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推进古籍出版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华书局发挥古籍整理出版优势,推出了一批优秀之作。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礼通考》《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等多种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备受瞩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启动以来,2022年出版了《周书》,这是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第12个品种。此外还有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以及《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等。
出版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应该鼓励,与此同时,也要重视著作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古籍数据库建设不能只靠国家经费扶持,而是要探索有效的商业模式,在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对已有古籍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开发,通过提供便捷、可信、多元的数据服务,实现更大社会价值。
过去这些年,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在古籍整理和出版方面,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出于行业竞争和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古籍出版领域确实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不仅整理有重复,影印也有重复现象。学术研究需要不断提升水平,古籍整理同样需要不断向深度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古籍事业的进步。
让传统经典里的经验和其秉承的价值为当代社会所接受,需要进行阐释转化,搭建经典通往受众的桥梁。这个桥梁是靠产品开拓出来的,产品布局一定要将“根”扎到当代生活里,建立起与大众的必要联系,多提供对当代人精神世界建构、价值观培养、审美素养提升有关联或有帮助的产品。
在理解了传统文化、研究了当代读者之后,要做的就是创造。不是生搬硬套地把传统复制到当代生活,而是要回到历史现场,进行准确的提炼、转换,再结合当代生活巧妙地予以移植、嫁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以及活泼的生存智慧和审美追求,需要我们不断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做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对古籍整理出版来说任重道远。
二是要完善法治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见》第17条特别提到要完善法治保障,“在制定修订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语言文字、出版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时,注意体现繁荣发展古籍事业相关内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加强古籍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对古籍工作领域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在法治保障方面,从出版的角度看,目前迫切需要加强的是版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