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长孺简介 唐长孺先生(1911年7月4日~1994年10月14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1942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1944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6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点校、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二、主要学术贡献 唐长孺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古籍点校、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方面。 1,魏晋南北朝随唐史研究 受聘蓝田国师,特别是于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唐先生由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兼治辽金元史的同时,研究重心转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诸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于《燕京学报》、《学原》、《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历史研究》等发表《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兴废及政治影响》、《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记》、《论五朝素族之解释》、《清淡与清议》、《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白衣天子试释》、《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等篇章。 1955年,唐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由三联书店出版,对这一历史时期许多前人未及或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富于启迪性的结论或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 陈寅恪先生曾致函称赏,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论丛》之问世,可视为1949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充分占有诸种史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融会贯通,将考据学与理论探讨汇为一体,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兵制、民族问题、宗教及学术文化诸论题展开深入剖析的史学名著之一,也由此奠定了唐先生在中国中古史诸领域的学术地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唐先生又相继撰著出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唐书兵制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等著作。并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中华文史论丛》、《武汉大学学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及日本《东方学》、《东方学报》、《东洋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太平经﹥与太平道》、《论南朝文学的北传》、《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の客と部曲》、《唐代の部曲と客》等学术论文数十篇。特别是在其晚年目疾加重、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撰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对其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做出理论性概括。他在东西方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两汉时期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亚洲型”封建社会的的论断;从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即“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入手,论证了“魏晋封建论”之重大问题;探讨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从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门阀体制、学术文化等方面产生的诸般差异;对唐代的变化逐一剖析,对唐代“南朝化”倾向之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进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阶段性发展之特质及演变趋势等做出了新的诠释。 2,古籍点校 唐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唐书兵制笺正》一书,对旧史记载做了一系列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条分缕析,纠正了兵志记载中的许多疏漏和错误。1957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60年底,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承担其中“北朝四史” (《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出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组长。1963年,赴京主持点校 “北朝四史”。前后历时十载,终告完成。这一点校本,既充分参考前人成果,又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唐先生不仅根据《册府元龟》、《通典》等增补传本《魏书》礼、刑二志中之脱叶、脱文,同时所撰写的“校勘记”, 广征博引,按断精审,将校勘与考订有机结合,融古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于一炉,被海内外学术界视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 3,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 唐先生历来重视出土文物、文献资料。早在20世纪40年末即对新兴的敦煌学多所关注。1957年4月至9月,他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活动期间,于科学院图书馆阅读敦煌文书缩微胶卷,抄录大量卡片;曾向历史研究所所长尹达先生提出成立敦煌学研究室之建议,因故未果。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4年前后,新疆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及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曾发掘清理吐鲁番晋-唐古墓葬近四百座,出土大量古代官私文书。唐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批文书重要的学术价值,遂于1974年建议国家组织专门力量对之进行系统整理,并于1975年与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一道亲赴新疆考察,在库车古道上,唐先生因路途颠波,右眼视网膜脱落,竟致失明。同年,因唐先生之倡议,经国务院批准,受命主持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 他不顾眼疾,全身心投入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对近万枚文书残片逐一识读,通过纸质、书体加以掇合、录文,并在悉心考订的基础上予以“断代”和“定名”,十易寒暑,终将吐鲁番古墓葬所出此批十六国至唐代的官、私文书,古籍残卷、佛、道文献等整理完毕。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至10册;图文本1至4册,先后于文物出版社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遗文公诸中外学人,并总结出一套科学的文书整理的规范和方法。唐先生又结合出土文书的整理,将之与中国中古史研究有机结合,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他所撰写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跋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书》、《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唐贞观十四年手买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等一系列有关出土文书与十六国至唐代历史的重要专论,与新出文书之整理一道,将我国敦煌吐鲁番学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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