的大部头,《清史稿》长期以来没有做套装的简体横排本。2019年有读者提出希望看到其简体横排本。“我们当时觉得应该做,但还是挺为难的。一是大家手上的工作都多;二是从繁体竖排转成简体横排,工作量真是挺大的,而且繁转简坑很多,很容易出错。它完全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全部的文字都得过一遍。”最后,书局决定满足读者的需求。从2019年开始,胡珂和部门同事全员出动,在疫情期间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做出了《清史稿》的简体横排本。这套书出版后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每年都能重印。
“做古籍编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图书的出版周期很长,市场回报并不高。能够坚守这一行,确实需要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责任感,也需要有一点对名利的淡泊之心。”虽然长年与堆积如山的书稿为伴,经常加班加点,但于胡珂而言,“努力推动中国古代文史典籍的深度研究整理和编辑出版”是职业,更是志业。“中华书局更注重图书价值的传承。我们现在还能记得老一辈编辑的名字,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希望到我退休的那一天,也能在中华书局的历史上留下一点东西,让后人从中受益。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可以留存下来的,是值得的,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念。”
在百岁正青春的中华书局,像胡珂这样的80后、90后已逐渐成长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中流砥柱。作为新一代传薪人,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职业的荣誉感,以匠心续文脉,让经典古籍真正“活”起来、传下去,而他们的名字也将镌刻进不朽的书页,在历史的长河间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