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子登科"(1935年)。周氏五兄弟各执毕业证书合影
左起:周治良、周艮良、周一良、周珏良、周以良
题目中的“师”字可以是名词。如此,题意为“我的老师‘周公’”。
题目中的“师”也可以是动词。如此,题意为“我以‘周公’为师”。
此二义略有异同。本文兼而用之:一是描述我对老师的印象、感佩;二是汇报我在治学、做人两方面,学习甚至模仿老师的点滴体会。“周公”,建德(今安徽东至县)宿儒周先生讳珏良者也,与“天下归心”的叔旦无关。先生生于1916年,卒于1992年,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改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之二弟。
周珏良先生幼年照片
我与先师结缘,有一串小小的曲折。
我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按照学校当时的规定,须工作满两年方可考研。1983年暑期,我开始筹划考研的事,以图次年秋季入学。既然是考研深造,就有个攻读方向问题,我心里曾有一段较长的盘算、犹豫时期。原因是我受先父和元白先生亲炙,有一点国学基础。然而两位长辈在中文系的存在过于高大,我怕怹们挡住我自由生长的阳光,故剑走偏锋,选择英文系为自己本科的学习领域。到了考研的时候,二老有话,不得不说,但怹们的叙说方法,总是拿我开心的老路子。那天元白先生在先父处用便饭,边吃边聊,海阔天空,正是我最佳的“偷学”机会。谁知二老从清代学者戴震大器晚成,七八岁才开口说话的轶闻,忽然把话锋转到我的头上。先父晃动着杯中紫酒,说:“你现在浪子回头,为时稍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元白先生轻轻笑了两声说:“不晚、不晚。至少他还会说中国话。不过,他要是肯回头,还算是您的儿子?”先父想都没想,脱口就回敬了先生一句:“他要是不想辙调和调和,还算您的学生?”说完二位哈哈大笑,还碰杯,眼睛盯着我,饮尽杯中残酒。此刻我心情陡然变坏,有一个决定不请自来:英文系和中文系的距离不够远。读两年研究生就得想法子出国。
两三天后,我有事出门,走过周禄良先生窗前。多年来他一直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那天天热,窗开着,就听周先生用温和圆润的男中音招呼我:“三儿,进来一下。”
待我进门请安毕,垂手站好,周先生轻轻地问:“你要考研?拿不准念英文还是念中文?”
我只得点头承认。
“你们这一辈儿人,教育不完整。像你这样儿中、英文都有一点儿基础的,就算不容易了。要不然我给珏良写封信,推荐你跟他学学?”
“给谁写封信?”
“周珏良,我的叔伯哥哥,北外英文系的教授。我这就写,你这个周日别去,下个周日去他家跟他谈谈,看看有没有眼耳之缘。”
我明白了。先让将来可能是导师的人看看,如果顺眼,可以报考;如果不顺眼,我就别浪费人家的时间,另投他处去吧。我还明白了,周先生暑天召我入室,一定是我那两位长辈做了手脚。我一则喜,有人给介绍导师;一则悲,又让二老算计了一回。不过他们托人打听报考英美文学研究生,没有继续施压迫使我去读中文系,还是令我感动的。
记不清是不是禄良先生指定的那个周末了,某晨十点许我来到了周珏良先生在北外西院北楼一层某单元门前。正值一个和我年岁相仿,但比我健硕的青年拎着一部自行车走出门来。我问他周先生是否住在这里。他“嗯”了一声,放下车,回身推开一道门,说:“爸,有人找。像是学生。”然后冲着我指指门,意思是“请进吧”。
我进得门来,迎面却是位女士,很面熟,仔细一看,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方缃先生。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她和周先生是一家人。方先生看我大概也觉得眼熟,就问:“你找我?”
我连忙说,“我有心考周先生的研究生,想咨询一下,作为外校生,明年报考有些什么程序”。
她像是忽然明白过来了,说:“哦,你就是俞家那个‘猴三儿’吧?”
我一听自己的外号都传过来了,淘气的劣迹也一定曝了光,低头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暗中祈祷这个倒霉的外号千万别妨碍了我的考研大事。
周珏良与方缃先生
窘困中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我听东北朋友说‘逢三必嘎,嘎还必尖(精明)’,不知道你尖不尖?”说毕他们二人笑了,我更加无地自容。幸亏周先生解围,说:“禄良的信我看了,有点儿意思。你还会下围棋?”
用“堕入五里雾中”来形容我当时的困惑不为过分:考英文系研究生的程序,不可能包括围棋吧!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自己如何学棋,在房管局作瓦工时如何辛苦,如何借着围棋比赛得以一个多月脱离重体力劳动,如何因为这点甜头努力学棋,后来获得了北京市西城区围棋比赛第二名的成绩,这一连串的事讲给周先生听。
周先生听了笑眯眯地说,“嚯,你够厉害的嘛。我五十年代初期在棋社里跟过惕生先生学过围棋,过先生让我九子”。
过旭初、过惕生兄弟二人在什刹海南岸的“北京棋艺研究社”教棋多年,人称大过先生、二过先生。二过先生水平高于他的堂兄旭初先生,还下过让我两个子的指导棋。忽然间,我低到谷底的心情有了回升的机会——自己的棋艺可是比未来的导师高不少。仗着这个短暂的自我膨胀,我开口询问英文系考研的事情。得到的回答却是先生的反问:
“你读《史记》用的是哪个本子?”
好不容易有点儿盼头的我,又回到五里雾中,糊里糊涂地说:“用的是日本瀧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
“嗯,这个本子不错。《汉书》呢?”
“这个……我没注意过。只记得是家父向师大历史系高羽先生借的线装书。”
“高先生朱笔点过了?”
“没有。我用最软的铅笔点句逗,父亲检查后,用软橡皮轻轻擦掉。事先问过高先生。”
此后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会儿,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你二外是德文?回去好好补习德文。”
一句英语没问,就被打发了。失落。不服。非考不可。补习德文有什么了不起?补就是了。胡思乱想中我站起来要往外走,又被叫住:“回来回来,坐下坐下,我还有件事忘了问。”待我重新坐好,先生微笑着问:“你练毛笔字用什么帖?”
我就是再笨,此刻也明白了:大概是我那个外号使先生不悦,或者我给先生留下的第一印象相当差,先生觉得我不适合给他作学生,所以不跟我谈英美文学专业的话题。为了安慰我,就跟我聊一些文雅、愉快的闲话,从而使我的心情不至于太低落。理解到这一层,我心里的不服、不平倏然消失。我感到周先生是细心而宽厚的长者,故此一种由感佩而生的尊敬之心油然而起,放下了来时那种患得患失,语言也变得自信、流畅多了:“我一直是在学欧字,开始用《九成宫醴泉铭》,后来《化度寺塔铭》《虞恭公碑》《皇甫诞碑》都临过几遍。近来启功先生见间架、结体有了些根基,让我参考《多宝塔碑》和《唐人写经》墨迹本,从中领悟笔法。现在主要是偷偷临写启功先生为我写的《前赤壁赋》。”
周珏良先生跋《二金蝶室印谱》
“对呀,笔法是最重要的。不过,‘偷偷’是什么意思?”
“启功先生教我写字,但是反对我学他的字体。要求我从晋、唐入手,自己从古人那里悟出规律、法度来。可是我见启功先生写的《前赤壁赋》实在漂亮,墨迹笔锋的出入、顿挫、转折都清晰可辨,所以忍不住违背先生的嘱咐,瞒着他练一练。”
珏良先生笑了,说:“看来你和启功先生还真是有些缘分。他跟你说的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你听说过李邕‘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这句话吗?”先生见我点了头,便接着说:“你坐着,我拿张我写的字你看看、谈谈。”说罢他转身从另一间屋子里拿出一张似乎墨迹未干的小行楷,隽秀挺拔,很见功夫,绝不是率尔操觚之作。我看了又看,还把它拿到窗前对着亮光透视,见笔迹的转折顿挫连贯自然,没有丝毫勉强, 不由得赞叹:“您是高手呐。也是蹑晋踪唐的功夫,看上去很有翁方纲小楷格致,但是比他从容舒展。客观地说,境界比他高,因为没有去刻意追求什么。”这时候先生笑着问:“你知道翁方纲有刻意的追求?他追求什么?”我说:“他一生最推崇《化度寺僧邕禅师塔铭》,一心一意地想要达到他心目中《化度寺》的美学高度,追求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所以他写的小字清丽可爱,但是似乎过于规整。有时他放手写写带行书味道的随笔字,简直不成体段。所以我觉得他刻意追求《化度寺》,到了离开它不能写字的程度。您的字有他的清丽,没他的拘谨,所以我觉得比他略胜一筹。”先生听罢笑着摇摇头,说:“你们年轻人可真敢说话!有清一朝,成、铁、翁、刘四大家,你轻易地批评其中之一。你回去仔细看看翁方纲的隶、篆,看你还说嘴不说。”先生此刻站了起来道:“不过莫要刻意追求什么这个话,说给你自己听听或许有些好处。”见先生离座,我也连忙起身告辞,心里竟然有一丝丝轻松的感觉。走出先生的房门,来时的紧张忐忑,已是消散于无形,不禁自言自语地念叨:“此处不留……,上帝在此处关了一扇窗子,自然会在别处打开一扇门。”
谁知后来大门真的打开了。不是另一扇,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大门。
那天我回到家中,越回想越觉得周先生对我的路子。我想走出父辈的荫庇,却又不想和中国古典文学断了血脉联系。周先生是英美文学大家,名声在外;没想到旧学底子如此之厚,趣味如此儒雅多样。这不正是我向往的学术人格吗?想明白了这番道理,就按先生所云补习德文,英美文学的准备只是按部就班的重温一下大路之文。后来又按部就班地报名、考试。成绩出来,政治理论课超低空过关,德文倒是考了八十四分之高。我自己也颇觉意外。接到口试通知后,我连忙跑到楼下去求陈友松先生。
陈友松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教育系主任、北师大教育系副主任。抗战胜利后先生北上,到北师大任教。不知是什么原因,陈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双目失明,每日坐在书斋里,颇有寂寞之感。“四人帮”倒台后,落实政策,我家搬到一座新楼的二层,正好在他所居单元的上面。我母亲见他单身孤寂,就常炒一些家乡菜叫我送到楼下。陈先生是湖北人,家母是湖南人,两地的菜肴稍有异同,但是陈先生在北京吃到,还是赞不绝口。正好我学英文,就常常借送菜的机会和他用英文聊天。我发现陈先生失明后,听觉极其灵敏,而且早年的记忆格外生动。他纠正我的发音、指导我根据文体选择适当的词汇,偶尔还会让我读萧伯纳的剧本给他听,他帮助我理解剧情、文采。当初我考本科的时候,他为我准备了大约二十句话。等到我真的去口试时,主考老师问了我大约十五句话,全在那二十句里面。结果高分录取。现在考研究生了,难免故技重施。陈先生确实是高手,他说:“考研和考本科不一样。你先给我讲讲你们专业课的笔试都有些什么问题。”然后他根据我回忆的内容提出问题,并帮我解答。这样忙了几天,我自己觉得准备的还算充分。
到了考场,见到两位主考。一位正是周先生,另一位是个面目极其慈祥的中年女士,戴眼镜,笑眯眯的,让人看了便觉心中温暖。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冰心先生的长女吴冰先生。我入学后和吴冰老师相处得特别融洽,离校时有离开母亲的那种依恋不舍的感觉。此是后话。
考试的第一个问题由吴冰老师先问,内容果然是我笔试答卷的一些相关细节。后面的问题也大致如此。周先生在一边静静地坐着,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那个微笑多少给了我一些信心,所以回答问题比较流畅。入学后我曾跟王佐良先生提起,在周先生微笑的鼓励下,我口试考得比较放松。没想到王公(北外的教师、同学约定俗成,称他为王公,称周先生为周公,称许国璋先生为许老)说:“你自我感觉不错!周公哪里是用微笑鼓励你?那是他标志性的风采,无意中的高尚人格流露—浊世之翩翩佳公子也!‘文革’时我们俩一起‘挨斗’,我那时心里痛苦,偶一侧头,看到珏良的嘴角竟有一丝笑意,心里的愤懑压抑一下子消散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你们学习周老师的学问不容易,学他的风度,难上加难!”
入学不久,赶上中秋节,系里组织新老研究生和教授、外国专家在第二大教室屋顶上的露台联欢、赏月。桌上放了许多水果、月饼、冷盘、花生、瓜子、啤酒、葡萄酒。那时的研究生尚属稀缺资源,两三届加起来才有二十多个,而知名教授加上外国专家也有十几号人。这本来是学习的好机会,可惜我心理素质不佳,遇到人多、不太熟悉的场合,发怵,说不出话来。为了不露怯,我想了个自我掩饰的办法:左右手各拿一瓶冰镇啤酒,见谁的杯中不满,马上走过去给人家添上。这样不用和陌生人说话,又不显得呆板、怯懦。记得那天周公到的比较早,坐在露台的西南角上,嘴角挂着那著名的周氏微笑。许国璋先生到的稍晚一点,好像有什么事要和周公说,到场后直接走到周公身旁坐下,小声讨论起来。我给周公倒酒,满满的时候,他才轻轻点头。许老只让我倒了一点点,放在面前,却不去碰它。
周珏良先生 1948年拍摄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那晚老师同学们玩的都很开心,啤酒的供应也特别充分。我一圈一圈地转着倒酒,心里慢慢地品味古人说“酒过三巡”是什么滋味。我发现每次走到周公身边,他的酒杯总是空的。我看到周公脸色不变,神态自然淡雅,那丝微笑永远不动声色地挂在嘴角,使我不由得惊诧他的酒量。大概是转了四、五圈之后,许老“唉”了一声,说,“你不要转来转去了吧?弄得我头晕。去拉张椅子过来,坐在这里就给周公一个人倒,不要总让他等着。我也有话问你。”我连忙搬了一把椅子过来侧坐在二老中间靠后的位置,发现搬椅子的一会儿功夫,周公的酒杯又快告罄了!等我把周公的酒续满,许老用英语问道:“你父亲留过英吗?他的剑桥口音相当纯正啊。”我听罢一愣,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结结巴巴地说起父亲早年就读于英国人在天津办的“新学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没等我说完,周公接过来说:“哦,新学书院在天津大名鼎鼎。那里的教师,多数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其中有个著名的人物Eric Liddell,是1936年奥林匹克四百米赛跑冠军。”这时两位教授自己聊了起来,语速大大加快,我勉强跟着听,根本插不上嘴。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周先生学英文始于南开中学,而南开的人都知道新学书院的学生英文厉害。周公又说:“他们第一年预科,只学英文。然后六年,除了国文课之外,其他如历史、地理、数学、化学一律是英国人用英语授课。七年下来,英语水平自然很高。”许老接过话茬说:“哦,我知道Eric Liddell,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李爱锐。奥斯卡获奖影片《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就是根据他的生平编排的。”说罢向我示意,说:“咱们的电化教室里有这部片子,你有空去看看。”然后又对周公说:“前几天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学卷》的审稿会,他父亲用英语和我讨论Jesperson、Bloomfield、Chomsky 等词条的得失,使我颇为吃惊。”这样我才算弄明白许老何以知道我父亲。不过许老紧接着说了几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你能像你父亲那么出色吗?不一定吧?你父亲头多大呀!”
我的头长得不够大,愧对前辈师长,无奈地摸摸它,接着倒酒。周公见状,忙岔开话题问道:“我课上的作业,你是怎么做的?只有一句‘迅疾忽如雷电落’还算差强人意。”
那个学期,周公为我们开设了“比较诗学”这门课,除了讲授中西诗论之外,还让我们把英文诗翻成中文、把中文诗翻成英文,以期切身理解诗歌本身的美学实质。他说起的那个作业,是把英国诗人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 1850获“桂冠诗人”称号)的短诗《鹰》(The Eagle)译成中文。我当时是尝试用旧体诗的形式翻译,而那诗的最后一句是“And like a thunderbolt he falls”,我译成“迅疾忽如雷电落”。我的整篇作业,周公的批语是“虽合辙,却不押韵。《佩文韵府》要勤翻看。”我在家淘气捣蛋,到了学校却算得上“听话”的学生。先生那晚的批评貌似严厉,其实已经给我那份作业一个A-,应该算是不错的分数。尽管如此,我明白了先生要求以押韵的中文对应押韵的英文这个原则,于是利用周末跑到启元白先生家里,翻出那堆线装的《佩文韵府》,重新翻译了丁尼生的那首六行诗:
TheEagle
孤鹰赞
He clasps the crag with crooked hands;
如钩利爪握巉岩,
Close to the sun in lonely lands,
孤寂荒原近日边。
Ring’d with theazure world, he stands.
碧宇周环鹰独立,
The winkled sea beneath him crawls;
纹波蠕动海漪涟。
He watches from his mountain walls,
山如壁垒伊如戍,
And like a thunderbolt he falls.
迅疾如雷落九天。
先生看罢笑着点点头,说:“把三连韵换一次韵,改成对句不换韵,而且不露什么痕迹,算得上胆大心细。难道你想发明一种七言六句的新律诗吗?‘纹波蠕动’句稍嫌重复,且漏译了‘在下方’之意,倒也难为你了。不过‘涟漪’常见;颠倒一下说‘漪涟’韵倒是对了,可是成立吗?如果没有先例,就失之勉强。”我回答说:“我先头写的是‘海生涟’,后来想起暑假无事乱翻书的时候凑巧看到过孟郊《寒溪》诗,里面有一句‘漪涟竞将新’。我当时还诧异孟郊用词新鲜。现在移花接木,放在这里试试效果,不知成也不成?”周公说,“要真是这样,那倒是不错。《寒溪》?我回去查查看。”说罢把我那份“作业补遗”折叠起来,放在灰色中山服口袋里。我初学乍练,不知天高地厚,周公居然肯和我讨论唐诗的炼字,这比什么分数都使我开心。于是这首诗便如碑文般刻在我的心里。
更使我意外的是,过了大约一周,周公下课时叫我停留一下,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查了《全唐诗》,孟郊确有《寒溪》一诗八章,其末章有联曰‘凝精互相洗,漪涟竞将新’。你说你是随手翻书时‘凑巧’看到的,很好。以后还要勤翻书,只有勤翻才能越来越‘凑巧’。另外,我也有个‘凑巧’的故事。上次我说你无意中写出一种七言六句的新律体,事后我也好奇,觉得如果古诗中真有七言六句的体式,也应该在唐代以前的古体诗、特别是乐府诗里面。于是翻检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居然让我找到了一首。”说着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线装书,翻到夹着纸条的那一页,递给我。我看到纸条所在处有诗题曰《蜀道难二首》,扫了一眼,见是一个长长的序言下面有两首短短的五言诗。先生又说,往下翻,往下翻。我翻过一页,看到的标题是《同前二首》,其第二首赫然是:“嵎山金碧有光辉,迁停车马正轻肥。弥思王褒拥节去,复忆相如乘传归。君平子云寂不嗣,江汉英灵已信稀。”我不禁小声朗读起来,然后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原来“五陵车马自轻肥”是从这里来的呀!先生笑眯眯地听着,拍拍我肩膀,说:“好玩吧?”
三十多年以后,我写这篇文章时,虽然忘记了全诗的内容,却莫名其妙地记得先生这三个字,记得书页中传来的淡淡墨香,记得手指翻书传来的那种柔软绵涩的质感。幸亏还没有忘记《蜀道难》的标题和那半句“车马自(正)轻肥”,我费了些力气,好歹算是把它找出来了,抄在上面。检索时还找到了另一个版本,即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先生长子弘捷大哥所赠)里面所载的刘孝威诗。为分享周公既轻声细语又石破惊天的那三个字,我把它抄录在此,异文用黑体字标出:“禺山金碧有光辉,迁亭车马尚轻肥。弥想王褒拥节反,更忆相如乘传归。君平子云閴不嗣,江汉英灵信已衰。”我和恩师这个小小的交集,使我坚定了当时正在逐步养成的、毫无功利之心的读书情趣。人生之幸福有多种多样,在一个博学儒雅、和蔼可亲的名师指导下读书,应该是幸福榜上排名很高的一种。
1985年我参加了北京市高校学生围棋比赛,得了第二名。某周末回家的时候,又被禄良先生叫进屋中。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我:“你围棋成绩好、水平高,你的导师特别高兴!”这话使我稍觉困惑:一、两个礼拜之前,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对珏良师说起过此事,但是他的反应十分平淡,甚至可以说是冷淡,一点儿也没露出高兴的样子。禄良先生听了我的疑惑,说:“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你的导师。他公私分得极清,课堂上从来不谈学术以外的事情,可私下里和亲友闲聊时,你获得围棋亚军的消息,他可是当作一件大事来说。还说如果你早已毕业,现在在外单位工作,他会让方缃给你烧泥鳅吃呢。你师母烧的泥鳅,比鳝鱼都好吃!”我听了忙说:“干嘛非等毕业?我现在就想尝尝呢。”禄良先生笑了:“这个猴三儿,真是猴儿急!你现在是他的学生,只能是公事公办的关系。他若请你吃烧泥鳅,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一想,也对。总不能二十几个同学都到先生家去吃泥鳅吧。通过这件小事,我了解到了老师的另一个侧面,觉得可以写进《世说新语》里面的“方正”一门;或者新添一门“自律”,成为《世说新语》的第三十七门。
数月后我考“托福”,得了六百六十三分。那时同学们的口头传说是“托福”满分为六百六十,成绩超出满分三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分数通知打印错误,就写信到“托福中心”去询问。人家回信说没错,却没有告诉我满分到底是多少。同学们拿我开心,说老俞真傻,想自减三分。我辩解说:“傻什么傻?如果真是打印错误,我申请的学校万一把它作废不承认怎么办?”
我出国后听说师妹唐志红考了六百六十七分,破掉了我在“托福”考试中创下的纪录,但同学们还是没有弄明白满分究竟是多少。周公听说我考试成绩不错,又要我课后稍留下一会儿,告诉我他本来有心鼓励我考他的博士生,现在既然成绩考得好,那么出国留学是更为难得的机会,应该抓住。最后他颜色一肃,说:“你有点儿中国传统文化底子,难得。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丢了。”我很高兴地答应下来,又借此机会请先生为我写封推荐信。先生也欣然允诺。现在我“三省吾身”的时候,总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违反先生的这一嘱咐。
1991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周叔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展
照片左起:周景良、周杲良、冀淑英、周珏良、周一良
1992年10月,先生因心脏病突发而仙逝。我身在海外,消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从禄良先生那里传到我耳中。我那时正在努力撰写博士论文并申请美国大学英文系里的教职,生活紧张而疲惫,但还是询问了是否能让我写一篇回忆先生的文章。那时隔洋通讯还很不方便,又过了一段才得知纪念文早已过了截稿日期。后来互联网愈来愈发达,我只要稍微有些空闲时间,就上网搜索关于先生的点滴信息。慢慢养成了习惯,坚持了很多年。不记得是何时,总是在周公作古许多年之后,我见到了王立礼先生写的一篇回忆文。该文亲切、详细,只有特别熟悉先生的人才能写得出。其中的一段内容使我不禁莞尔。她说周公招英文系博士研究生颇为讲究,要求也独具特色:英语口头、笔头功夫俱佳自不必说,还提出理想的学生应该会下围棋、通书法、能阅读没有标点过的文言文、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一些主要体式,还要有一门比较扎实的第二外语。我读后心里感到惭愧与荣幸交织。就我所知,我们北外英文系的研究生中,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似乎只有我一个,所以我觉得既荣幸又骄傲。同时也因为自己学术成就的不足而感到对不起先师的期望,十分惭愧。幸好我从2010年开始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来细读唐诗,出版了《绿窗唐韵》《数猿肠断和云叫》《启功〈论诗绝句〉忆注》等译著和专著,把我从英美文学、西方文论中吸收到的养分,回馈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之中。这也算我没有放弃当初对先生的承诺。将来,等我有幸在另外一个时空为先生倒酒的时候,不至于愧对他嘴角那一缕若有若无的微笑。那是我极想模仿却永远也学不到的微笑。
“周氏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