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醒俗画报》在1907年刊行时,天津大约有15所女学、800多名女学生和50多名女教习。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新兴的女性群体很自然地成为天津画报呈现的对象。画师们试图勾勒出女学生和女教习的原型形象,将很多来源于现实的细节嵌入图中,不仅展现她们的身体、衣着、行为和举止,甚至将抽象的教育过程和成果也展示给大众,以此凸显启蒙开智话语赋予女学的进步性和文明性。
但是,正如很多中外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图像并非一目了然之物,其背后往往掩盖着很多隐而不显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图像表面之“显”,更应该挖掘图像背后之“隐”。在女教习和女学生画报形象背后隐而不显的东西正是画师们——或者说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地方男性精英——对女性过度公开化的焦虑感。哪怕仅仅是其形象在画报中刊行,也容易引发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从大家闺秀演变而来的女教习和女学生往往与青楼名妓、街头混混、无良丈夫、浪荡男子等人物并置于同一期画报中,供良莠不齐的读者传阅和观看。这种设计本身就具有颠覆性,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和阶层划分,也模糊了近代以来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因此,画师们往往通过一些具体的构图策略来制约、消解这些女性过度的公开性,希冀在现代性所强调的“见”与传统性所强调的“隐”之间获得平衡。这些构图策略最终导致了文字的进步性与图像的保守性之间的冲突,甚至有时文字本身也被当作视觉元素来强化图像对女性的围困。在此,我将深入分析四幅涉及晚清天津女学、女教习和女学生的图像,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来看地方士绅如何将女教习和女学生这一群体呈现给阅报者,以及这一形象塑造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文明一半》,《醒俗画报》第28期,1907年9月27日。
《口角何因》。该图讲谢某因有人向自家院中扔砖,因此请岗警查看。但不知何故,谢某竟与岗警发生口角。右边这个身着黑衣的男性似乎很镇静地背着双手观看谢某和岗警的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