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 展开全文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可以说《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收起

社会对梅贻琦先生的评价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陈寅恪      梅校长富有修养，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郑天挺 梅月涵先生平素虽然沉默寡言，甚至给人以孤独自恃之感，但实际上他置身教... 展开全文

社会对梅贻琦先生的评价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陈寅恪 
    梅校长富有修养，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郑天挺
梅月涵先生平素虽然沉默寡言，甚至给人以孤独自恃之感，但实际上他置身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充满活力、希望和信念。 ——吴泽霖 
    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马约翰 
    梅师之教育精神，在学问则诲人不倦，在事业则以身作则，在品德则潜移默化。尤其是在德育和美育方面，熏染陶冶，一出于“无言指教”，其收效至为宏大。——浦薛凤 
    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领导之下，毫无问题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 ——蒋廷黻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来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诩的北大没有意见，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梅贻琦却能在八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关键与奥妙是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 ——傅任敢 
    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 ——蒋梦麟
那时清华的教授中获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却选中了他？我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月涵开始主持教务会议，即已显示了他的民主作风。在会上，他作为主席很少讲话，总是倾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形成决议。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给他送一些茶点，孩子没人带，就放在小车里推去推回。——梅夫人韩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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