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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 | 陶易:唐代举子打秋风
发布时间:2021-10-26 15:06:46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陶易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记载,夏侯孜考进士多年未中第,其仆人李敬跟着他历尽艰辛。有人劝李敬说:“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贫寒失意的读书人),有何长进?”李敬回答道:“我使头(奴仆对家主的称呼)及第后,还拟作西川留后官。”这里的“打风打雨”,即后世所谓“打秋风”、“打抽丰”之意,是指假借名义、利用关系向人索取财物或赠与的一种社会现象。唐代士人在应举或求仕的过程中,四处打秋风的不在少数,其中应举考生(唐宋人习称“举子”)的打秋风现象,应当与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风尚有关系。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说:“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厌恶鄙视)不辞。”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也指出:唐代举子“行卷以求知己,虽然主要是为了成名,但其末流也有借此打抽丰(打秋风)即敛财的”。他们都指出了唐代举子打秋风的现象。本文拟列举一些具体事例,并约略探究其中的原委。
唐代笔记《幽闲鼓吹》记载,牛僧孺初应举时,听说襄阳节度使于頔为人豪爽,出手大方,特意去拜谒。可一连数月只见了两次面,于
頔
仅把牛僧孺当做普通乡贡对待,牛一怒而去。某日于
頔
忽然问负责接待的官员:“前些日子来的牛秀才走了吗?”答曰:“已去。”又问:“何以赠之?”答曰:“与之五百。”问:“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
頔
非常后悔,立即命令帐下小将携带五百匹绢和一封书信,去追赶牛秀才,并交代说:“如果未出襄阳辖界,就把人领回来,如已出界就送上书信。”小将在界外追到后,牛僧孺连信都不启封,直接拒绝了馈赠。牛僧孺后来官至穆宗朝宰相,是“牛李党争”中的牛党领袖,他当年因遭冷遇,以傲兀不屑来回应于
頔
的馈赠,在唐代举子中实不多见。程千帆先生据此推论,对于普通举子而言,只要打发五百钱也就足矣。
然而唐代恃才自傲的举子实在不少,打秋风的期望值并不容易满足。据范摅《云溪友议 》卷下“因嫌进”条,李吉甫任信州(今江西上饶)刺史时,贵溪(唐代信州属县)举子吴武陵赴长安应举,途经信州,因缺少盘缠而哀告李吉甫,李给了吴几匹布帛,吴武陵觉得馈赠太少,且不实惠,在回信中词语唐突,口出怨言,丝毫不顾及父母官的颜面,李吉甫颇为不快。李夫人劝说道:“小儿(指李德裕)方求成人,怎能与举子结怨?”于是再送给吴二百斛米(一斛合十斗)。但李吉甫对吴武陵终归是耿耿于怀。到元和二年吴武陵参加进士考试时,李吉甫已入朝拜相,当主司向宰相呈榜时,李吉甫劈头便问:“吴武陵及第否?”结果主司误认为吴与宰相有交情,把本已落第的吴武陵临时填入榜末而录取了。李吉甫不悦道:“吴武陵是个粗人,怎能录取及第?”但名已上榜,不能更改。吴武陵本遭嫌弃,却因祸而得福。
《太平广记 》卷四九六引《乾馔子》载,唐德宗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使,有进士(唐代举子未第时称“进士”,及第后称“前进士”)刘师老、许尧佐登门谒见,刚刚坐定,只见一个头大足短、仪形古怪、身着麻衣(唐代举子都穿白色粗布麻衣)的人,不待通报,径直闯入邢君牙的幕府,双手一拱道:“进士张汾不敢拜。”邢君牙见此人颇豪气,遂恭请其入座,却丝毫不待见先来的刘、许二人。俄而下属呈送账簿给邢节度查验,一见招待费有五万多的亏空,邢君牙不由大怒,怀疑属吏中饱私囊。这时张汾拂衣而起,便要告辞,邢节度问他为何要走,张汾说:“我在长安闻听邢节度的大名,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没想到今天为了区区三五万钱而计较,这汉子咋行?”邢君牙闻言立刻放了属吏,与张汾亲切攀谈。张大言道:“我在京师应举,每年要开支两千贯钱(千钱为一贯),多用在往来交游上。我曾见剑南节度韦皋和徐州节度张建封,他们每日宾客有数等,上等的给事中、中书舍人,就要安排法味(本指佛教妙法的滋味,此疑指奇珍异味),中等的补阙、拾遗,就要安排煮鸡烧肉。”又指着刘、许二位说:“ 像举子这类人,远道来访,至少也要安排些臜胡( 煮羊肉)。邢节度何不也如此安排呢?” 刘、许二位被这番狂言所惊吓,逡巡告退,邢君牙每人赠送五缣。而张汾的待遇则优越很多,邢君牙派人洒扫内厅安置,好吃好喝招待了一个多月,临行还赠与五百缣。
上述事例在《新唐书·邢君牙传》中也有简略记载,并称赞邢君牙的“屈己好士”作风。此事应发生在德宗贞元四年(788),据两《唐书》,韦皋贞元元年镇剑南,邢君牙贞元三年镇陇右,张建封贞元四年镇徐州,而贞元五年张汾已及第。
《玉泉子》记载,晚唐著名文人温庭筠早年参加贡举时,客游江淮,扬子留后(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置扬子巡院,设留后为主官)姚勗厚赠之。但温庭筠作风浪荡,将所得钱帛都花在宴游狎妓上,姚勗怒而斥逐之。温庭筠之姐将弟弟总是落榜的原因归咎于姚勗,找其哭闹,姚勗愤怒郁闷。据两《唐书》的记载,姚勗是名相姚崇的曾孙,长庆元年(821)进士,与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友善,其为扬子留后应在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以后(837)。姚勗不仅有才干,而且为人厚道,当李德裕被贬窘困,昔日故人多不敢通劳问时,姚勗则多次问候并给予周济。温庭筠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史书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好与公卿家无赖子弟饮酒赌博,作狭邪游。又自负才华,得罪宰相令狐绹(参《唐诗纪事》卷五四),因此累年不第。《旧唐书》说温庭筠曾“乞索于扬子院”,《新唐书》说“丐钱扬子院”,当指同一事,而此时令狐绹镇淮南,与《玉泉子》记载不相符。但无论如何,温庭筠到扬子巡院打秋风确有其事,其对象选择也很准确,一来他与姚勗有亲故,二来扬子巡院管理东南盐务,是个油水颇丰的衙门。
唐人科举考试场景
同为姚崇裔孙,也有品行截然相反的。据《唐摭言》卷十,姚崇另一位裔孙姚岩杰,自幼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但为人狂傲,目中无人。一次,姚岩杰南游徽州,先以著述寄给歙州(今安徽歙县)刺史卢肇,卢是会昌三年(843)的状元,咸通初出刺歙州。卢刺史知道姚某好使酒性,回信褒美,赠以钱物,同时又声明因遭兵燹,地方凋敝,无力招待大贤。姚岩杰复信相激,定要以文会友。卢肇迫不得已,用自己所乘之马把姚某迎到郡衙,以招待公卿的礼节供给姚某食宿。然而姚岩杰非但不领情,还日渐傲视、挤兑卢肇,弄得东道主十分难堪。后来姚岩杰流寓豫章(今江西南昌),死于兵乱之中。
李商隐在《记刘叉 》一文中说,中唐有个叫刘叉的豪士,身高力大,在市井中干些个网罗鸟雀、宰牛屠狗的营生,还曾醉酒杀人,变名潜逃。后遇大赦,折节读书,能作诗歌,经常身穿破衣,脚踩木屐,四处乞讨酒食为生。听说大文豪韩愈接待天下文士,刘叉登门造访,赋诗求见,自以为水平在卢仝、孟郊之上。当时韩愈以碑志负盛名,所获润笔钱物堆得满箱满盆,刘叉不客气地取走案上金数斤,并扬言道:“这都是讨好墓中死人所得,不如给我作祝寿钱。”别人的劳动所得被视为不义之财,自己不劳而获反倒成为伸张正义了。刘叉此举,有人视为旷达,有人誉为刚直,然而终究属于打秋风的行径。
打秋风一般多是混些吃喝,要点财物,而盛唐王泠然的胃口更大,打秋风也与众不同。王泠然是山东人,玄宗初年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应取解试,结果被县尉高昌宇所黜落,王对此耿耿于怀。开元五年(717年),王泠然考中进士,赴长安铨选,吏部又因故停选。这时高昌宇已官居监察御史,王泠然就写了一封信给高御史。《唐摭言》卷二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其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是怨恨,对当年被黜表达不满。二是自负,“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唯仆而已”。三是哭穷,“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并向高御史提出非分之请:“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四是威胁,要是不满足我,后果很严重:“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信的结尾还说:“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山东布衣,不识忌讳。泠然顿首。”其无理要求估计是竹篮打水,这封信也只是为发泄不满而已。
王泠然后于开元九年(721)被吏部侍郎王丘奖拔,选为太子校书郎。他又觉得才高位卑,再次给宰相张说上书,要求提携,最终也未受重用。《唐才子传》说王泠然“工文诗赋,气质豪爽,当言无所回忌,乃卓荦奇才,济世之器”。但从他先后两封书信来看,才气固然有,而大言不惭,怨天尤人,要老婆要官职,何谈济世,未见卓荦。倒是打秋风别出心裁,令同类们相形见绌了。
唐代举子打秋风的主要对象是地方的节度使、观察使或州刺史,但有时也打到了寺院道观里。《唐摭言》卷七记载,穆宗朝宰相王播少年孤贫,曾寄食扬州惠昭寺木兰院读书,“随僧斋飡(餐)”,蹭吃又蹭住。但时间一长,僧人们感到厌烦,就故意等到斋后再敲钟,让王播饿肚皮。王播中进士二十年后,出任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故地重游,见昔时题壁诗已被寺僧用碧纱所罩,感慨往事,再题诗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字里行间依然流露出对当年受窘的介怀。
同书还记载,懿宗朝的宰相徐商,未第时隐居中条山万固寺泉读书,“随僧洗钵”。僖宗朝宰相韦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还有曾经作诗悯农、后来为官刻薄的李绅,先后寄食于无锡惠山寺和剡川天宫寺,天宫寺的老僧还资助了李绅不少赶考的盘缠。唐昭宗时,庐山永安院有位高僧如义,他“以诗礼而接儒俗”,“羁旅书生,咸成事业,告行之日,复遗资粮”(陆元浩《仙居洞永安禅院记》)。寄读的士子们不仅学业有成,衣食无忧,而且还获得了应举的经费。
唐代举子打秋风的缘由因人而异,但共同的背景应是来自经济压力,因为唐代举子的应试开销远比后世要多。唐代进士科考试并不单凭试卷成绩取舍,更看重举子平时的诗赋水平和社会知名度,考前允许举子向社会名流或达官显贵投送诗文,以求奖誉,称为“行卷”。每年制作行卷需要钱,见面礼也不能少。唐代常科每年一考,对于边远州县的举子来说,途中的衣食、车马和住宿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常有举子因盘缠短缺或途中染病而放弃考试。而落第的举子为了节省路费和时间,大多选择留在长安“过夏”,寻找僻静的坊市或僧院,准备来年继续应考,这期间的房租、日常生活和应酬开支也都不少。中唐以后,由于国力渐衰,大量的举子和候铨人员聚集京师,消费需求加倍增长,导致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局面。
钱易《南部新书》乙卷还记载,每到六月以后,长安的举子们忙着作诗文,制行卷,有时还要结伴出资备酒席,请名流或好友出题目,举行“私试”(模拟考试)。交游干谒也是唐代士子的风尚,交游为了开阔视野,以文会友,提高创作水平;干谒或是为了行卷求知己,或是为了获得经济资助。如果目的倾向于后者,就必然演化出打秋风的现象。
据《唐摭言》等文献记载,唐代举子考中进士后仍有很大的花销。粗略算来,有宴游费、车马服装费、印制《登科录》的“名纸钱”(每人十千文),还有报喜费、定名笔费(参陶谷《清异录》)、茶钱(宴饮期间,新进士每人每日出五百文给酒席操办者,实为小费性质)等等。其中宴游名目颇多,持续时间达数月,费用开支最大(参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2007;拙文《唐代科举宴游风尚》,《寻根》2013年第1 期),贫寒举子大多要为此借债,如果不能及时凑足份子钱,还要处以“罚金”。唐代新进士的宴游活动中,还有到长安歌妓集中的平康里作狭邪游的节目,那开支更是没准儿,只有官宦富家子弟才能买得起单。
唐代文人宴饮场景
关于唐代举子的求学应试开支,《唐摭言》中也有零散记载。如唐初名臣郭元振十六岁入国子监读书,家中一次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晚唐忠武军节度曹汾之子曹希干进士及第,举办家宴,用钱二十万。僖宗朝宰相刘邺的二公子刘覃及第后,在长安宴游摆阔气,每日花银子一铤。还有初唐陈子昂摔琴求名、一掷百万的豪举,更非一般举子所敢想望。
至于贫寒士子多选择寺庙为打秋风的处所,是因为寺院能够提供免费的食宿。唐代士子有读书山林的风尚,不少人在参加科举考试和做官以前,多好隐居山林或者寺庙、道观读书。一来这些地方处所僻静,风景优美,藏书丰富,能够让士子心无旁骛地读书写作。二来唐代的文人多信佛道,好禅悦,乐与高僧谈禅论道,切磋艺文。而唐代的寺院经济较为发达,有能力承担寄寓者的食宿,贫寒士子寄读寺庙也就较为普遍了。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不少地方官员常会主动资助举子,《唐摭言》中载有多例。江西节度使钟传虽然出身行伍,他却能礼遇乡贡三十年,每年送举子赴考,都要举行乡饮酒礼,还赠给礼物与柴米,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馀每人十万。欧阳澥参加科考近二十年而不中,流寓汉南(今湖北宜城市),襄阳节度使刘巨荣“待以厚礼,首荐(解元)之外,资以千馀缗(一千文为一缗)”。晚唐诗人卢延让向侍御史吴融行卷,吴向荆州节度使成汭推荐卢延让,“由是大获举粮”。再如荆南州(今湖北荆州市)的举子多年没有及第登科的,号为“天荒解”,宣宗时刘蜕从荆南取解,一举中第,节度使崔铉奖励刘蜕“破天荒钱”七十万。如果各地官员都仿效之,唐代举子也就没有打秋风的必要了。
最后附带指出,如今各地资助贫寒考生上大学,以及对各级高考“状元”给予奖励的举措,其实是滥觞于唐代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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