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线装本）全三册
前言（节选）
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山人，又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卒后三十八年，即隆庆元年（一五六七），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从祀于孔庙。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是儒家四大圣哲之一。与孔、孟、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军事、哲学、政治、文学、法学、教育和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以军功著称。冯侠夫曾总结出王阳明的八大军功：平漳州、平大庾、平横水与左溪、平桶冈、平大浰、平宁藩、平思田、平八寨（《王阳明之事功及其学说》）；实际上王阳明的军功远不止这些，他还有不少可贵的不战而胜的军功，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
《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是最能直接体现王阳明军事思想的著作，书中的评论与批注十分简洁，不了解阳明其人其学，以及其他相关之书，很难深刻领悟书中评注的内涵。
……
无数文臣武将通过学习阳明心学，“养得此心不动”，终成一代名臣名将。文臣中最著名的当数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内阁首辅徐阶，明代晚期的内阁次辅徐光启也明显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武将或才兼文武的著名将领受其学说影响的有很多，其中抗倭将领有：嘉靖年间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胡宗宪（官至兵部尚书）、私淑者戚继光（官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魏良贵（官至右副都御使）、林颖麒（与郡守谭伦合剿聚歼倭寇）、唐尧臣（官至右佥都御史）、李遂（官至兵部尚书）等；隆庆年间的李材（官至都御史）等；万历年间的李如松（官至辽东总兵）、李如柏（官至辽东总兵）等。
入清以后，阳明其人、其学、其书仍然能够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林则徐称赞道：“以王伯安之才，国家所祷祀以求者也。”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林则徐因禁烟遭到了充军伊犁的处分，在与家人道别时曾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阳明对《孙子•地形》的评论与之非常接近：“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阨远，而料敌制胜乎？”想来林则徐是研读过《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的。另外，左宗棠亦称赞道：“阳明先生，姑毋论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其行事之散见于儒先纪载者，亦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
王阳明一生战功赫赫，屡屡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巨大的胜利，甚至不战而胜，但他本人不以为意，一直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即把战胜攻取看作是相对容易的事情，把改变人心看作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故而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讲学，即使是在戎马倥偬期间仍然讲学不辍，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人心，改变社会。
王阳明生前无意于编撰并出版军事著作，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王阳明军事著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著，而且大都不是在阳明在世时编纂成书和出版的，但是阳明及其后学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军事著作，包括《兵志》《历朝武机捷录》《阳明兵策》《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等。
《兵志》是王阳明精心编纂而成的战例汇编，《历朝武机捷录》是王阳明对自远古以来重要将领的评论文集。这两部书反映了王阳明当年是如何 “履事造理”，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为战无不胜的将领的，只不过这些“事”都是书本上的“旧事”。
《阳明兵策》是明末樊良枢抽取王阳明奏疏、檄谕、语录等编纂而成的军事文集，书中加入了樊良枢的评注。它既是王阳明军事文集的汇编，也是明代研究王阳明军事思想的代表作。
《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是王阳明对《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七部重要兵书的评论、注解、批点，是最能直接体现王阳明军事思想的著作。
王阳明对《武经七书》的评注、批点，或提要钩玄，直揭要义，或借助经文，显其洞见，既反映了《武经七书》的精要，也反映了评注者如何“养心不动”“履事造理”，对于研究《武经七书》与阳明兵学、哲学都不无裨益。
它原本系王阳明读《武经七书》时的随手批注与评论，初无刻本。嘉靖年间胡宗宪从阳明的侄子王正思处得来，后为其幕僚茅坤所得，茅坤之后茅震东又将之借与孙元化，孙元化甚爱之，于天启年间将之刊刻行世，后又刊刻过若干次，但传本稀少，现已入选“国家珍贵图书名录”。
在明代中期，该书虽长期以来没有刊本传世，是不轻易示人的秘籍，但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为抗倭事业作出了贡献。
胡宗宪十分喜爱王阳明其人、其学、其书，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主持刊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三卷、《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集》十卷，并在亲撰《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中指出：“自先生没，凡若干年，人愈益仰慕，凡先生生平制作，虽一字一句，皆视如连珠拱璧不忍弃。”这虽然是就当时的一般人来说的，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胡宗宪对阳明著作的推崇。胡宗宪还主持重刊过王阳明《寓广遗稿》二卷。胡宗宪早年在阳明大弟子钱德洪的指导下研读过王氏撰写的军事类奏疏、公移，并积极寻访王阳明其他军事类文献，访得《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七卷，并在书中加入自己的评注和跋文。在跋文中，胡宗宪披露自己在求学阶段“艳慕阳明先生理学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在阳明故乡余姚为官期间，胡宗宪 “得瞻先生之遗像，与其门下士及子若侄辈游，而夙念少偿”；胡宗宪访得《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更是如获至宝，“片言只字亦可以想见先生”，读之，“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从行师用兵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来看，胡宗宪也是处处模仿王阳明的。其说甚繁，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明末，徐光启的高足孙元化在为《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作的序言中谨慎地说，胡宗宪的抗倭功勋“安知不从此编得力哉”？从胡宗宪指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来看，王阳明的评注确实对胡宗宪产生了很大影响。胡宗宪研读王阳明评注时，还加上了自己的评注。这些评注，有的揭示《武经七书》中重要兵书的精华要义。如《孙子•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说，王阳明的评语体现了他对此说的赞赏，而胡宗宪在此篇中写下的评论是：“看到此处，纔见孙子伎俩不与世之好战轻战者同。”正与王阳明的评语相呼应。有的评注体现出胡宗宪对古代君臣之间微妙关系的洞见。如《三略•下略》“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胡宗宪注云：“此等语开后世杀戮功臣之渐。”可惜的是，胡宗宪虽然洞察到了帝王滥杀功臣的习气，但自己仍然没有逃过被帝王滥杀的命运。
《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书名有多种，包括“新镌武经七书”“新镌标题武经七书”“阳明先生朱批武经七书”“新镌朱批武经七书”“阳明先生批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武经评”等。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出该书内容，本此整理将书名拟为“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各卷出现的书名则不作改动。
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山人，又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卒后三十八年，即隆庆元年（一五六七），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从祀于孔庙。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是儒家四大圣哲之一。与孔、孟、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军事、哲学、政治、文学、法学、教育和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以军功著称。冯侠夫曾总结出王阳明的八大军功：平漳州、平大庾、平横水与左溪、平桶冈、平大浰、平宁藩、平思田、平八寨（《王阳明之事功及其学说》）；实际上王阳明的军功远不止这些，他还有不少可贵的不战而胜的军功，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
《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是最能直接体现王阳明军事思想的著作，书中的评论与批注十分简洁，不了解阳明其人其学，以及其他相关之书，很难深刻领悟书中评注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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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文臣武将通过学习阳明心学，“养得此心不动”，终成一代名臣名将。文臣中最著名的当数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内阁首辅徐阶，明代晚期的内阁次辅徐光启也明显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武将或才兼文武的著名将领受其学说影响的有很多，其中抗倭将领有：嘉靖年间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胡宗宪（官至兵部尚书）、私淑者戚继光（官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魏良贵（官至右副都御使）、林颖麒（与郡守谭伦合剿聚歼倭寇）、唐尧臣（官至右佥都御史）、李遂（官至兵部尚书）等；隆庆年间的李材（官至都御史）等；万历年间的李如松（官至辽东总兵）、李如柏（官至辽东总兵）等。
入清以后，阳明其人、其学、其书仍然能够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林则徐称赞道：“以王伯安之才，国家所祷祀以求者也。”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林则徐因禁烟遭到了充军伊犁的处分，在与家人道别时曾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阳明对《孙子•地形》的评论与之非常接近：“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阨远，而料敌制胜乎？”想来林则徐是研读过《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的。另外，左宗棠亦称赞道：“阳明先生，姑毋论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其行事之散见于儒先纪载者，亦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
王阳明一生战功赫赫，屡屡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巨大的胜利，甚至不战而胜，但他本人不以为意，一直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即把战胜攻取看作是相对容易的事情，把改变人心看作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故而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讲学，即使是在戎马倥偬期间仍然讲学不辍，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人心，改变社会。
王阳明生前无意于编撰并出版军事著作，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王阳明军事著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著，而且大都不是在阳明在世时编纂成书和出版的，但是阳明及其后学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军事著作，包括《兵志》《历朝武机捷录》《阳明兵策》《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等。
《兵志》是王阳明精心编纂而成的战例汇编，《历朝武机捷录》是王阳明对自远古以来重要将领的评论文集。这两部书反映了王阳明当年是如何 “履事造理”，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为战无不胜的将领的，只不过这些“事”都是书本上的“旧事”。
《阳明兵策》是明末樊良枢抽取王阳明奏疏、檄谕、语录等编纂而成的军事文集，书中加入了樊良枢的评注。它既是王阳明军事文集的汇编，也是明代研究王阳明军事思想的代表作。
《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是王阳明对《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七部重要兵书的评论、注解、批点，是最能直接体现王阳明军事思想的著作。
王阳明对《武经七书》的评注、批点，或提要钩玄，直揭要义，或借助经文，显其洞见，既反映了《武经七书》的精要，也反映了评注者如何“养心不动”“履事造理”，对于研究《武经七书》与阳明兵学、哲学都不无裨益。
它原本系王阳明读《武经七书》时的随手批注与评论，初无刻本。嘉靖年间胡宗宪从阳明的侄子王正思处得来，后为其幕僚茅坤所得，茅坤之后茅震东又将之借与孙元化，孙元化甚爱之，于天启年间将之刊刻行世，后又刊刻过若干次，但传本稀少，现已入选“国家珍贵图书名录”。
在明代中期，该书虽长期以来没有刊本传世，是不轻易示人的秘籍，但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为抗倭事业作出了贡献。
胡宗宪十分喜爱王阳明其人、其学、其书，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主持刊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三卷、《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集》十卷，并在亲撰《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中指出：“自先生没，凡若干年，人愈益仰慕，凡先生生平制作，虽一字一句，皆视如连珠拱璧不忍弃。”这虽然是就当时的一般人来说的，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胡宗宪对阳明著作的推崇。胡宗宪还主持重刊过王阳明《寓广遗稿》二卷。胡宗宪早年在阳明大弟子钱德洪的指导下研读过王氏撰写的军事类奏疏、公移，并积极寻访王阳明其他军事类文献，访得《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七卷，并在书中加入自己的评注和跋文。在跋文中，胡宗宪披露自己在求学阶段“艳慕阳明先生理学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在阳明故乡余姚为官期间，胡宗宪 “得瞻先生之遗像，与其门下士及子若侄辈游，而夙念少偿”；胡宗宪访得《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更是如获至宝，“片言只字亦可以想见先生”，读之，“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从行师用兵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来看，胡宗宪也是处处模仿王阳明的。其说甚繁，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明末，徐光启的高足孙元化在为《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作的序言中谨慎地说，胡宗宪的抗倭功勋“安知不从此编得力哉”？从胡宗宪指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来看，王阳明的评注确实对胡宗宪产生了很大影响。胡宗宪研读王阳明评注时，还加上了自己的评注。这些评注，有的揭示《武经七书》中重要兵书的精华要义。如《孙子•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说，王阳明的评语体现了他对此说的赞赏，而胡宗宪在此篇中写下的评论是：“看到此处，纔见孙子伎俩不与世之好战轻战者同。”正与王阳明的评语相呼应。有的评注体现出胡宗宪对古代君臣之间微妙关系的洞见。如《三略•下略》“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胡宗宪注云：“此等语开后世杀戮功臣之渐。”可惜的是，胡宗宪虽然洞察到了帝王滥杀功臣的习气，但自己仍然没有逃过被帝王滥杀的命运。
《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书名有多种，包括“新镌武经七书”“新镌标题武经七书”“阳明先生朱批武经七书”“新镌朱批武经七书”“阳明先生批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武经评”等。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出该书内容，本此整理将书名拟为“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各卷出现的书名则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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