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内容极其丰富且庞杂，所涉及领域更是复杂多样，许多内容为传世文献未记载，但又是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资料。吐鲁番文书与敦煌文书相比，更为难治。与敦煌文书出自藏经洞不同，吐鲁番文书出土于吐鲁番盆地各处的古城址、古墓葬及石窟寺中，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在吐鲁番盆地大肆盗掘，致使这些“原生态”资料散落世界各地。陈寅恪先生曾言“敦煌者，吾国之学术伤心史也”，从当今学术史角度来看，吐鲁番在近代所遭受的“文化浩劫”同样令人唏嘘。随着国外一些大的收藏机构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刊布，使我们不必远涉重洋，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几乎所有的吐鲁番文书，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小的收藏机构或个人的收藏仍“养在深闺人未知”，仅有少数学者能窥其面貌。吐鲁番文书按语种可笼统地分为汉文文献与胡语文献；按文书性质又可划分为非宗教类文献与宗教类文献。虽然国内机构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收藏的汉文文书都已集中刊布，但以往的整理刊布缺乏针对性，各类文献杂糅其中，对不同收藏机构中的同类型文书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不利于学界使用。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非佛教文献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学界历来极为看重，但对散藏世界各地（特别是小的收藏机构及私人手中）的汉文非佛教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刊布、录文的工作则一直进展缓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大学荣新江、史睿二位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出版，完成了吐鲁番文书整理的一块重要拼图。

2021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和史睿合作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以下简称《散录》），这是一个漫长工程的最终成果，参与的学者、学生和编辑都付出了劳动，也积累了一些整理出土文献的经验。这里我把三十多年来的经历、体会略微整理，希望与出土文献的整理者分享。

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文献号称难治，因为它们来自盆地内许多遗址，有石窟，有地上寺院，也有墓葬，时代跨度长，内容也更加分散，加上各国探险队的分裂转移，使其支离破碎，甚至一些原本是同一写卷，却被分割数段，散在四方。因此，研究吐鲁番文献，首先需要尽可能地调查文献所在，进行残片缀合或文书汇总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一些比较集中的文献已经做过系统的整理和刊布，《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全二册）》一书，则专收这些合集之外的各处吐鲁番文献收集品中的非佛教文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