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穿过历史的迷雾，以自己的文字对那些逐渐远去的人和事作幽默回望，其中既有骄傲自豪，也有愤愤不平；既有讥讽揶揄，也有反躬自省。

    张郎郎讲述的大雅宝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如同童话般的时代：旧时光一去不返，新政权刚刚创立，整个世界呈现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态势。一群艺术家结束了他们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老北京的一个普通胡同中的一个普通院落里，并在这里走上了他们如同童话般的人生之路。而正值童年的张郎郎，也同样是在那个年代，跟随着自己的画家父亲和作家母亲，在滴滴答答的马蹄声中，在午夜的梦中，进入了他北京的第一个家。
    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是一部回忆录，但它与一般以时间为经、以个人经历为纬的回忆录有两点明显的不同——首先，它虽然有一个大致的叙事范围，却并没有一条十分明晰的时间线索，其中内容截取的是作者童年生活的一些片段，却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读来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另外，在叙事方式上，作者以童年的视角观察成人的世界，以京味十足的幽默笔触，来讲述一些看似快乐，却又未免令人伤感的故事，以童真的世界与扭曲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对照，使后者的严酷与荒诞显得更加触目惊心，为浓郁的时代悲剧涂抹上一丝喜剧的色彩。
    新的中国，新的时代，那些热情奔放的自由知识分子和自由艺术家们，其实都是满怀真诚、满怀信心地拥抱新中国、走进新时代的。张郎郎笔下写及的自由艺术家们，大都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其实只是一些“艺术大儿童”而已。他们都是天生的童话人物，虽然在艺术领域内的确是各有所长，各领擅场，但在为人处世方面，却又常常天真、单纯得惊人，根本无法参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玄机。他们本来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分享胜利果实、当家作主人的，殊不料这种愿望之于他们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想象。针对于真正的主人来说，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其实都是永远的另类——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血统，都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原罪的一部分，而针对于他们的个人改造则不仅是身体的，更是灵魂的。他们一直认为铁与血的时代已经落下帷幕，一去不复返了，殊不料他们在这个新时代的遭遇，其悲惨与残酷，竟然一点也不输于那个铁与血的时代。
    不过，尽管成人们正经历着身体的历练和灵魂的挣扎，但孩子眼中的世界，却依然还是如同童话般的纯净和美好。对于父辈们正在经受或者即将经受的苦难，他们浑然不觉，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土匪”身份，陶醉在无所顾忌的“疯玩”之中。虽然历史老人早已经把他们合乎逻辑的故事结局改造得不忍卒读，但至少在当时，他们的确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他们与自己的父辈们一样相信童话，创造童话，虽然最终不免会为童话的破灭而倍受伤害，甚至付出惨痛的代价，但他们毕竟亲历了那个“如水又如酒”的年代，亲眼见证了那一代艺术家被“阳谋”击中的过程。当然，也正是因为具备那种“爱玩儿，会玩儿”的精神，他们终于能够在大难当头学会灵魂出窍，置身事外看自己的傻样，以一种达观的态度面对苦难的人生。正像张郎郎揣摩“孩子王”黄永玉的处世方式时所感叹的那样：“把玩儿的事当正经事来办，一定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正经的事，要和玩儿一样，一定不会伤了身子骨。”但谁又能够想到，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箴言，竟然是他们历尽劫难后的大彻大悟，其中竟然饱蘸着难以言述的伤感和泪水呢？
    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引发人性善的一面；一个坏的环境，能够引发人性恶的一面。张郎郎穿过历史的迷雾，以自己的文字对那些逐渐远去的人和事作幽默回望，其中既有骄傲自豪，也有愤愤不平；既有讥讽揶揄，也有反躬自省——但不管是对善，还是对恶，他都以童心回顾，以幽默化之。鲁迅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张郎郎的态度庶几近之。

    《大雅宝旧事》张郎郎著/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28.00元

日期：2012-05-06 作者：许纪霖 来源：文汇报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对许多人来说，读书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很难想象上个世纪末国人读书的盛况。书店永远是熙熙攘攘的，好书、畅销书还要托熟人抢购。就在全民读书的热潮中，成就了一本《读书》杂志。《读书》对读书人的重要性，可借用当年的主编沈昌文先生的一句名言：“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

　　《读书》为何如此传奇，为何有神话般的过去？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扬之水日记《<读书>十年》，透露了个中些微秘密。扬之水，当年我们只叫她的本名赵丽雅，她在《读书》的十年（1986-1996年），也是我与《读书》关系最密切的岁月，不少拙作就是经过她的编辑与读者见面的。记得第一次造访《读书》编辑部，他们刚刚临时搬迁到东四六条，坐下不久，便招呼我一起出去吃饭。那年头没有如今之气派，有公私小车可遣，人手一辆自行车，我是多余的客人，命我驾赵丽雅的坐骑，并捎带上她。不知是我的车技，还是她跳后座的能力有限，反正折腾了几次，总算成行——不曾在日记中发现这段轶事，此为补记。

　　说起吃饭，似乎在日记中占了颇大篇幅，不仅记下了某月某日与何人吃饭，而且还不厌其烦地详述桌上有几道菜，味道如何，名餐厅如此，小食堂亦如此，即便到作者家中便餐，也有同样记载。难道《读书》诸君皆为饕餮之徒？沈昌文先生另有一句名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读书》编辑与作者的见面，通常是在饭桌上；许多重要的约稿、选题，也是在觥筹交错中灵感迸发，一言为定的。这颇有一点明清江南士大夫的遗风，享受的不仅是食物，而且是一种品味。宾主共饮，半醉半醒，总是那样的好胃口、好兴致。不似如今的文人，男性怕啤酒肚、脂肪肝，女性要纤细小蛮腰，三筷下去，便说饱了，让旁人看得也兴味索然。一个时代，最怕的是精神的萎靡，而精神萎靡的症候之一，便是缺乏兴致。

　　上个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永远是那样的兴致勃勃。《<读书>十年》中，记载最详尽、最出彩的，是游记那部分。她如一位云游四方的僧人，永远在路上、在旅途中：西安、敦煌、丽江、桂林、华山……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如今的学院中人，写出来的满纸工匠气，呆板生硬。而当年的《读书》，之所以好看、有灵性，多为躺着也能看的美文，乃是因为作者并非象牙塔中书呆子，乃是有着丰富阅历、见多识广的社会之人。从社会底层考进大学、甚至是没有文凭的读书人（如《读书》诸位编辑那般），读的不仅是书架上那几本小书，而且是山水自然、人文历史的大书，以先贤之经典，接天地之灵气，徜徉在湖光山水、千年古刹之间，胸怀何其之大，趣味何其之广。

　　可能有人会说，要论食欲、游兴，商人、为官者也有此类癖好，且在读书人之上，如此之兴致勃勃有何稀奇？同一桌酒席，同一片山水，俗人见俗，雅士见雅，读书人的本领，乃是在寻常之中发现不寻常之物，在世俗中寻得趣味之高雅。世人聚在餐桌，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劝酒比拼，谈的只是吃喝本身。而雅士的趣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矣。我参加过多次《读书》做东的聚餐，餐桌上的话题，离不开两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是古今中外之书，另一个是国事天下事学界之事。读书人谈性之高，无与伦比。如魏晋之名士，竞相媲美见识之渊博、谈吐之风流。日记中多次记载，某学者翩然而来，在编辑部座谈半日，滔滔不绝，又飘然而去。我的记忆之中，《读书》诸君，从不向作者约稿，只是扮演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如赵丽雅；或成为积极的插话者，如吴彬。所有的选题，都在不经意谈吐之间，酝酿而成。一个月之后，作者自然会乖乖地交稿过来。读书人与《读书》的关系，如同鱼儿与池塘，鱼水之情，难分难离。用学术的语言形容，乃共享同一个文化之共同体、情感之共同体和命运之共同体。

　　上个世纪末，最令人神往的，除了读书之外，还是人。赵丽雅真是三生有幸，当她跨入《读书》杂志的时候，老一辈读书人还健在，而且文笔甚健，谈兴甚浓。在她的笔下，钱锺书、杨绛、张中行、金克木、赵萝蕤、徐梵澄、施蛰存、金性尧……这些老先生的音容笑貌、风姿神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窃以为这部分是日记中最珍贵之价值所在。作者见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师，卸去了场面中的面具，露出了本来的面相，有真性情，有顽童状，有人情味，各具风采，统领风骚。老一代读书人上接古代之风雅，横贯西方之文明，一个个活脱脱的“民国范儿”。最早的《读书》风范，因为有这些老先生撑在那里，跳过了“文革”的戾气，尽显读书人的风雅。这个风雅，很难形容，不仅指文字，且是文字背后的人格，从容潇洒，风流倜傥。俱往矣，如此之美文，在今日之俗世，又何处寻觅？真人远去，雅士尽归，唯余我等瓦釜雷鸣，岂非时代之殇哉？

　　说不尽的上个世纪末，道不完的《读书》与读书人，那是一段不再回复的往事，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奇。

来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尤嘎·尤基莱托博士是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家，长期在总部位于罗马的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保护研究中心（ICCROM）工作。从ICCROM退休后，他曾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遗产协调人负责世界遗产项目的评估工作，长期活跃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参与了包括《奈良真实性文件》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近年撰写的《什么是突出普遍价值》（What is OUV）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93年他与伯纳德·M·费尔顿爵士一起撰写的《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指南》则是关于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管理问题最重要的工作手册，它促使人们认识到管理对于文化遗产而言是保护的基本工作。1988年，尤嘎受世界遗产中心委托，与费尔顿爵士和另一位意大利文物保护专家卡洛·甘托玛西对刚刚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成功申报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秦始皇陵、莫高窟和泰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进行考察，评估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从此之后，他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中国新类型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包括2005年澳门由“澳门历史建筑群”改为“澳门历史城市中心区”成功申报世界遗产，都得到了尤嘎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2007年，中国应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在北京召开“东亚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会议强调了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传统的意义与重要性，强调了国际原则与文化传统的融合，会议最终通过了《北京文件》，尤嘎也是《北京文件》的主要起草专家。尤嘎最近的著作是2011年出版的《ICCROM和文化遗产保护》。

《建筑保护史》是尤嘎根据他在英国约克大学的博士论文增补、修改而成。这本书由英国Butterworth Heinemann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该出版社曾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著作，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重要的影响。《建筑保护史》则是其中唯一关于建筑保护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在《建筑保护史》英文版第一版的介绍中认为“这是第一次对建筑保护历史和理论的全面研究”，是“全面的对世界范围现代（文物保护）方法的阐述”。

《建筑保护史》是一部严谨、宏大的关于建筑保护历史的研究著作。它基于1970~1990年代建筑历史和文物保护史的研究基础，整理、分析、阐述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献；按照时间线索，全面地展示了人类基于文明的演进和自身价值观的变化，对历史建筑认识、使用、保护的发展历史。我们通常认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即便是发展较早的欧洲而言，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更侧重实践的学科。尤嘎则用大量的文献阐述了古代希腊人从哲学角度对古迹价值的思考、宗教典籍中对历史建筑价值的认识、罗马人通过法令对历史遗迹的保护、以及中世纪以后欧洲社会对建筑所“记载”的历史的关注。这些内容无疑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认识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在欧洲形成的原因，理解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保护原则背后的哲学思考和历史根源。

尤嘎在《建筑保护史》中列举了大量欧洲历史建筑保护的实例，其中包括从古代希腊通过对神庙遗迹的保存，保护神庙的精神价值，到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对罗马建筑历史信息的尊重和保护；从维奥拉.勒·杜对巴黎圣母院的维修，到19世纪意大利人对罗马大角斗场和梯度凯旋门的维修等不同国家的大量重要的保护实践。从这些保护实践，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价值观、历史观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反映。这些实例构成了一条从古代世界到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清晰的线索。

在《建筑保护史》中可以读到许多独特的、能够引发读者深入思考的内容，例如第二章中关于16世纪人们对希腊时期拉奥孔雕像的复原，多种不同的复原方案并非仅仅考虑对拉奥孔雕像原始面貌的修复，同时更多地反映了做修复设计的艺术家的趣味，甚至时代精神。这种复原引发了对“保护”、“修复”等概念的深入的讨论，促进了保护理论的形成。对中国的文物保护而言，“复原”是一个被长期讨论的问题，《建筑保护史》有助于我们从欧洲文物保护发展过程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

尤嘎对于“浪漫主义”、“风格式修复”和“保护”的阐述清晰地勾勒出了历史建筑保护作为一个学科，其基本理论形成的过程。这部分内容是全书的精华部分，也显示了尤嘎作为历史学家深厚的功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尤嘎把这些历史建筑保护的事件放回到了一个广阔的、历史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社会、文化的因素对历史建筑保护思想形成的影响。今天当我们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去思考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方法的时候，《建筑保护史》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在《建筑保护史》的最后部分，尤嘎对20世纪世界范围内历史建筑保护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的回顾和分析。其中在第十章 “定义与趋势”中对“普适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概念进行了阐述。如果读者把这些阐述与世界遗产委员会有关文件中对这些概念的阐述相对照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尤嘎对这些概念独到的理解，也有助于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世界遗产保护中这些概念背后的深刻内涵。

《建筑保护史》展示出的历史建筑保护的发展历程充满了生动与活跃的思想的碰撞：保护本身并不是因循和教条，它意味着历史和文化的自觉过程，它同样是人类创造精神的反映。

由于这本书的所使用的主要是关于欧洲历史建筑保护的文献材料，尽管尤嘎试图在书的最后部分对世界整体的情况进行整体的分析，但仍无法完整地使读者认识欧洲以外地区对历史建筑保护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尽管如此，《建筑保护史》仍然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建筑保护史》是一本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学术著作，其中大量的内容涉及欧洲漫长历史过程中众多的人物和著作，尤嘎本人熟悉欧洲的多种语言，对于相关的材料驾轻就熟，但这对于非欧洲文化背景的人而言，阅读这本书就存在很大的困难。感谢郭旃先生率领的团队完成了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其中的辛苦正如郭旃先生在“译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翻译这本书，实在是太难了”。但郭旃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与尤嘎不计其数的反复的讨论，最终使我们能够读到一个相对完满的中文译本，更值得欣喜的是这里面又融入了尤嘎在这本书出版了十几年之后对这本书关键内容的解释和阐述，这使得《建筑保护史》的中文译本更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建筑保护史》，尤嘎·尤基莱托著，郭旃译，中华书局2011年9月出版，定价：98元）

（2012年4月15日4版）

陈 致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04日   07 版）
 

 
    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我的同学好友，现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丁一川，拉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说是有一个读书讨论会。讨论会是由近代史所张小林研究员主持的，总共有十来个人参加。讨论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当时国内出版余英时的著作还很少，这本书是近代史所油印的。我们知道80年代正值大陆兴起文化热，文化热的背后暗含着以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民主科学和法制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思想，但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有些问题不够深入。而这本小册子中所谈到的“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超越世界”与“内在超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所谈到的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但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恰恰为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精神源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倍感新鲜。我记得，从讨论会出来以后，我和丁一川还就此书的内容讨论了一番。虽然并不能完全消化，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受启发。

    1992年，我因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奖学金，负笈西游。年底时，与余先生联系，乃与妻子冰梅和时在新泽西（New Jersey）工作的姐夫李鲁一起去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当时李鲁驾车，穿过林木蓊郁的美国东部乡间路，步入辟庐丛窈的余府，余先生余太太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余先生对国内的事情很关心，特别是时局的变化。但现在事隔二十年，内容已大多不记得了。只记得，余先生对于国内有人将他归入新儒家，很不以为然。我记得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诸如现在是“价值真空”等等。此外，余先生还问了我学业上的事，我对余先生说：“我不太喜欢国际事务，还是喜欢研究古典文学，特别是明清的诗词等。”大约聊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们开车离开。在车里，姐夫和妻子对我的“右倾教条主义”开始“清算”，说我“应该说喜欢思想史”，说我“错失良机”。

    后来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与余先生时有联系。几年后，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1999年去普林斯顿大学面试，又见了余先生，送了一本我刚完成的博士论文给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又聊了很久。当时，正值钱锺书先生过世，余先生讲了不少与钱先生交往的旧事。此后不久，我又回到威斯康辛大学任客座助理教授，把自己的论文改写后，提交给了德国的华裔学志研究院（Institute of Monumenta Serica）。到了威斯康辛以后，与余先生通话，余先生对我的论文夸奖了几句，并允予推荐。我后来到《华裔学志》去做访问研究，倒是忘了问主编和院长马雷凯神父（Professor Dr. Roman Malek），我的书的出版，是否因为余先生的推荐。不管怎么说，对于余先生的奖掖，我是心怀感激的。

    2000年8月，我来到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书，新设计了一门课程，叫“中国古代思想与今日社会”，我当时的想法是给硕士班的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些核心价值和理念，以及这些核心概念如何在今日社会中被检验，如何被重新诠释。课程的后半段也简要地介绍一些当代的思想史研究专家，如余英时、林毓生、劳思光、傅伟勋、刘述先、成中英等学者的论著。当时，《明报月刊》的编辑记者陈芳女士也在课堂上，她对课程的内容极有兴趣。

    2006年12月，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奖（John W.Kluge Prize in 2006）给余英时先生。该奖项是由克鲁格先生赞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颁发给人文学科领域中，诺贝尔奖所未覆盖的学科中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以肯定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终身成就。余英时先生是在前后三届获奖的五位学人中唯一的华人学者，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明报月刊》编辑陈芳女士于是要我对余先生作一访谈。2007年2月3日至4日，通过越洋电话，我对余先生进行了连续两日，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中，余先生一再强调，学者之名宜只入同时学人著作的脚注中，而不应见诸报端。所以只讨论学术问题，而不涉私人及其它。访谈中，余先生随感而发，引经据典，其记忆力之惊人，思想之深刻，让我感佩不已。我因就访谈记录作了一番整理，其中着重在就知见所及问及余先生关于他治学的途径、经历、方法和重点，以及他对学术、思想、人文等方面的看法等等。没有想到的是，访谈稿记录下来之后，竟有三万多字，《明报月刊》乃分五期以连载的形式刊出。此即本书第一部分，《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在《明报月刊》刊出以后，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个访谈。像刘述先先生有一次就跟我说“访谈既周延，又深入”。其后，潘耀明先生又跟我说，他和几位朋友要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叫《国学新视野》，要我索性再跟余先生访谈一次。我征得余先生同意，2009年4月26日，又通过电话访谈，进一步向余英时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是次访谈，余先生主要围绕着中西学术分类、“宗教”“哲学”“国学”等学术概念和范围等问题抒发了自己的意见。访谈之后，《国学新视野》因故未能出版，所以，访谈经整理之后，转由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主编之《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刊出。此即本书第二部分《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2010年，潘耀明先生告诉我，《国学新视野》终于又出版了，并邀我就余先生的几次访谈，整理一部分论及国学与汉学问题的内容，在《国学新视野》第二期上又刊登出来。

    2009年11月，中华书局徐俊先生受文学院的邀请，来浸会大学访问两周。徐俊先生看了几处发表的访谈稿之后，非常感兴趣，希望在中华书局出一本单行的小书，收入我对余先生访谈的全部内容。并且希望我再对余先生访谈一次，着重在余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其对东西方学术异同的观察等方面。在征得余先生同意之后，我在2010年3月20日与2011年4月9日，对余英时先生又作了两次越洋电话访谈，成为本书第三部分《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

    这前前后后，我与余先生就访谈的事，通话不知多少次，承余先生不惮其烦，一再接受我的访问，又仔细认真地改定文稿。这就是这本《余英时访谈录》的缘由。

冯骥才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04日   11 版）

 
《亚鲁王》（全二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第一版，1680.00元

    谁曾想到，与《诗经》前后时代差不太多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我们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因此增添它的分量。

    在多年来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最大的快乐是发现。

    前年初夏，身居贵阳的文化学者和作家余未人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她那里发现了苗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一时我感到她的声音兴奋得闪闪发光。但我的脑袋里还是响着一个疑问：这可能吗？

    始自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发动的一轮又一轮民间口头文学的调查中，不断有收获涌现，我们数千年古老的中华大地文学蕴藏之深厚真是无法估量，然而自《格萨尔王传》、《伊玛堪》、《江格尔》和《黑暗传》等等搜集整理完成之后，很难想象还有不曾知晓的一个民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会横空出世。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随着传统生活的骤变、农耕聚落的瓦解和现代传播方式革命性的强力入侵，无形地依附于口头的文学比任何文化遗产都消失得快，而且像风吹去一般无声无息。怎么还会存在一部体量巨大的史诗？

    最初，我和中国民协抢救办对此所知尚不明晰。经那里的学者初步判断，这部史诗的内容为苗族生活地区广泛流传的始祖亚鲁王的创业史。字数至少一万行，至今活态地保存在贵阳西南紫云等六县交界的麻山地区，并伴随着原始的“祭祀”包括“砍马”习俗的仪式。然而传承歌手年岁较大，其中能较完整地唱诵的年长者已93岁。尤其这一带使用的“西部苗语”相当艰涩，外界难懂，能在第一线进行搜集和调查工作的只有一位年轻的苗族大学毕业生。

    余未人的信息明显有告急和求援的意味。我深信余未人的文化功底与学术的判断力。当即与中国民协罗杨、向云驹二位研究决定由我学院非遗中心立即派出一个小组，成员包括研究人员、摄影家及向山东电视台求援而来的影视摄像人员，火速奔往贵州余未人那里报到。同时，中国民协决定给予必要和有力的资助。

    在贵州麻山地区前沿的调查紧张、艰难又有效。尽管当今社会仍然没有我们所期盼的文化自觉，但在《亚鲁王》抢救上却幸运地得到各方面必需的支持与合作。

    经过专家判断，史诗《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方言区苗人迁徙与创世的历史。史诗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他们世代颂扬的英雄。由于崇拜至深而具有神性的亚鲁王，不是高在天上的神偶，而是一位深谋远虑、英勇豪迈、开拓进取、有情有义又狡黠智慧的活生生的人。为此，千百年来才会与代代苗人息息相通，在东郎的吟唱中有血有肉地活在他们中间。

    史诗开篇宏大，具有创世意味。通篇结构流畅大气，程式规范庄重，节奏张弛分明，远古气息浓烈，历史信息密集。细细读来，便会进入远古苗人神奇浪漫又艰苦卓绝的生活氛围中；大量有待破解的文化信号如同由时光隧道飞来的电波繁渺而至。

    从这部长诗的价值看，无论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还是文学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

    专家认为，正是由于麻山地区地处偏远，外人罕至，语言独特，交流不便，又信息闭塞，直到前几年才有电流连同电视信号通入山寨。故而亘古以来，麻山苗人几乎在自闭的状况中生活着。更由于他们世居于荒岭僻野之间，在乱石块中有限的土地里种植谷物，生活状况十分原始；精神信仰便成了他们最有力的支柱；这位顽强坚忍、从不妥协的亚鲁王的精魂才一直是他们浑身筋骨中的力量。这便是亚鲁王数千年传唱不绝的根本缘故。

    苗人的关于亚鲁王之说，广泛流传其聚居地，但在其它地区多为故事、传说和短诗形式，惟麻山地区以长诗传唱。是否其它地区原先也是长诗，因与外界交流得早，渐渐萎缩了？这只是猜测。然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麻山地区与外界渐渐相通，这部浩翰的活态史诗及相关习俗与仪式必定难以避免地迅速走向瓦解甚至消亡之路。我们正处在这时代更迭的转折处，抢救存录便成为首要的工作。无形的、动态的、只在口头流传上依存的遗产变得极不可靠，只有转化为文本才有确定性。这也是本书出版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现在出版的《亚鲁王》只是第一部，凡10819行。调查重点为紫云县的六个乡镇，也是《亚鲁王》活态存在的中心地区。紫云县这六个乡镇属于麻山地区，而麻山地区又涉及到六个县。另外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不少市、县也都有《亚鲁王》的传说。显然还有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尚待去做，其规模与体量尚无法估计。目前，人力与财力的缺乏仍使工作力度不尽人意；特别是从已调查的资料看，在数百东郎口中，其保存内容不一，版本不一，甚至说法不一。如何记录与整理，是日后工作难度要点之一。

    依我之见，《格萨尔王传》为藏族史诗、《江格尔》为蒙族史诗，《黑暗传》为汉族史诗，这些民族皆有文字，也有手抄本。而《亚鲁王》为苗族史诗，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由于记忆各异，或传唱中各自的发挥，致使流传“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我想，当前急迫的工作应是对《亚鲁王》做更彻底和全面的普查与存录。存录的主要方式是用文字和音像记录，将其原始生态原真地保存下来。这样一说，本书出版仅仅是《亚鲁王》搜集整理的开始，而非大功告成。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是《诗经》，即民间口头文学集。这表明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源头。此后，虽然我们的文学史向着文本化与精英化发展，但口头文学在民间仍充满活力，直至今天；然而，谁曾想到与《诗经》前后时代差不太多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呢。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我们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因此增添它的分量。

    发现《亚鲁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还是苗民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它的发现是当代文化遗产抢救的重大收获，这使我们倍受鼓舞与激励。让我们迎接这一迟到的民族文学的瑰宝吧，并接续把《亚鲁王》未了之事认真做下去。

王文革 《 光明日报 》（ 2012年04月07日   12 版）

    当前，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呢？现代化是否就是与过去彻底告别？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人，人更是文化的、精神的人。人的文化和精神从哪里来的呢？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是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向云驹在他的《草根遗产的田野思想》里提出，民俗的、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的东西正是民族安身立命的所在，是祖祖辈辈千百年来生活历史的积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经验智慧。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并创造辉煌历史，靠的就是这种文化和精神。向云驹充满激情地描述民间文化：“民俗是生活的文化，是生态的文化，是民众的文化，它貌似寻常，实则稀奇。民间的神话所承载的信息可上溯至远古蛮荒的岁月；民间的手艺是几十代、上百代、上千代人的智慧结晶，大俗大雅，令人叹为观止；民歌如海，其音美妙，绕梁三日，勾人魂魄；民居为家，南北各异，东西不同，争奇斗艳；民风民情伴人生老病死，为人之命脉、根系。”在向云驹看来，保护文化遗产并非是文化的守旧，而是对民族文化生活的珍惜，是对民族未来文化的积累和建设。

    向云驹是怀着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那些靠多少年、多少代人而积累起来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巨变、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随着城市的拆迁和乡村的城镇化而迅速消失。向云驹在书中举例：“福建漳州年画十年间技艺失传，闽西铁枝木偶传人无继，人亡艺绝；人口过千万的壮族，保存传统服饰工艺与穿着的，只有广西那坡县深山之中的‘黑衣壮’；演唱《格萨尔》史诗的著名艺人扎巴老人自述会唱70部《格萨尔》，只唱录24部半便与世长辞；新疆演唱《玛纳斯》的歌手艾什玛特，自述会唱70部《玛纳斯》，只记录了2部也人亡艺绝；北京民间文化中有50余类民间文艺濒临消亡，如八角鼓、萨满调、子弟书、鬃人、毛猴、岔曲、古琴等等。”

    这些都让人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某种程度上是在与时间赛跑。所以，向云驹呼吁动员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的发展繁荣结合起来，要在珍视雅文化的同时也要珍视身边的俗文化；在看重庙堂文化的同时也要看重草根文化；在发展新兴文化的同时也要继承传统文化、民间文化。

    站在政策层面,向云驹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比如，他所提出的对于全国民间文化的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大至古村落、小到香荷包，尽可能采取从文字到图像的记录，就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对于培养民族的文化信心、文化情感和保护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

    向云驹在本书中阐述了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记录方法原则，并对中国年画的活态抢救经验、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命名、古村落调查方法、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羌族文化的抢救性保护、“我们的节日”现状调查特别是提出推动春节成为国际性节日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可行性方案。这些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可行性或前瞻性。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栏目：品读斋
作者：傅璇琮  来源：中国艺术报

　　饶先生一方面有机继承传统，一方面更大为拓展文化之旅领域，使人耳目一新。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他畅游欧亚非诸多胜地。

　　本书关于国内行记，则学术性、知识性更强，真使人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感。
 

《文化之旅》:/book_view.asp?bid=9128
 
饶宗颐 著
 
中华书局

　　近日，我阅读饶宗颐先生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化之旅》 ，深受启发。这部蕴含文化之情的佳作，必将进一步促进文化建设研究中清雅鉴赏与深思探索相结合。
 
　　书中《玉泉山·关陵》篇明确标出“文化之旅” ，云：“近时因湖北博物馆的邀请，与利荣森先生等由重庆沿长江而下同游三峡，经宜昌至荆州、武昌。饱览峡中各个不同的风景点和文物古迹，使我真正享受了一次‘文化之旅’ 。 ”
 
　　这使我联想到南宋的两位名人之作，即陆游《入蜀记》 、范成大《吴船录》 。陆游先居于家乡浙江绍兴，被任为夔州通判，即由杭州起行，沿长江乘船上游，逐日记行，撰成《入蜀记》六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特称其“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 ，且谓“其他搜寻金石，引领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 ，因此“足广见闻” 。范成大先在四川成都任职，后转徙还家（江苏苏州） ，于是自重庆沿长江东下，作《吴船录》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极赞誉其文笔，称“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 ，且又载所见蜀中书画，“颇足以广异闻” 。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行记名作，除记山川形胜外，又将金石考古、书画辑录及诗文鉴赏蕴涵其中，真是文化之旅，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饶先生一方面有机继承传统，一方面更大为拓展文化之旅领域，使人耳目一新。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他畅游欧亚非诸多胜地。早在l 963年就去印度旅行，注意于“佛教圣地” 。他特为提及“l 963年我在印度从事研究” ，却由佛学拓展道学，遂提及“庄子” ，并介绍“庄子在讲庖丁解牛的一段故事” 。又如1993年冬11月在法国巴黎，除游凡尔赛宫外，还去距巴黎四十公里的密林，探索修道院屋。又曾去埃及，与友人近观金字塔，特为提及“代表埃及文化”的一部《死书》 ，另还引及一位波斯诗人的两句名诗。又如到布拉格、维也纳，特别去“参观维也纳大学” ，又登上附近“号称一百五十六米的高塔” ，自我表扬：“不需要一分钟便抵达绝顶” 。又如到新加坡，特别注意“新加坡最吸引人的植物” 。这又使人耳目一新。
 
　　本书关于国内行记，则学术性、知识性更强，真使人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感。如《关圣与盐》篇，云“我于l 981年参加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接着于山西各地作一个月的漫长旅行，跑了许多地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解县瞻仰关帝庙” 。接着就考述关公自汉季后的历代影响，具体介绍明人的几部有关杂剧。另一处记他于1991年11月在浙江温州参加“谢灵运与山水文学国际研讨会” ，述及谢灵运的山水佳作，但却着重指出谢灵运学识最特出的是他对梵典梵文的认识与学习精神，这是现代有关谢灵运研究中很少谈及的。又他另一篇记福建武夷山之游，提及宋代词人柳永三首诗，因柳永之故乡在武夷附近崇安，饶先生又从而考索柳永家世，文末云“故敢著文为作不平之鸣” ，令人深感其幽默胜笔。
 
　　特应一提的是，饶先生于l 988年12月游陕西文物圣地法门寺。法门寺在西安市西，是极有文献价值的佛教佳地，前几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纂一套大书《长安学丛书》 ，共十卷，“法门寺”就是其中一个专卷。饶先生对佛学有专深的研究，就细述有关史事的好几件遗物，特别论述韩愈在唐宪宗时排佛奏议，详细分析韩愈的儒、释思想，这对韩愈研究有拓展新领地的意义。
 
　　文化之旅，应该说也是学术交往。我与饶宗颐先生甚有学术情谊。早在l 982年，当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计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同志主持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我参加此次会议，当时钱锺书先生也与会。之前饶宗颐先生曾将其诗词创作一书送给钱先生，钱先生则将此佳作转赠给我，题写几句话，约我阅读，我确得到一次极好的机缘。1993年2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去该校中文系讲学一周，就与饶先生会晤，他还邀我到他家吃饭，聚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饶先生为中华书局编纂《全明词》 ，当时我在编辑部任职，就为此常与他商议。今将我所存的饶宗颐先生三封信具录如下：
 
　　璇琮先生左右：前得长途电话，述及四库全书工作，甚盛事也！未知近日进行情况如何？迩来检读来往旧信，得1983年沈锡麟先生转陈李一老对拙编《全明词》读后意见，兹影印一份备览。署名问题，实应遵照李老决定。该书何时可出首册，弟之序言，迟即寄上。年来曾将论清词笔记稍作整理，惜无暇专以及此。最近华东师大举行“清代词学讨论会” ，弟有“清代地域性之词总集与酬唱词集”一长文，想必已见过。另托人附呈“论清词在词史之地位”与“谈柳永词”二篇，乞指正为感。匆匆备颂纂祺
 
　　弟饶宗颐再拜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
 
　　璇琮尊兄侍右：在京数日，值文驾赴天津，未获良晤为怅。 《全明词》不收小说中倚声之作，可减去大量无谓之作，盼早日成书。四库续修史部，弟建议收入朱彝尊《五代史辑注》稿本，附上拙作跋文以供参考。此书虽未完稿，实开清人治五代史之先路，征得门人现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简丽冰女士同意。简君函，附呈。如何，尚希卓裁。
 
　　匆颂撰祺
 
　　饶宗颐再拜（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五日
 
　　璇琮先生雅鉴：大函奉悉。欣闻《全明词》可于明年元月中旬面世，此赖先生督促之力也，谨致谢忱。河南郑州大学《新文学》专刊，承蒙雅意，嘱撰稿刊载，惟余月前轻微中风，今已稍痊，但精力神思未若从前，故未能应命。倘需题刊名之类，则可效力。至撰稿事，俟今后痊可再寄上请教。耑此顺颂新年好！
 
　　弟饶宗颐再拜
 
　　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这三封信中都提及《全明词》 ，乃因饶先生对明词早有研究，辑集不少材料，古籍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乃于1982年9月正式约请饶先生主持《全明词》的编纂工作。饶先生因已有一定材料基础，乃于l 983年即辑成《全明词》初稿，得词家九百余人，交付中华书局。李一氓同志自己藏有《明词集》珍本，经了解，觉得饶先生限于客观条件，还须补辑，就约请古典文献专家张璋组建编纂组，在饶先生初稿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完善，中华书局编辑部又认真审稿，历经十余年，于2003年成稿， 2004年1月出版，共收词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词作约二万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饶先生有一次便中来北京，我曾约张璋先生与饶先生面谈，谈了近两个小时，学术合作很好。确可见饶先生的博大气度及对学术同行的合作情谊。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与学术前辈顾廷龙先生共同主编，编纂《续修四库全书》 ，饶先生获悉后十分关心，称其为“盛事” ，并具体建议收辑清人朱彝尊的《五代史辑注》稿本，且与香港大学图书馆联系，提供稿本。可见他对学术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他对我这样的后辈学人，也很关心，于1995年6月1日信中，特为提及拟将他所撰两篇论词学论文寄交给我； 2003年l 2月4日一函又回复关于郑州大学《新文学》约稿事，这是我受郑州大学之托，向饶先生组稿的。
 
　　我想引用刘勰一段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 （ 《文心雕龙·知音》 ）今读饶宗颐先生《文化之旅》 ，重温他的书信，真有学术知音的深切寄望与慰勉。

钟华生 

 
 
　《＜读书＞十年》（一）　扬之水 著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版　定价：４８元 
 
 

  读过《〈读书〉十年》第一册，觉得沈昌文所言极是，尤其是“情真意挚，进退得体”，更是当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与长辈学人交往时，最应该琢磨、“拿捏”的方法或“技巧”。

  几年前就听说，扬之水计划把她在《读书》编辑部工作十年的日记整理出版。最早见到相关内容，是在陆灏编辑的《无轨列车》（２００８年１月出版），“打头”的就是扬之水的《〈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之后陆灏又推出《人世间》（２００８年４月出版），收入《〈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的续编部分。直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又分四次刊登了同一系列的日记续抄，题为《日记中的梵澄先生》系列。在之后《上海书评》结集出版的第六辑《表演和偷窥之间》（２００９年７月出版）中，这四次刊登的内容也都尽录其中。

  在扬之水对梵澄先生的点滴言行记录中，能够感受到她文笔描述的精确，以及观察视角的机敏。更可贵的是，这种精确与机敏看不出丝毫“刻意”的痕迹，而是源自她在一旁的默默端详，或者她偶尔的几声答话。比如她在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５日写到，梵澄先生谈到某人（书中用框框隐去姓名）“只是一位哲学教授，称不上哲学家，更称不上哲人”。在梵澄先生看来，孔子和苏格拉底才是哲人。这时，扬之水问了一句：“贺麟是哲人吗？”梵澄先生答道：“贺麟可以说是哲学家，他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接着，两人又谈到贺麟的现状，以及对郭沫若的看法，还谈到柔石的死等等。只是一段文字的内容，就有如此丰富的信息含量，这对于扬之水的日记而言，着实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

  细读一遍下来，已经可以在《〈读书〉十年》中关于梵澄先生的部分，领略到扬之水笔下一以贯之的对老学者的关怀，对学问的敬畏，以及对一些真相的探寻。可以体会到，当时她是一位编辑，但绝不仅仅是一位编辑。有时她还是文友，是学生，是“大妹”（梵澄先生语），是眼光独到的读者。偶尔还能看到她的些许生活琐记，但也不失为合味的“调剂”，比如１９９３年５月３１日她在一篇长约两千字的日记结尾写到：“到先生处取书包，又留我喝了一盏茶，辞别已是午后三点钟。这是自与先生相识以来，晤谈最久的一天。”淡淡几句记录，却能透出浓浓的温情。

  目前已出版的《〈读书〉十年》为第一册，收录的是扬之水自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的日记；收录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日记的第二册，据说将在本月底出版；收录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６年日记的第三册稍后也将出版。而《表演和偷窥之间》所收《日记中的梵澄先生》中的日记，已从１９９１年跨越至１９９６年。所以，目前读完《〈读书〉十年》第一册的读者们若是急于了解后两册的内容，可以先通过《日记中的梵澄先生》来“解渴”。

  当然，比起看摘抄，日记的全貌读起来才更加完整，也能从更大的范围来了解扬之水，以及她笔下那个年代的学术、文化氛围。既然记录的是在《读书》的十年，《读书》编辑部的人自然也是“主角”。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有时连贯读下几十页，有时随意翻开即看。印象较深的是书中写到主编“老沈”沈昌文，有时考虑事情十分周全，顾全大局；有时会急起来大发脾气，像个“恨铁不成钢”的家长；有时则会招呼大家一起去吃包子，像个亲切长辈。总之给人感觉十分真实。我还顺着其中提到哪期杂志的出版过程如何曲折，老沈如何发脾气，而去翻阅沈昌文的《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出版），看他在那期《读者》的《编后絮语》中又写了些什么。这样的趣味，就像“考据”有所得，又像是穿越时空，为读者打开了回望当年风气的一扇难得的窗口。

  我还翻阅了张冠生整理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２００８年４月出版），看沈昌文在一幅名为“《读书》杂志诸同仁”的照片简介中，这样介绍其中的扬之水：“赵丽雅：现在中国社科院古典文学研究所，是大名鼎鼎的‘扬之水’。”而早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沈昌文就发表文章《回忆〈读书〉》，其中这样描述扬之水：“她办事不事声张，埋头苦干，特别能做‘苦力’。赵女士见作者羞涩寡言，然而分手之后，你也许会收到锦笺一纸，蝇头小楷，骈四俪六，情真意挚，进退得体，使君读后难忘，从而决心引《读书》为知己，为它写稿不休。张中行老人即为一例（详见张老所作《赵丽雅》）。”

  读过《〈读书〉十年》第一册，觉得沈昌文所言极是，尤其是“情真意挚，进退得体”，更是当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与长辈学人交往时，最应该琢磨、“拿捏”的方法或“技巧”。而扬之水能吃苦，也可以在日记中找到依据。比如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她曾写到夏天既要照顾生病的孩子，又要看杂志的校样，闷热无比，甚至忍不住在日记里“喊苦”。此情此景，令人心生敬意。联想到她多年来做学问的认真态度与丰硕成果，与她曾下的苦工夫也是息息相关的。

  书中除了写到许多闻名遐迩的老学者之外，还写到一些当时尚且年轻的学者，比如在赶写博士论文的周国平，当时他常往《读书》编辑部跑，可惜具体谈了什么少有记录。还有陈平原夫妇也多次出现，让人似乎可以随点滴字句，捕捉到当时北大校园的视觉片段。

  扬之水的勤奋还体现在她“经常跑动，到处串门”上，有时上午、下午、晚上先后跑了好几家大学或学术机构，到多位学者家中取稿或取书，中间还顺道去逛书店或淘旧书，回家后对收获的好书也如数记下。看到这里，我总是会想：当时她去那么多个地方，是搭公共汽车去的，还是骑自行车去的？她买书是否也会讨价还价？

《姥姥语录》

■作者：倪萍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孝经》开篇便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说的“大孝”且不谈，孝敬父母这一点也已成了我们的时代性话题。与此同时，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被无限放大。阐述代沟，教人们缩短代沟的书图都爬上了畅销排行榜：从龙应台与儿子合著的《亲爱的安德烈》到刘墉与儿子合著的《奋斗书》，再到琳琅满目、形色各异的育儿类图书，多少能说明这一点。与明星出的自传体图书不同，倪萍的《姥姥语录》更像一本亲情散文集或简短的哲理散文，没有可澄清的绯闻，也不提儿女私情，一位老人和一个贤惠的外甥女是《姥姥语录》的全部内容。

    一位是全国知名的主持人、演员；一位是大字不识一个，勤勤恳恳操劳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本应该有巨大代沟的她们因为有“孝”在了中间，矛盾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浓浓的亲情和温暖、宽容、理解等积极向上的词汇。

    倪萍用朴素、沉着的笔触倒叙了一位老人平凡但不单调的一生。书中的“姥姥”（刘鸿卿）成了她做人、做事的学习典范，姥姥语录的一个中心点是：说人话，办明白事儿——这恰恰也应该是所有人的道德底线。一个用智慧赶走困难，在享福时不忘原则的老人成就了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主持、好演员。几乎相差半个世纪的代沟已被她们的宽容和理解溶化，反而成了两代人情感的润滑剂。姥姥虽然不明白外甥女的生活圈子，却愿意用自己朴实的生活经验献计献策；倪萍虽然不是全部赞同姥姥的话，但取舍有分寸，不忘大方向。她们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正是中国家庭所应该拥有的。

    与“梵高奶奶”常秀峰一样，书中的“姥姥”爱生活，且会生活。“梵高奶奶”是用画作，“姥姥”是用点滴语录启迪人。“语录”所述之事皆是生活常理的大白话讲述，里面却蕴含了形象的比喻和巧妙的总结。虽然形式是“微博”的，但“语录”中的戏说成分少，是朴实无华却受益终身的生活指南与生命哲学。书本中的理论化哲学需要读书人细嚼慢咽，日后慢慢消化，而平民化的生活哲理是“开袋即食”的营养品。

    在两代人的共同生活中，“代沟”与“孝”字站在对立的两面，甚至此起彼伏，都想占据生活的主线。从“孝”出发时“代沟”会逐渐呈现出隐形状态，甚至能退出生命线。虽然所生年代不同，受教育背景各异，但人类有一个永恒的使命：感受爱，并传递爱。在这个大主题下若“孝”字当头，给对方更多的理解和宽容，那谈何“代沟”！

    每一代人都有其优点，而这样已形成固定状态的优点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不是将自我感受最大化，给他人一条路，那你的路只能更宽。《姥姥语录》中的“姥姥”和作者倪萍都早已明白了其中道理，并已乐在其中。想起《姥姥语录》中有一句话；“一个人一个脑子，不好把自己的脑子往人家脑子上套。”看！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代沟”哪有存在的空间啊！■文/思路

萍 庵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29日   15 版）

    2010年春，远在北美多伦多的侄女在电话中询问，国内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名叫《发须爪》的书，是什么内容？她读“发”为fā。我告诉她，不是“发烧”“发财”的“发”，而是“头发”“令人发指”的“发”，读去声fà。纠正了这个误读，然后说明，这是已故著名学者江绍原早年的著作，关于民俗学的，有空不妨找来读读，以见那一时代读书人做学问之一斑。

    因为涉及了“发”字的误读，不得不多赘几句。上世纪90年代我受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彼时香港尚未“回归”，而最后一次的“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也就是将“文改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的京丰宾馆会议结束没多久，港台学者仍对内地“文改”情况很注意。因之那次的“讲学”结束，我接受了不少港台学者的提问。说“提问”，实则仍是对我所讲课题的一种互动，或云延伸。记忆中“提问”有不少走了题，是有关内地文字改革情况的，我只能表示不知情或无法回答，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教授赏饭，黄坤尧教授作陪，就在幽雅的校园内，半山腰面海的一间精致的西餐厅。餐后茶叙，又继续聊及汉字简化。我私忖，刘老可能对汉字问题一直心怀耿耿。多年来港台及海外学者大多如此，亦不足怪。于是，我搬出那次京丰宾馆会议闭幕时胡乔木的讲话，于刘老或可稍安。那次会议开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部分人士坚持以汉语拼音代替汉字以及加速简化汉字的意见不少，有人提出“二简”方案不能收回，甚至提出哪怕“再简化一个汉字”，也是对“文改”工作的肯定等等。胡乔木针对这些问题最后作了回答，也算大会闭幕词吧。他说，一个字也不能再动了，因为牵扯到许多方面，如字词典的编纂，所有出版物以及对外交流等等，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的介绍刚到这儿，刘老一边饮茶一边漫不经意地说：何不就拿这个“发”字动一动，看看会不会动全身？

    多年前在台静农的文集中读到“要知我们祖先始创作为人类共同语言的文字时，先从图画字蜕变成形象的，这种形象文字的艺术性，可说是与生俱来的”，我很有触动。因为汉字确乎是特立于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字现象，无可比拟。方块汉字的文化内涵，不应也不能只以记音符号看待。有些方块汉字一望即知其义，自然就不至于读错音，如头发字本作“髪”（fà）；发达，暴发字作“發”（fā），怎么就都变成了“发”？类似的情况不止于此。我至今不解的是，这一字形从何而来？有何理据？也曾求教过“通人”，据云古时章草作此，而或唐人楷化之耳。愚以为即便如此，也是单就发达、暴发之发而言，而头发字又当何说？矧今之世，依旧贯仍沿用“髟（biāo）”为部首，如髯、鬟、鬏、鬘……一望即知与毛发有关。自难怪乎有人骤然接触“发须爪”三字的书名，会感到困惑的缘故。展读《发须爪》原书的现代版，会时不时碰到该读fà，还是读fā的疑惑。刘老的话似在不经意之间，然在彼时的我听来，感觉实大有深意在焉。

    刘殿爵老人是我晚岁最为景仰的学者，他出身岭南名门，书香世家。其吐属睿达清雅，无一丝烟尘气。要一言以蔽之，则“南朝人物”庶几近之。属文之初，忽得香港信息，刘老仙逝！中心悲婉，因赘数语以寄缅怀，当另为文以纪念之。

    仍回到《发须爪》这本书上来。这是江绍原先生早年的一本关于民俗学的著作，甫一问世即引起学界的瞩目，不仅得周作人的肯定，还有叶圣陶的推介。若说周与江有深交，称知堂门下四大弟子之一，介乎师友之间，因而赞赏有加，作些捧场倒也平常。只是从周氏的全局看，他是并不随便轻许人的。

    胡适晚年曾提到自己的头发，说他19岁不到就出国（留学），时当宣统二年（即1910年），“我记得我的头发剪断后寄到家中保藏起来，那时的头发是不卖钱的”。如今安徽省绩溪的胡适故居所辟纪念馆（愚以为“辟”字似不若用“批”字恰当）自不可能存有此物，那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了。

    大约十多年前曾读一册日本小说《时雨记》，一段婚外黄昏恋故事。但从头至尾并无任何激情描述，却凄婉得让人难忘。我当时似乎联想到李商隐《圣女祠》诗中“寡鹄”“凄凰”来。小说作者是位女性，想不起具体的名字了。故事中有一情节，男主人公要出差北美和欧洲，很远，来女子家叙别。临走前拔下几根女子的头发，打个结，慎重地装入信封内。他要随身带着，作护身符……江绍原《发须爪》最末有附录一章：《世界他处的关于发须爪甲的迷信》，未及我们的东邻。周作人写过《拜发狂》等，周、江之间不止一次地议及这个题目，似也未涉及他最熟悉的日本，颇难理喻。

    日本民俗学家南方熊楠，和歌山县人。江氏因周作人建议将《发须爪》一书寄与他并请教正，南方先生于1930年6月15日回信（英文）。江氏汉译刊于1931年一期《北京大学日刊》，据云补充了古代中、日、印等地关于“发”的多条民俗资料。

    周作人文集《苦口甘口》中《我的杂学之十四》“乡土研究与民艺”一文中语及“如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古今内外的引证，本是旧民俗学的一路”云云，可资旁证。可惜手头无南方之材料，并亦无能读到1931年之《北京大学日刊》，一叹。

   谢其章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29日   11 版）

 
《〈读书〉十年》，扬之水著，中华书局2011年11版，48.00元

    《读书》应该感谢扬之水，若没有她的日记，《读书》的刊史是粗线条的，现在则活色生香起来。

    扬之水的这本日记，非常之有意思，跟《读书》有关的部分有意思，跟《读书》无关的部分更有意思。如果让我挑出一篇最有意思的，那就是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和二十七日两天的日记。这篇日记也可看作《夜登华山记》或《夜宿华山记》，书前有一张照片照的就是扬之水于华山绝壁，俯视人间碌碌众生。余恐高，十五岁登山海关长城，不敢往城下看，到了陡立的烽火台，同行的伙伴抠着砖缝攀上去了，我始终呆立台下。十六岁在陶然亭游泳场跳水，同伴们五米、七米、十米都是一跃而下，而我五米还凑合跳了下去，升至七米真是恐惧极了，想不跳了，此时上来了两个女孩，我没脸退却，一个“冰棍”栽了下去，那个十米毕生未跳。所以我对不恐高的人格外敬佩。扬之水让我敬佩的除了才学，就是这个新知道的特质了，而且她居然嫌华山“整修加固”将“险之特色几乎加固尽了”而“不够刺激”，难怪姜德明先生在电话中连呼“奇女子，奇女子”，姜先生说他也恐高。

    日记中还有几篇亦可作游记看，扬之水喜欢写得很长很琐细，她软笔书法好，钢笔字也好，钱钟书杨绛夸奖过的。我觉得她和周作人一样，很自得地在笔耕中享受书艺一撇一捺的愉悦，永远不会觉得写作是一桩苦差，干一件事获得两样快乐，现在使用电脑的写手们无福受用。除了西安华山这篇，一九八八年三月的南方之行（后缩写为《陵水情》收入《脂麻通鉴》），一九九零年七月的兰州敦煌之行（缩写为《阳关月和《云》收入《脂麻通鉴》），也是颇具可读性的日记体游记。我有个小疑问，那半个月的日记是否回家后补记的，鞍马劳顿，饥一顿饱一顿哪有功夫写日记？我文革中步行串连到山海关，晓行夜宿，每天的行程见闻及感受只记个大要，回北京再详细补记。这个方法天数短尚可应付，那回走了四十多天，好些事情就想不起来了。

    报载，扬之水《〈读书〉十年》（第一卷）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作者扬之水和她《读书》杂志的老同事沈昌文、吴彬及陆建德、李零等众多学者参加了新书发布座谈会。《〈读书〉十年》是扬之水从1986年进入《读书》杂志任编辑到1996年这10年间的日记，第一卷的时间段是1986年至1990年，记录了《读书》编辑部的日常事务、编著往来等内容。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读书》及往来知识界的互动可以看作那个时段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动态的一个侧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则表示“有点小失望”，日记中没 有 触 及 更 多“to u gh  questions”——尖锐的问题，“我希望能在其中看到更丰富的自我，而不是仅仅是作为《读书》编辑的她”。

    我对陆建德的“小失望”很不以为然。很久以来，私人通信和日记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在舒芜“交信”引发了那场迫害运动之后，至少知识分子是格外小心了。当然“雷锋日记”“王杰日记”还是能够公开出版的。就是到了今天，所出版的现当代日记，也多为“删节本”。我是个小百姓，出过一本日记体的《搜书记》，按说不会引来什么麻烦，没料到还是惹了不少麻烦。《搜书记》当然不会“触及尖锐问题”，但是你依然要顾及我们民族最讲究的“人情”。后来再出《搜书后记》，我就长记性了，手段无他，删节耳。我们的日记史，极少杰出的日记（大人物的日记往往很烂），我们民族的勇气没能在日记史能看出来。像《安妮日记》那样的传世之作我们一部也没有。电影《卡廷惨案》的波兰军官在集中营里还坚持写日记，日记未必能够揭示真相，它带不出去烂于万人塚，传递的就是非凡的勇气。

    首先，我们应该感谢扬之水公开日记，就算这本日记不与《读书》拴在一起（或不叫这个书名），她的日记也是非常有读者群的。换言之，《读书》应该感谢扬之水，若没有她的日记，《读书》的刊史是粗线条的，现在则活色生香起来。我好奇的是，扬之水从什么时候开始记日记的，插队时有日记么，在水果店开卡车有日记么（怎么考上的驾照？），离开《读书》以后的日记有无公开的打算？有些事情可以拖拖再做，日记则不成，过去就过去了，日记是无法补写的。我的友人中没有谁像我似的从初中即写日记，他们的写日记历史才十几年，世界观定型以后写日记太有目的性，不好玩。

    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听说过扬之水“买书之疯狂”。有一回我和朋友听说中华书局门市处理降价书，急忙赶去，目的并非全在抢书，朋友说扬之水很有可能也去，想着一睹“奇女子”真容。当时还冒冒失失地问一个背军挎包的女子：“您是赵丽雅”吗？现在读这本日记，真是名不虚传，她隔三差五地买书，而且一次不止两三本，到外地出差也还是忘不了买书。扬之水去的最多的是绒线胡同的新华书店“内部书店”。

    扬之水在《读书》工作，“利用工作之便”得享几福：结识那么多名学者名作家是“眼福”，上司沈昌文是“好食之领导”所以有“口福”。可偏偏扬之水“一向很不喜欢同家人之外的人一起吃饭，更怕在别人家里吃饭”。所以好多时候别人留饭，她都是“坚拒”，甚而有之，婆婆留饭亦照拒不误。尽管扬之水不喜欢和外人同桌举箸，可是每顿饭吃了什么菜，菜的味道如何，价格贵贱，服务如何，她都在日记中有极其详尽的记载，十个菜就记十个菜名，三个菜就记三个，绝不约略记之。旅途中的粗茶陋食，她也不忘细细描述一番——“在安西停车吃饭，上厕所时将皮带掉进粪坑。买了一张小面饼，里面有几星不知是葱花还是韭菜，要价二毛五，三口两口吞下肚，像没吃一样。次在玉门镇吃饭，要了一碗大肉面，有眼泪似的一点肉星，汤倒是一大碗，六毛钱，算是填了肚子”。我佩服扬之水不把“上厕所时将皮带掉进粪坑”这句减去，张爱玲《异乡记》也有类似的一段，顶尖作家的气质就是“我写我的，根本不考虑读者怎么想”。

《知情识趣》　　作者：林夕 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2年1月出版　　定价：26元

　　□王淼（都市时报特约书评人）

　　林夕是香港乐坛著名的作词人，同时又是香港文坛极富个人特色的散文作家。身为作词人，林夕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流行歌曲；身为散文作家，林夕虽然说不上著作等身，但也同样卓有建树。事实上，作词人林夕与散文家林夕之间原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林夕词作的唯美精妙、朗朗上口，首先得自于他的文学修养；林夕散文的真诚细腻、耐人寻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音乐造诣——而他的散文小品集《知情识趣》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既理性睿智、又充满情趣的本色林夕。

　　这是林夕最轻松的一部小品。情有关于对死亡的特殊情感；趣有对家具，对喝茶，对养宠物的小情趣进而引发的轻松小思考；知有对于红楼，对于教育的认知后思考；识有对于香港的楼市主导经济，对这个城市的种种病态的认识抨击。如此一本轻松易读，小情小趣书类似一本生活知识面面观，总有能让你感兴趣，引共鸣的篇章。除非你不是一个知情识趣之人。

　　该书虽然提倡“知”和“识”，标榜“情”与“趣”，但显而易见，与他令人惊艳的唯美歌词有着明显的不同，书中文章涉及更多的，还是他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反思，对于日常生活的联想与感悟。处身在浮华都市的香港，林夕最关心的话题，显然还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都市生态状况及其未来走向，他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所有细枝末节的小事，以及隐藏在这些小事背后的社会真相，均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林夕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令人关注的话题，也善于描摹都市众生相，那些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事，那些平凡人生的平凡悲喜，一旦经过他的细心检索，总能让我们看出其中并不平凡的东西。比如，林夕从“香港品牌”的造价上看到了内地普世价值的缺失；他说起星云大师的致辞，会引申到“在人民不快乐又不和平的世界，自由民主的意义在于让每个人都有权不满现状改变现状”；他说看电视剧容易让观剧人变得“以被规限为乐，成为时间表的奴隶”，却话题一转：“莫非就因没有选择，才会培养出奴性，且还甘之如饴？”既出人意料，又耐人寻味。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知情识趣”，原有“懂情意，善体贴”之意。而林夕以之命名自己的文集，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做一个“有情人”，时常抱一颗“如火的热心”——务实，却不庸俗，既面对现实，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同时却又不放弃理想，保持着如同孩子一般的天真烂漫——前者让他步履雍容，识见高远；后者让他乾坤朗朗，情趣盎然。林夕以为人心像块田，放什么进去，就会播下什么种子，最终收获什么果实。所以，林夕虽然视读书为至乐，但他却一向反对以功利为目的阅读。在他看来，读书固然是为求知，然而，单纯地为求知而读书，“无趣地独游知识海，不溺死，也会成了无情之人。”就拿林夕本人来说吧，写得来深情婉转的流行歌词，又写得来琐屑细微的世俗闲篇，若不是对世间万物怀有真情，对世俗人生怀有大爱，一般只是追逐功利的读书人，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

　　对于做学问的乐趣，林夕认为人与人之间其实更应该“交换温柔”。他说：“只从他人身上讨来的火是会熄灭的。自身也要懂得成为火种，且懂得煽风点火，从他人身上取暖之余，也能暖和别人，别人自然也反过来暖和自己……”林夕的“取暖”说，又让我想起波斯诗人萨迪在《蔷薇园》中所说的一句话：“学者若不能择善而行，便如盲人手持火炬，能引导别人，却不能引导自己。”可见做学问既是为了娱人，更是为了自娱。而真正做一个娱人自娱的学者，学问大小还在其次，择善而行才是关键——能够引导别人，是为“知情”； 能够引导自己，是为“识趣”。

李有兵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22日   15 版）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传统文艺学、美学界，以及国际汉学界，大体表述为“诗性的”或“审美的”，而区别于西方逻辑理性之传统。但是这一文明之开创，以及其中具体脉络之展开，结构之形成，气质之显明等“细节”，却少有具体而微之阐述性著作。傅道彬教授的新著《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以下简称《诗可以观》），以朴实的理性视角，深入远古先民所创经典文献中，为我们打开了那个文质彬彬的诗意世界。

    作者首先强调了春秋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奠基意义：“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一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改造殷商以至周代仍弥漫的巫术思维，而为人文理性之思想。从逻辑上看，这种改变须要摆脱对现实生活主观的神秘玄想，具备直面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能力。春秋时期的城邦，因为是从诸侯摆脱王室的束缚，自立而来，因而极具自强、自由之精神。其精神依归不再是遥远的“王”或“天帝”，而是城邦中现实的人，思想的焦点也不再围绕王权，而是理性独立，逐渐创发出关于城邦的学说。这种现实、理性、自由而又充满人文气息的精神气度，一方面收容了从周廷散落民间、因而具有怀疑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巫史文化，另一方面聚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明成果。

    作者在此敏锐地指出，春秋时期的城邦与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城邦，人际关系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以契约式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古希腊城邦，孕育出了抽象逻辑的理性精神，柏拉图蔚为大成；以宗法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春秋城邦，孕育的乃是生活实践的理性精神（牟宗三先生称为“智的直觉”，李泽厚先生谓为“实用理性”），孔夫子蔚为大成。柏拉图贬低感性生活（实即“现象”或“象”），独尊那纯粹的“理型”，挑起了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春秋理性精神却开出了诗、史、思交响合奏的艺术化生活世界。同为城邦，其旨趣却迥异，也深刻的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阐释了成为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的“君子”人格。那种内在仁和、外在仪容堂堂的君子人格风范，是在城邑以及城邑间交往中逐渐提炼出来的。贵族因其身份、地位以及文化涵养等，本就是乡野“小人”仰慕的对象，则其之人格风范，自然成为社会全体的理想标准，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心志、语言、仪容一体，文质彬彬的人格理想，恰恰是人格的诗化、生活方式的诗化，亦即人生之诗化。后来的儒家，主张通过观察气象，以判断人的道德境界，正是此之体现；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观诗以察心志”命题的逻辑依据。

    这部著作论述春秋文学（广义“文学”），从“新文言”入手，显示出极为清醒的理论意识。相比于“佶屈聱牙”的旧体文言，“新文言”的特征是：“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善于修饰，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作者以先秦广义文学为依据，例举《国风》、《易·文言》以及辞、命、诰、赋等，生动地阐述了春秋诗文对日常生活、政治道德等的渗透影响，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语言对社会生活以及文学的奠基性意义。

    本书对“诗可以观”命题之论述也颇具创意。此命题出自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法，是对诗之功能的一种理解。作者认为，“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其中“观”是其形式，也是基础。春秋礼乐融合的“礼乐社会”特点，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宗教、祭祀、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活动的诗意化。这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区隔森严的知识、道德、艺术领域，中国文化中却互渗融合；可以理解何以人物外在风雅仪容等在西方道德理念中微微不足道，在中国文化中则被视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样诗意化的社会氛围中，“观诗”才可能成为风尚，成为一种文学观念。

    傅先生此书另一大贡献是，突出了春秋赋诗观志活动中审美性特点。这是对长期流行见解的重要突破。作者首先指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这一对“诗可以观”命题的流行见解，将“诗”理解为反映民情的“情况简报”，既不能解释《诗经》被奉为经典长期、广泛流传的永恒魅力，也不符合政治常识；倒是将“诗”理解为春秋贵族在国际、个人交往中讽诵“以喻其志”，“以微言相感”的表达材料，更接近事实。春秋士者交流，双方并不直斥是非，也不以逻辑论辩相往来，而是借诗“婉而成章”，含蓄、感性地表达观点；甚或诗、乐、舞一体，搭台表演，于载歌载舞中传递志意。观诗者由此也在审美性鉴赏中准确细微地体会（而非理性分析）到对方心志。双方相揖而视，默契于心。某章以“诗可以观”命题，正是准确、传神地道出了春秋诗意盎然的时代精神。

    西方文化，由于柏拉图的抽象化努力，以普遍永恒的“理型”（idea）统摄一切,感性化的“诗”因此不能见容于理想国家蓝图中。因而很长时间以来，“诗意”在西方文化中失落了，直至近来的尼采、海德格尔，才又重新发现了生活的“诗意”本质。中国幸有春秋这一风华篇章，为我们开创、奠基了诗意盎然的文化精神，佑护中华民族，使其虽然时有磨难，仍然绵绵不绝，繁衍至今。可惜近来其似乎也有脱落迹象。傅先生此作，正当其时。

@李寅初
　　若问近三十年来，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杂志，当非《读书》莫属。自创刊伊始发表《读书无禁区》起，三十多年来，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的风貌。所以，当我在书店看到扬之水出版了她任《读书》编辑十年间的日记时，爱书人岂能错过？坦白地说，在展读此书之时，我是抱着十足的八卦之心的：日记是一种私密的文体，没有了正式场合的正襟危坐，扬之水一定记下了许多学界大腕、名流宿儒的“窃窃私语”，说不定猛料迭出呢。

　　然而，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虽然扬之水在日记中记下了不少钱锺书、徐梵澄、金克木、张中行、冯亦代等老一辈文人的神貌风采，甘阳、刘东、周国平、赵越胜等后起之秀也身影频现。但总体而言，这却不是一本八卦的日记。读这本日记时，我对作者扬之水的感佩逐渐压倒了我对《读书》的八卦欲。扬之水是一个传奇性的女子，她学历仅止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甚至开过多年的大卡车，但她却始终热爱读书，“只求一厅花草，一莲清风，一窗明月，伴我数卷诗书。”这样的人，在八十年代的《读书》中还有很多，那似乎仍然是一个单纯的、不“拼爹”，以学识论英雄的年代：《读书》的编辑吴彬，学历是初中一年级，而如今鼎鼎大名的王焱，在进《读书》之前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

　　如果要给扬之水的生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书。这是一个买书上瘾、爱书如命、读书若狂的女子。日记中，她几乎每一天都会买书、读书。对于买书，她毫不吝啬，异常大方，但对于逛街购物，她却颇为不耐，“在我眼中，几乎没有一件便宜东西，花几十元以至上百元买一件衣服，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她的日常生活中，不时出现“闭门读书一日”字样。1989年1月14日，她写道：“年来过手之卷，怕也有千数了罢，读至忘情处，直是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唯此为乐。明白陷入其中是为大忌，但既已知自己非学位中人，便做一书囊，书痴，乃至书橱，岂不也是人生一种。”一年读书千册，即使对于职业读书人来说这也不是个小数字。有这样的勤奋，对于扬之水取得的成就也就不必惊讶了，她被誉为京城四大才女，也算是其来有自了。

　　1987年9月23日，扬之水在翻读清朝士大夫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时，展页不过数页，即对日记主人孙宝瑄日日读书、访友、看戏、赏花、习字、会饮的活法羡慕不已了。她不禁在日记中感慨道：“人生若无干政之求、功名之念，此种生活，岂非最上之理想？吾当效法之。”从扬之水以后的生活来看，她无疑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在《读书》杂志工作十年后，她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员，著作迭出。几年前，我在书店里翻阅过她的《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厚厚三卷，图案华美，考证精当，直令人“叹为观止”。

慧远

《〈读书〉十年》（卷一）　　扬之水 著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出版　　定价：４８元 □ 慧远 围绕着这些饭局辐射开来，扬之水与之交往的文化名人一一进入我们的视野：钱钟书、杨绛、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王世襄、赵萝蕤、冯亦代……。列出这样一个长长的名单无疑是令人的惊异的，因为其中大都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顶尖人物——可以想象，身处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即便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足以让人受用一生。 读扬之水的《〈读书〉十年》，首先留下两个颇有意思的印象：一个，是作者参与的饭局多；另一个，是作者提到的好书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书》杂志一直在中国文化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站在思想文化的最前沿，在那个时代营造了一份颇为难得的“小气候”，它同时也聚拢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既包括许许多多劫后复出的名人名家，还有不少思想敏锐、意识超前的年轻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与《读书》的办刊宗旨分不开的，从杂志创办伊始倡导的“读书无禁区”，到沈昌文接手后提出的要把杂志办成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获益的高级消闲品。”尤其别出心裁的是，沈先生一向喜欢在饭桌上谈工作，声称“在热闹的公开场合，反而可以毫不拘束地讨论秘密问题”。以是，饭局既成为《读书》同人工作与交流的场合，同时又成为《读书》杂志聚拢人气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些意气相投的知识分子们以饭桌为平台，以品尝美食为契机，其话题则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从政到文，从雅到俗，乃至奇闻逸事，儿女私情，诸般种种，无所不及。他们既在饭桌上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才识与学养、思想和追求，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个人性情。而饭局之于《读书》杂志、之于《读书》编辑者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见一斑。 针对于扬之水个人——尤其是她的学术生涯来说，进入《读书》杂志，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她说：“是《读书》引导我走上了读书的道路，对建筑、对音乐、对美术，以及其他等方面的兴趣，几乎皆是源于《读书》。”应该基本接近事实。虽然扬之水本人不擅交际，但从她彼时的日记中仍然可以看出，从进入《读书》杂志之日起，她就开始与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结缘，她的工作离不开约稿、送稿与读稿，当然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饭局。围绕着这些饭局辐射开来，扬之水与之交往的文化名人一一进入我们的视野：钱钟书、杨绛、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王世襄、赵萝蕤、冯亦代……。列出这样一个长长的名单无疑是令人的惊异的，因为其中大都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顶尖人物——可以想象，身处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即便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足以让人受用一生。当然，有了这样优越的客观条件，扬之水本人的努力也同样难得。徐梵澄先生就曾经感叹，做扬之水的朋友真不容易，不仅必须随时能够回答她的问题，而且还得精通德语，随便她问什么，都能立刻答上来。老师是好老师，学生也堪称好学生，从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这样说，昔日的赵丽雅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扬之水，这一段机缘可谓至关重要。 扬之水向以才女名世，她的文字精致、文雅，自不必多说。但她的日记却写得平实、朴素，颇具粗头乱服、不假修饰的率性之美，与她的学术著作大异其趣。虽然在她已经发表的日记中删掉了不少月旦人物的“私语”，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到一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比如，冯亦代以“讨厌汉奸”为由，拒收印有刘海粟墨迹“若比邻”三字的三联书店贺年卡；金克木不止一次地说及钱钟书是俗人，是做出来的名士，且对他的“掉书袋”的学问大不以为然；张中行则评价金克木的学问“是肚子里有十分，却要说出十二分”等等。诚如扬之水所言，这些私语趣闻，固然无损于评议者与被评议者的成就与声名，却均带有一种“原生态”的意趣，能够真实还原这些文化名人人性化的一面，无形间拉近了我们与这些大牌知识分子之间的情感距离。另外，扬之水的日记还写到了《读书》杂志的编辑内幕和工作状态，对当时的文化思潮和出版界发生的大事、以及《读书》在微妙环境中的生存策略也多有涉及——其中，尤以对彼时《读书》的家长“老沈”着墨甚多，行文之间，让人有如在眼前的感觉，可谓十分得趣。 日记这种文体，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月旦人物也好，评价时事也罢，那些平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事情，均可以在私底下随便唠叨几句，既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妨顾影自赏，所以最显私人面孔，最具个人性情。扬之水的日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个人生活的种种，诸如家庭生活的和谐，童言无忌的可爱；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真实印记。那是一个尚称淳朴的理想年代，似乎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扬之水所记录的一切——几个小人物主持一份大刊物；大牌知识分子之间打破壁垒，与一般读者平等交流；爱书人摈弃杂念、自觉选择一种闲适脱俗的读书生活，才真正成为可能。

王得后

上图：在《读书》编辑部下图：扬之水（左）与范用先生合影

　　看到扬之水的日记《〈读书〉十年》（一），想起鲁迅和郁达夫。
　　鲁迅有两种日记。一种是写给读者看的，现写现发表。题目就叫《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前者还有篇“豫序”，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OK。鲁迅死后，影印了他的“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有人看了，很不过瘾；有人看了，颇为不屑：呀！就那样呀，没意思。这，至少，恐怕要怪自己没有先看到这篇《豫序》吧？
　　郁达夫有《日记九种》，年轻时读到，非常惊异，也非常佩服。他是那样适情任性，不怕暴露自己。敢于这样的人，可谓“君子坦荡荡”吧？
　　天下“日记”多矣，我之所以独独想起他俩，是因为鲁迅针对郁达夫论“日记”的真假有一段评议：
　　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怎么写》）这次拜读扬之水的日记《〈读书〉十年》（一），第一个启发，居然是发现了鲁迅上述议论的一个“疏忽”。郁达夫说的是“日记”而又“文学”，就这一点说，鲁迅固然是对的；然而，不是还有一种“正宗嫡派”的“日记”吗？日记有两种，一种是“文学”类即“虚构”类，如《马上日记》，一种是“非文学”类即“非虚构”类，是“正宗嫡派”的《鲁迅日记》。这种“日记”“事实的真实”是它的生命。而且“事实的真实”是唯一的“真实”标准。倘若在其中发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若是个别，则“瑕不掩瑜”，若不是少数，那就令人“幻灭”了。“日记文学”才不靠事实，而靠“虚构”的艺术性。
　　我觉得《〈读书〉十年》（一）是“非虚构”的，“正宗嫡派”的日记。因此，我倒好奇起来。我一边读一边想：写的是真的吗？是这样的吗？其中的不少前辈，已经驾鹤西去，“死无对证”了；因此我期待健在的前辈，活跃的大姐们，先生们，勇敢地“出庭作证”。自然，他们都有“沉默权”。在他们还没有证实或证伪之前，我只好瞎猜，说我的感觉了。
　　我觉得她是真实的。我的证据：一是她的质朴，似乎没有“粉饰”。有所隐瞒，我也看出来了。
　　人之所写，“日记”呀，“书信”呀，“自传”呀，“口述历史”呀，凡是“非虚构”类的文字，有所隐瞒，是可以理解的，是人之常情，也是记述的必然；但有严格的限制。倘若已经公开的言谈，已经发表的作品，将“日记”涂抹；在“自传”中隐瞒，从“全集”（不用“全集”之名，实为全集的“文集”）中删除，乃至面对事实死不认账，是不行的；这是恶作。人品也不足道了。
　　“粉饰”近于造假，是不应该的。我觉得作者没有“粉饰”，可以举两个小例证。她买一部书，居然还要“请示”“家长”。这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使在中国，尤其在“首善之区”，对人对己都不是“好话”。杨先生不是“家庭妇女”，也不是“全职太太”：可是一个“自己打拼”，“自学成才”，从《芝麻通鉴》出入文史，关注社会，到转向“名物”，“金银器”之类，每有所学多成方家，是能够进入《读书》编辑部的人物啊！二是在饭桌上的家庭密语，如儿子说长大不能结婚，因为“害羞”。自然，这可能是“童言”，因为“扬”先生已经做“婆婆”了；但我读的感觉却是一种心理障碍，也不见得是“好话”。
　　这种质朴，还有一个反证：“日记”没有“借光自照”的气息，没有一点以“八大人”叫我“滚出去”作攀附的“自得”。一九七九年复刊，不久即以发表“读书无禁区”的雄文震惊全国读书界的《读书》，何等了得！扬之水奉命约稿-取稿-送稿等等登门拜访的编务活动，亲炙的大多是名满国中的前辈学者：钱鍾书、杨绛、徐凡澄、金克木、张中行……倘若顺带一笔“我的老师”甚至“我的朋友”，或“平生风义兼师友”云云，如何？这可是显摆身份的，又是如今颇为盛行的“学者作风”之一。作者不屑于此道。还不质朴吗？
　　有这样的质朴，那“真实”，是八九不离十的了吧？
　　如果说，上面是我的瞎猜，那么，下面却是我的实感了
　　她留下了一代《读书》编辑部的“编务注”，和他们上下左右的“写真”。他们的敬业精神，文化志向，从运动中练就的政治智慧，都令我感动和佩服。
　　除了编辑部，就是那“黄金十年”，扬之水对和编辑部关系密切的一代前辈的交往与“聊天”的记录。不仅让我大长见识，深深感到他们的气质、风度、修养和学识是多么足以令人赞赏。其中关于徐凡澄的大量记述，又启发我从《鲁迅日记》中辑录了《〈鲁迅日记〉中的诗荃》,两相对照，不亦乐乎。前辈长者诉说单身老年的“寂寞”、为邻居照顾幼儿的愉悦、亲属远道来侍奉的尴尬，在在是人生常态，世俗风情。
　　金克木先生评徐译《五十奥义书》思前想后的“苦衷”，学术、情谊的纠结，在在是活人的情愫，人生的常态。所评：“奥义书者，本无奥义也，最神圣的信仰，原缘自最世俗的念欲。再深奥的哲学，蕴含的也是生命的精义。”何止奥义书如此！先秦诸子、现代鲁迅，所思所想，孜孜求索者，何尝不是从最世俗的人生，升华到“理想的人性”！各各提出自己思考的所得，期望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只是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社会状况不同；自己所处的人群或希望跻身于其中的人群不同，思想的果实不同而已矣。
　　《〈读书〉十年》（一）内容实在是丰富。即如《鲁迅日记》每日必有阴晴雨雪的气象记载一样，她则念念不忘记载的还有每次编辑部餐聚的食谱。一百年后，人们想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干炸丸子们，恐怕会惊异于在这里的发现。一如老北京归来津津乐道已经与记忆迥异的“北京小吃”，只能在“野史”中搜索。
　　是的，《〈读书〉十年》（一）是一部“野史”。记录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黄金十年”思想史重要的一章。
　　作者是勇敢的，在“心有余悸”的世道，在“交心”依旧可以入罪的时候，能自觉书写这种“正宗嫡派”的《日记》。我惭愧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十年如一日的坚毅。我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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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扬之水著 中华书局 2011年12月第一版 500页，48.00元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思想开放，国民意识增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和所谓社会精英都在积极关心国家的前途，这样的时代并不是很多，最近的一次可以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吧。

那个时候给读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杂志是《读书》，一套丛书是走向未来。

有人说，那段时间的《读书》引领了一代风气，聚集了大批作者，培养了一些编辑。现在还没有人来写《读书》史，从内部来观察研究《读书》的似乎也没有，好在有一位在《读书》做了十年编辑的扬之水女士，她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记下了许多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读书》也是读书

扬之水的大名，今天已经无需多做介绍。Google一下或百度一下，总是会先查到她的相关资料，后查到《诗经》中的名句。

二十五年前的1986年，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扬之水，来到了《读书》。她在日记里叹息，这辈子不能再追求学历了。实际上，她已经读过了劳动大学和社会大学，此时到《读书》来，可以算是读研了吧。

扬之水在日记中谈的最多的是书，她没有一天离开过书。

她每一次买书，都记下了书名和买书的时间、地点。她几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去书店的机会，不管是因公因私，或者途经顺便，更多的是专程。她去的书店，有主渠道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有边缘一些的五四书店、中原书店和社会学书店，还有社科院门市等出版社的服务部，以及出售影印港台书的内部书店绒线胡同。民营书店三味书屋刚刚开张，她就光顾了，不过那时书还不太多，这就是当时所有的购书渠道了。这不禁使人有点羡慕她的丈夫，真是找了个爱书的女子啊，不仅时而相约于书店，还经常大谈中国问题种种。

她的周围，也都是爱书的人。徐梵澄、金克木自不待言，王世襄借给她书的时候，王夫人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我，是坚决不借的；丁聪借给她书的时候，就说，快拿走，别让沈峻看见；范用借给她书，借期一到，就发来了催还的信；沈昌文派她出去办事，也会奖励一些书，她和同事到沈昌文的办公室里去洗劫一番，所获也都是书。

买书，还是为了读书。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闭门一日，读书，坐下来静静地读书，读书是最大的乐事，读到忘情之处，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好在供职《读书》，总算不稍离于书，把卷终老矣，何羡东门瓜等许许多多类似的字句。读书，没有不辛苦的。仅是日记中记述的酷热或没有暖气中看稿、改稿、拼校样、画版式以及在风雨或风沙中取稿、跑印刷厂等，就足以震动一下我们的想象空间。一个勤字概括了她的应对之策，在我们看来，她只有辛苦，没有痛苦。

读书，自然还有请教，向一大批《读书》的作者请教，这也是扬之水的得天独厚之处。转益多师是我师，正是她日后治学中不拘一格，形成自己独立风格的助推剂。

日记中有大量的作者读书的文字抄录，考虑到篇幅，绝大部分都删去了。但留下的一点，似乎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扬之水的思想端倪。有一段陈寅恪的话：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之一小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445-446页）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扬之水日后研究的第一推动呢？

《读书》的小气候

《读书》中的奇女子，当然不止扬之水一位。那段时间的《读书》，其编辑主力就是五朵金花。有人说，不只是《读书》，就连三联书店，也有点阴盛阳衰，像搬书等体力活，不让须眉的也是这几位女士。

做过《读书》主编的吴彬，是扬之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好朋友。日记中记载，她被赐予一个乱字，沈昌文说过，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的，一定不是个好编辑。（51页）吴彬的乱，还可以理解为豪放，日记中对她的宽容、大度、不计较有多处生动的描述。快人快语、直来直去、思维敏捷、犀利尖锐，满头银发，一副热心肠，正是她在大家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印象。

现在的《读书》主编贾宝兰，在日记中频繁出现，记述的都是她在工作中的情况，但几乎看不到什么突出的表现，她也被冠以一个蔫字。贾宝兰的蔫，也可以概括为一种韧劲。昔日宝姑娘，今朝贾委员，靠的也就是这样一股韧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低调行事、少说多做正是她一贯的工作和为人的特点。她是经济学出身，现在的《读书》在许多地方走近了现实的经济问题。

扬之水说，《读书》这个小气候，是极为难得的，必当珍爱它。这个小气候，主要是提倡业务讨论，民主气氛浓厚。在日记中，有关《读书》的编务，看到最多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从来没有任何命令，更没有形式化的东西。有一次，在西单豆花庄开编委会，有人说了欢迎老前辈光临指导的话，陈翰伯、陈原等人当即不客气地说：这是俗套、套话、《读书》从创刊起，就废止了这种套话（260页），简直是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

在这个小气候中，只有四位编辑是专职的，主编和印务负责等都兼有三联书店的其他工作。有人惊讶于主要是四个姑娘干出来的，扬之水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其他刊物要那么多人呢？（127页）《读书》可谓是超级扁平化的管理，每一个编辑都直接面对主编、作者、印刷厂和读者，信息反馈和决策过程实现了最短距离，当然她们每个人都承担了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紧密互助，一人有事或有病，其他人立即顶上，没有分内分外，也不管节假日。就连主编沈昌文也经常到编辑家里送稿，节假日正是加倍工作的时候。

《读书》也要请客吃饭

那段时间的《读书》，用官方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以沈昌文同志为主编的《读书》编辑部。

沈昌文曾说，他主管《读书》时，奉行的是后学术。这个后，当然不是后现代、八零后等的后，而是专注研究、融会贯通之后的后，也就是说，文章的作者，要在一个领域之内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深刻的见地，在此之后，要把深奥的学术问题，通俗易懂、浅显明白地表达出来，使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

这是因为，《读书》既然是读者的《读书》，就要尽最大的可能让更多的读者可以看得懂，也只有看得懂了才能喜欢看。而看得懂的文章并非只有一种，沈昌文追求的正是那种深入浅出、寓深刻道理于浅显文字中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大道至简，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是否能用简单而又朴素的语言来表达，也可以说是检验文章是否具有深度的一个标准。就像日记中记述的屈长江所说，高深的哲学思想其实可用最简单的句子来表达，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就够了。（348页）

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常识，很简单，而且往往更容易被大家遗忘或者忽视。我们在扬之水的日记中看到，沈昌文不断地写信、批示、谈话并且直接动手修改来保证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深入深出，已使读者心烦；浅入深出，不免使人掷卷而叹。可读性是杂志的生命。因此，他把《读书》定义为：它是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72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扬之水等人没有少费工夫，有时一整天伏案改稿，衣服被汗水浸湿粘在椅子上几乎重改一过（246页）。

扬之水在日记中记述了沈昌文自己口述的早期成长史和生活经历，她还感叹，像沈昌文那样从十里洋场里成长起来的人，是不怕热闹的。其实十里洋场留给今天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可不仅仅是热闹，更多的是一份冷静和理智，一种熟悉人情，严格按常识和逻辑办事的精神。这一点在沈昌文身上表现得是比较明显的。

沈昌文在前几年的著述中说，在他主持《读书》和三联书店时，有一位神秘老头给了他许多帮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神秘老头就是当时蛰居北京的罗孚，他在扬之水的日记中也时有出现。罗孚曾说，邹韬奋那个时候，一家有难，可以三家联合，现在，不行了，现在对出版家的要求更高，要比那个时候动更多的脑筋。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那时的《读书》，撤稿和换稿也是经常的事，编辑方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每一篇稿件都要经过细致的把关，就这样也还时有波折，不断引发争议。三联书店的形势也很不乐观，别看当时全市每一个书摊上都有三联的书，如有一至两本书出了岔子，三联就立刻面临破产的威胁（46页）。看来出版业那时就已经很高危了。

有人问胡政之，一份报纸如何能做到有许多作者愿意投稿，又有许多读者愿意花钱来买，还要防止引起当局的非难？胡政之不假思索地回答，做人。这也是大道至简。

理智地面对社会形势，深入地理解相关政策，不断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了解编者、读者和监管者的思路和想法，按照普通人的规律和逻辑来办事和处理其中遇到的问题，这也许是沈昌文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小骂大帮忙，也无需钝刀子割肉，而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吃饭，是扬之水日记中比较常见的场景，不仅描写环境和菜品，也还记录了研究通货膨胀而必须要关注的价格（可能是由于当时的《读书》和作者手头都不太宽裕吧），真有点食货志的味道。这里记述的饭局，绝大部分都是沈昌文召集、主导并买单的，吃饭的场所有今天仍然价格不菲的著名餐厅，也有已经翻牌多次甚至已不存在的街边小馆，还有肯德基家乡鸡一类的时尚去处。在沈昌文的办公室里，大概只有两种东西，一种和书有关，另一种和吃有关，他经常把好吃的东西分发给编辑和来客，也经常和人边吃边谈。有时他也喝一点酒，但所醉不为酒也（192页）。其实，沈昌文不谙烹饪，也不是美食家，他感兴趣的只是在吃饭这个国人最传统而又非常习惯、十分尊崇的社交仪式中营造的那种轻松愉快、互相信任、平等相待、真诚相见的交流氛围。吃饭的时候，人们容易敞开心扉，坦诚相对，我们的祖先也十分重视吃饭，许多大事都是在吃饭时办成的，如鸿门宴、群英会和杯酒释兵权等。在《读书》的时候，常听老沈说的一句玩笑话是，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476页）除了作者，也应包括监管者和其他朋友吧。沈昌文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好好看看《读书》。应当说，沈昌文通过这种普通而又坦诚实在的形式和许多人产生了有效的沟通，达成了共识；也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形成了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吃饭只是形式，沟通、理解、共识才是根本。

新闻出版这个行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一向是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不过是更需要不同的智慧罢了。有的时候需要怒向刀丛觅小诗，也有的时候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沈昌文也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都是冷静地面对现实，对体制内外的边际和弹性都有着深刻的理解，通过不断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带领并推动《读书》和三联书店前行。

有一次，扬之水去拜访钟叔河。她感觉到，钟叔河的苦恼在于，想干的事干不成，不想干的事推不掉。其实，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能说，钟先生自己书生气太足了，若修得老沈那样的功夫上上下下斡旋自如，且以此为乐，便是得正果了。（94页）在后记中，她又总结说，沈公是当日之《读书》的灵魂，他也用他的特殊方式引导我们走向成熟。（275页）不过，这个正果并不特殊，十里洋场的前辈所说的做人，也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风范，老沈说这是始终为他仰慕的，也是十里洋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记之一（403页）。

解诗就是破案，读日记也是解谜。这些案底和谜底，虽然都没有标准答案，但多少可以给后来者一点启发。

郁达夫在亡命爪哇、穷困潦倒的时候，写道：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扬之水的路，比她的前贤，自然宽了一点。今天，扬之水也成为了前贤，我们的路是否也会宽一点呢？

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出版了《宅茲中国》一书的葛兆光先生在访谈中指出，历史研究是最不容易受时髦理论诱惑。

盛 韵

　　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十分棘手，不仅因为牵涉到政治、文化、社会、民族、宗教之种种认同困境，也因为在当下各种思潮角力时，“中国”问题的讨论往往沦为各种新潮理论之实验场。今年刚刚出版了《宅茲中国》一书的葛兆光先生在访谈中指出，历史研究是最不容易受时髦理论诱惑的，“最好少谈些看似高明而缺乏资料的理论，而多讲些基础扎实而较为清楚的历史”。

　　最近有不少关于国家主义的争论，您觉得“中国”最大的解释困难在哪里？

　　葛兆光：关于“中国”，我的想法在《宅兹中国》中已经反复申说过，这里补充说一下在撰写过程中进一步想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有关“中国”的历史问题，既构成现实中国的若干困境，也给中国学界带来一个世界级的大课题。为什么？因为中国太复杂也太特殊。简单地说，周秦汉唐那个时代，在一般的观念世界里，不太有“外国”这个意识，仿佛身处一个“至大无外”之国度中。尽管有匈奴，有鲜卑，有突厥，绵延千年，但总的来说，观念世界里面还不是真的有对等的“敌国”，更没有若干各“外国”。你看二十四史，要直到元人撰写的《宋史》里面，才第一次既有《外国传》若干卷，又有《蛮夷传》若干卷，这就有了“外”与“内”的分别了，加上有勘界、市舶司、对等的外交辞令等等，这表示宋朝中国已经处在国际环境中，只要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就知道那个时代与过去不一样了。为什么很多人强调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这不仅仅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也包括中国的傅斯年、陈寅恪、钱穆、傅乐成，都有类似看法。除了市民、城市、专制、科举这些宋代的新因素之外，“国家”本身也是所谓“近世”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会强调宋代是“中国”意识形成的关键时代。当然，这个特别的国际与国家初备雏形之后，还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脉络在后面。宋代以来，国家边界与国际环境在不断变化中，由于有限的中国，却固执于传统“至大无外”的天下观念和“自我中心”的朝贡体制，于是就遇到了三重困境，这使得“中国”作为国家，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脱困境，也许，这些困境甚至会延续到未来。

　　哪三重呢？第一重困境，是宋以后周边的国家开始出现自我中心倾向，至少在文化上不再依附于中国，不甘心于承认南蛮北狄西戎东夷。比如日本，尽管从隋唐以来就已经有了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国书都写“日出国天子致日落国天子”，但真正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全面自国中心意识，恐怕是从蒙元时代攻打日本，被所谓“神风”吹翻后才开始的。内藤湖南就很强调蒙古袭来的刺激和足利义满统一的意义，因为从此日本以神国自居，发展自我文化，认为可以抗衡大元或大明帝国。此后，很快有了东亚各国的崛起，李成桂建立政权，高丽变为李朝朝鲜；日本在差不多时候由足利义满统一了南北。大凡一到统一，各国的自尊意识就会很强。中国周边的安南、琉球、朝鲜、日本逐渐形成了自国意识之后，便在文化上开始与中国分庭抗礼，这就出现了跟汉唐时代的“东亚”很不一样的“国际格局”，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国际秩序受到了第一重挑战。这是来自中国周边这一圏的变化。

　　第二重困境，就是明代中期西洋人东来之后，明武宗正德年间一个葡萄牙人随着船来到中国，揭开西洋东进的序幕，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就把这个葡萄牙人到中国这一年，当作中国近世史的开端。这个重新以汉族为中心的明代中国，从此被拖入了一个更大的国际秩序中，历史也被整编进了全球历史之中。在中国，以前跟你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巨大的地理世界和历史世界出现了，那么，到底谁的秩序能够统驭这个国际？这是中国面临的第二重困境。

　　第三重困境是清代形成的，很多人也都注意到，明朝中国的疆域基本上还是本土十五省，但是满族入关，“中国”成了满加汉的帝国；1688年漠南和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归降后，中国成了蒙、满、汉的帝国；等到1759年平定准噶尔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尔，有了新疆（回部），中国成为满、汉、蒙、回的大国家；雍正以后改土归流，西南的苗、彝由原来的土司土官治理变成国家控制下的州、县、府，这时中国变成了满、蒙、汉、回、苗；从顺治到乾隆，册封班禅、达赖，达赖到承德觐见，大清朝廷派福康安到西藏，确定金瓶掣签制度，中国便成为“五族（满、蒙、回、藏、汉）”或者“六族”（满、蒙、回、藏、汉、苗）的帝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简单的民族（汉）和国家（中国）重叠。说起来“东极三姓所属之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很了不起，可是问题却很严重，大国家和严重问题同时延续下来。当帝制中国改为共和国，虽然革命派一开始时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章太炎写过仇满排满的论说，孙中山也考虑过放弃满、蒙，但是，这个原本以恢复汉族政权开始的革命，最后却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分割国土的罪名，不得不对现实势力如袁世凯等妥协，不得不接受了保守派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关于国族的主张，不得不接受清帝退位诏书中希冀的五族共和愿景，但是，这构成了“中国”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处理内部各个族群对于国家认同的困境。

　　现代中国继承的是宋代以来逐渐变动的周边关系、明代以来的国际环境，也继承了清朝最后达成的内部复杂的民族国家，所以，我在《宅兹中国》里强调，“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在这种变动复杂的情况下形成的中国，如果仍然停留在天朝帝国的想象中，就像乾隆自夸的“统御中外，万国输诚”，那么，将面临内部、周边、外部的三重复杂的历史问题。这是一个特别的“民族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宅兹中国》中要特别强调，“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这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国家）历史。”所以，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和历史，可能在这里不太好用，而中国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需要从“历史”中去理解，而不要简单地“从（西方概念的）民族国家中（把中国）拯救出来”。当然，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宋代以来的过去，帝制结束以来的现在，将要面临的未来，都面对着复杂的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要归结到一个词，就是“认同”，国际社会的政治认同、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内部各民族各地区的国家认同。

所有棘手的问题，都和“认同”有关……

　　葛兆光：是的，不要说外部如西方与中国的文明与文化冲突，周边如日本、韩国、越南等与中国的猜忌与争端，内部敏感的回、藏、蒙的向心与离心，就连西南的苗彝，也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民族不光是中国有，像苗族在老挝、泰国、越南、缅甸都有。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怎么样？不同国家同一族群的互相认同怎么样？国际社会对你的认同怎么样？这是中国现在和未来面临的很大的难题。我在《宅兹中国》里说，传统中国的中心，疆域、族群、文化、历史都很清楚，但是边缘却一直在移动和变化，可是，移动的边陲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国际学术界比如欧洲东方学的重心，曾经是在中国周边而不是中国中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复杂、丰富和特殊。中国学界如果能够合理地，哪怕只是历史地解释这种复杂性与丰富性，说明中国形成的历史，说明中国疆域、族群、文化、宗教以及国家的历史演变，分梳出传统中国的自我认识怎样转化成现代世界中的自我认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前面我说，这是一个给中国学者的“世界级大课题”。我觉得，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应该正视认同、疆域、民族以及宗教这些问题，考虑如何适应并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最近看了一些论著，很有感触。举一个例子，有一组系列论文，总题目叫《苗族史的近代》。作者是日本北海道大学年轻的副教授吉开将人。这若干篇论文很长，足以成为一本专书。这组论文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从晚清民初有关“汉族外来”与“苗族原住”这一说法讲起，讨论苗族史在近代的流转变化。但他并不完全是在讨论苗族史，而是说苗族的问题，如何关系到整个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政治甚至是国家统合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晚清学界曾经有过“汉族西来”说，拉克伯里（Lacouperie）的《初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和《汉民族以前的中国诸语言》通过日本传来，使中国学界受到刺激，因为里面都提到汉族从西方来。当时引起了好多讨论，这当然跟晚清大思潮有关系。但吉开将人强调的是，如果汉人是西来的，那么原住民又是谁呢？这种说法是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原住民就是苗族，古史里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嘛。传说，黄帝打败了蚩尤，就把蚩尤所属的三苗赶走了，黄帝代表的汉族人占领了黄河流域中原一带。这种说法认为，苗族是中国的原住民，汉族是外来民族。日本东洋学就曾经很受他的影响，像日本的法学家、印度学家、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个说法，人类学家里如研究过苗族的鸟居龙藏，印度学家佛学家高楠顺次郎，法学家田能村梅士都谈过这个问题，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东洋史学家如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骘藏也都讲过。

　　这些论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史学书写。有趣的是，无论保守派还是革命派，都有接受的，前者比如梁启超的《中国史序论》（1901）、《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蒋智由的《中国史上旧民族之史影》（1903）、《中国人种考》（1905），后者如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他们也接受这种说法。但是，他们实际上都受到西洋人和东洋人的影响。虽然在中国的原住民，是苗先汉后，但是先进民族打败了落后民族，苗族被赶到西南甚至更南边陲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但前者认为，这就更应当承认苗族作为土著，应该成为五族共和中的一部分。而后来代替大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派，前面我说了，由于不能承受“割地”、“裂国”的罪名，也不能硬碰硬地靠战争实力解决政权转换，只好采取现实妥协的方法，接受了袁世凯也接受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国家方案。有趣的是，一直到1920年代，还有人讨论要五族共和还是六族共和，甚至讨论古代的华族是否混血，是同祖还是不同祖。吉开将人讨论的面，开拓得很宽，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考古、民族、语言、历史等等领域。比如，当时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的理论支持西来说，后来的李济、梁思永等人的考古实践，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证明汉族不是西来的，周口店、城子崖、殷墟考古重建的中国历史系谱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这个道理。1920年代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进行西南苗彝调查，顾颉刚、谭其骧办《禹贡》拟的计划和发刊词，史禄国和杨成志的云南调查，辛树帜、陈锡襄的“猺人调查”，蔡元培自己身兼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主任，以及后来史语所的芮逸夫、凌纯声做湖南西部苗族、东北赫哲族调查，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其实，只要看看为什么傅斯年要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的矢野仁一，就知道学界的倾向，是要证明中国是一个多区域、多族群、多宗教合成的一个大国家。特别是应当注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被侵略刺激起来的民族与国家情绪，加上西南成为大后方，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产生了影响，国民政府成立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特别要确认“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就说明这个看上去只是苗族历史或者早期中国历史起源的说法，关系多大。像1939年出现的大争论，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里面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为什么傅斯年反对“边疆”这个词，为什么顾颉刚要建议废除“中国本部”这个概念，为什么暹罗在日本唆使下改名“Thai”会引起国人的紧张，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特别要说中华民族“宗（本）支（枝）”，不是武力政府而是文化同化？这都是可以从苗族史研究中牵连出来的各种大问题。

　　近年来，关于“认同”、“族群”、“疆域”、“宗教”这些话题，都引起了重视，这非常重要，这和汤因比关于“文明”变化、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其实都有草蛇灰线的关系。我觉得，吉开将人这组论文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看起来在讲一个苗族史的问题，实际上把很多问题都连在一起了。他用的很多资料，我们过去都不太注意到，比如抗战前后贵州、云南、湖南的苗族或彝族的复兴运动和历史重建，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学术界带来多大的震撼，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注意。比如湘西的石宏规、石启贵，贵州的杨汉先、金国光，四川凉山的岭光电、曲木藏尧，云南土司高玉柱等人，他们要成立开发夷苗委员会、西南夷苗代表办事处，要搞苗族复兴运动，出版《新夷族》杂志。这影响是什么？马毅和顾颉刚为什么1941年要提出《建议订正上古史汉族驱逐苗族之传说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一个苗族史研究，牵扯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合理性，族群认同能否解决，如何界定一个民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大问题，这是我读吉开将人的感想。这些大问题，可能答案都是不确定的，我在《宅兹中国》中提出，“中国”这个概念要讨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要讨论。我从来没有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讨论过历史，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上逐渐形成，并最后作为国家的凝聚和动员力量的一个概念，它是有的，但是它也是历史的，它的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认同”的问题。白鲁恂为《族群》一书写的序言里就讲到，认同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我们同样可以说，认同问题可以摆平国际秩序，也可以搅乱国际秩序。

　　国家、民族、天下、大一统这些概念近年变得很热门，中国有些学者似乎一直想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讨巧的解释？

　　葛兆光：过去，“大一统”更多讲的只是一个汉族中国，即使有人研究清代这个思想，也更多关注的是满与汉。其实，对于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复杂与麻烦的，是回、藏、苗这些族群与地区。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合法性，不是由今文经学论证出来的，是一方面靠武力打出来，一方面也靠宗教维系起来的，更是靠政治与文化形塑出来的，今文经学作为大一统的理论，其实更多是后人以“后见之明”比附出来的。乾隆末年重新发掘的公羊学说，真的能预见到此后的大一统，并且能为之作合法性论证吗？“天下”观念更是如此，“天下”根本没有“超越民族国家”和“重建全球新秩序”这样伟大的意义。现在，有人要从天下观念中发现后现代式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其实都是躺在后现代的沙发上的想象之辞。“天下中央”是历史上中国存在的观念，“朝贡体系”是历史上的东亚部分秩序，早就渐渐崩溃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看来说的是历史，其实现实意味是很强的。我一直觉得，学术和政治之间是有一定关系，但如果急于做现实的论证，就会忽略历史的过程性和复杂性。我们讨论的目的，既不是要瓦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也不是要论证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而是要说明历史上，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样形成的中国有什么特殊性，什么复杂性，它为什么会有很多重认同的困境，这些困境的来源，恰恰是需要人们仔细研究讨论的历史课题。

　　您刚才提到朝贡体系早已崩溃，可是，不少人认为朝贡体系恰恰是亚洲内在整体性的证明。

　　葛兆光：过去的西岛定生先生曾经用过册封体制这个词，当代像浜下武志教授对朝贡体系也都有新的论述。浜下武志的说法多少是用朝贡体系指代东亚贸易系统，这当然有道理。可我一直认为，朝贡体系是以政治关系为主，以文化、礼仪和象征建立起来的体系，不完全是以经济关系。朝贡时的进贡和赏赐，并没有贸易上的对等关系，周边国家进贡土宜，中国皇帝赏赐可能更贵重的礼物，这是怀柔远人的做法。这种国际秩序很脆弱，除了中国自己想象的自负与自豪之外，其实宋代以后，周边国家和民族常常只是一种策略与敷衍，日本从来不是朝贡国，足利义满在明初与中国建立关系，更多的只是谋求贸易的权宜之计，而琉球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左右逢源更是一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有个说法很有道理，他说近代东西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国际秩序的冲突，西方以力量为背景，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西力东渐以后，瓦解了中国以象征为纽带，以朝贡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很多人批评西方秩序的现代性，它的确是有力量大小、以强凌弱的问题，但抽象地说，条约基本上是建立在双方认可的平等基础上的（当然有不平等条约）契约关系，双方订立游戏规则并按之行事；朝贡体系则无条件地以宗主国为中心，不太有规则可依。其实，宋代以后的朝贡体系，已经渐渐崩坏。今年，我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心作演讲，讲到乾隆八十大寿时安南国王阮光平来进贡，要求册封。本来乾隆支持的是黎朝，结果黎维祁战败，阮光平当了国王，他来承德贺寿，而且表示要以乾隆“为师为父”，甚至说仪式上愿意改穿大清衣冠。这搞得乾隆特别高兴，又是赐给衣冠又是写诗表彰，连礼物都一连赏了十几次，后来还把这当成“十全武功”之一。其实，清朝军队根本没打赢，几乎一败涂地，大将都死了好些。可是安南为了搞缓兵之计，赢得政治合法性，也还是来朝贡，其实他真的认同你这个天朝吗？所以，朝贡体系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国际秩序，它背后的支撑观念是中国天下中心论，这种观念和体制，在宋以后都逐渐崩坏，各个国家越来越强化了自国中心意识，它怎么可能成为亚洲（根本不要说中亚、南亚和西亚）内在整体性的证明？“亚洲”往往只是相对“欧洲”，就像所谓“东方”往往是相对“西方”出现的一个历史世界，这倒是“想象的共同体”。

　　现在是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很多人批评现代性，批评全球化，说得全球化好像是一场灾难。其实，我们也得承认，全球化也是一种文明的普遍化，由于大家都在一个世界生活，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国际，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要求有一个交往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必须大家都认同，用同一规则贸易，用一个准则处理国家关系，这也是一种文明，你不能因为这种文明来自西方而不来自中国，它的普世化起初确实是以强凌弱，你就干脆拒绝，其实你可以批评和修正，但是你不能一桶水连孩子都泼出去。难道你要恢复“天下”观念，想象自己还是万国来朝的天朝吗？难道你要恢复朝贡体制，由我们来怀柔远人恩赐四方吗？当然，普遍的文明，它的代价往往是损伤特殊的文化，但不能因为保护文化就拒斥文明。有人看到全球化和普遍文明的弊病，就大加批判，当然很深刻，可是你又提不出替代性方案，怎么办呢？如果采取那些激进的中国崛起论的建议，那么，是不是可能就像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评论《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时说的，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全球史的近代就要由郑和下西洋开始。可惜的是，从历史中看，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使中国秩序发扬光大，也没有使全球一体化。

　　是不是您仍然认为民族国家可以用来书写历史？有人认为这种历史观念与叙述方式很陈旧很保守。

　　葛兆光：我现在观念好像总是有些往后退，比如，我强调过半个多世纪前的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恐怕没有过时，不要轻易追赶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心观”的新潮（当然现在“中国中心观”也已经是旧说了）；比如，我12月就要到日本东京大学开会，论文题目就是在追问“全球史大潮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超越“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国别史，去做区域史或全球史，还要固守中国这种单线国家历史呢？其实，我的回答是，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国别史”的写作可能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通过历史撰写来塑造国家认同有关，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后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超越现代性历史书写”是很有颠覆意义的；对于非洲与印度等等曾经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国家来说，国别史的写作无疑是在肯定殖民时代的“国家”，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写作当然天经地义。不过，对于东亚诸国特别是“中国”来说，在重视全球史的同时，也强调国别史似乎仍然必要，因为，这并不是民族（国家）主义的膨胀，而恰恰是对民族（国家）主义的警惕。因为在日本、朝鲜与中国三国，那些影响政治、形塑文化、构成认同的重大历史事件、制度和变动，基本上是由“政府” / “王朝”主导的，国家（实际上是政府 / 王朝）在形塑政治、宗教、文化上的作用相当大，因此，国别对于历史来说，依然重要。在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国家（政府）权力过度强大，尽管我们说，现实中国的权力高度集中和当下政府过于庞大，自有它的历史根源，但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仍然需要对古代中国历史进行追溯和清理。

　　现在很多人喜欢借助时髦理论，而不是根据历史资料，喜欢用高超的口吻说永恒正确的大话，而不是考虑复杂的历史如何才能被清理，特别麻烦的是，有人用一种批判西方的方式加入西方时尚理论的前沿，却不怎么真的考虑中国历史与现实。其实，有时这种理论比赛只是一种争奇斗艳的时装表演，未见得真能指导严肃的学术研究。我想，如果你还承认有可能看到接近本真的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规范与限制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叙述是应当依赖与尊重的，那么，最好少谈些看似高明而缺乏资料的理论，而多讲些基础扎实而较为清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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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最近增订再版了著名藏书家、学者、作家黄裳先生的《来燕榭书跋》。黄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生，山东益都（今青州）人，做过记者、编辑、编剧。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撰有大量随笔、游记、题跋文字。

　　本书是黄裳先生书跋文字的代表作，展示了作者不同于《榆下说书》、《银鱼集》、《珠还记幸》等作品的创作风貌，同样为读者爱重。本次再版，增补了《滇南书志》、《毛诗指说》、《续侠义传》等十余篇，三万余字，作者并撰写了再版后记。书中文字大部分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亦有八十年代所作，多记得书始末、版本流传等，间有考订，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籍流散情状多有反映。文字清雅简约，有娓娓的风致，读来兴味盎然。今刊登黄裳先生新撰之后记，题目为编者所加。　　

　　云海苍茫话藏书

　　我从小喜欢书，长大了就买书，最早当然以五四以还的新文学书为主。昨天接到朋友从北京寄来的新印本《初期白话诗稿》，大红绸面精装毛边本，可以算是一种新的古董书。重读一遍刘半农的前序，不觉神旺。半农笔下的战斗气氛依然如在，因而想起，这正是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所买的珍本之一。蓝色书面，白纸线装大册，是当时出现的新古董之一。当然，与其他初版珍本毛边书，都一起毁于日寇的炮火之下了。有意思的是，就在差不多同时，我又在劝业场的书摊上，花“巨资”三元买了一部初印“残本”《四印斋所刻词》，还是王幼遐题赠“小珠玉词人”的。初印，精美，说“残本”不确，王半塘刻词是经过长时间陆续刻成的，这部书只是最初刻成的几种而已。

　　可见我初期聚书，是以新文学著作为主的。但对线装书的兴趣，也很早就已根植于少年时了。

　　抗战初始，我家移居上海。聚书兴致仍在，但买书钱只有母亲给的零用点心钱，远远比不上南开时代了。常跑的不是书店，而是居处附近的一家旧纸铺，在我的书跋中称作“徐汇唐肆”者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旧纸丛中，我的巨大收获是全份《小说月报》（自沈雁冰主编起）和郁达夫龙飞凤舞的手稿《饮食男女在福州》，用的是逸经社的稿纸，也发表在《逸经》上。古书也不是没有，记得买有残汲古阁本《陆游集》等，这些都等于是“白给”，也因此而结识了老板唐君（我始终不知其名）。

　　抗战胜利归来，收书之兴复炽，开始所收仍以新文学书为主。记得花了很大力气，从杭州宝贻斋严宝善处收得《域外小说集》初、二编两册。此书初编印一千册，二编只印五百册，尤难得，还是郁达夫的旧藏。另一册是毫不费力买得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这本书是鲁迅自己刻的，移家北京时，胡乱毁去了书版，只存初印一百册，鲁迅携之北上，分赠友人。因而在北方尚可偶然遇见，在南方就极少见。此两书可称书林双璧，可惜后来都被沈某骗去了。

　　从此时起，我的兴趣转而注视线装旧书，前后约十年光景，直至“文革”中被全部抄没为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拨乱反正，才陆续发还。想不到的劫后重逢，摩挲故物，感慨无端，因摘要选取书前所存题记，别为一册。漫无次序，随得随录，倏然成册，遂付刊行，及今亦已十年矣。

　　我一直是写散文的。书跋在我看来也是散文，并无二致。在前人中我所佩服的作者，如苏（轼）、黄（庭坚）、陆（游），都是好的。他们随笔挥洒，并不着意为文，而佳处自见。似乎无意得之，但人虽费尽气力而终不能得。如此境界，向往久矣，亦只能师其“无意”二字而已。

　　今承中华书局好意，允重印此书，遂检旧箧，见劫余零星散稿、所存诸书书影，增订以为附编。因念积书者大似守财奴，每于漏夜清点其所积聚；积书人亦时时检点其所得故书，或为目录，或为书志，详略不一，以所得旧时藏家所遗格纸书之，再三再四而不已，其可笑与守财奴何异。此或人之用以攻击在下之具，亦再三再四而不已。攻击之时会不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而在新时期以后，即旧书摆脱“四旧”身份之后，一叶千金之际，即藏书者与守财奴身份趋同之际矣。

　　所存书志绝不止此，发还者仅此耳。其中有《滇南书志》一篇，为一九五六年秋远游西南之作。游四川之见闻已写为《入蜀记》。在云南月余，最为欣快。昆明为旧游之地，在抗战中，曾遍访南明旧迹。此次更远游大理、芒市、苍山、洱海，风物更胜。少数民族兄弟之风俗习惯、人物衣冠，使人叹异。旧习惯到处必求地方志乘读之，以为向导；更遍访书肆，觅其丛残。客成都匝月，竟一无所得，昆明则大不同，旧肆、纸铺，不一而足，尤以翠湖图书馆为盛。虽无宋元旧本，但地方艺文，所藏独多。于馆中得见土司木家所存诸种，刊于明嘉靖至崇祯，其嘉靖刊本之刊工纸墨，与苏锡所制无异，发现实刊于南中，非滇产也。所见唐大来诗集，皆当地所刻，纸墨粗拙，非常人所能列于善本者。深感当日杨升庵谪死滇南，实中原文化与边徼交流之大事，不可忽视。发愿遍读藏籍，撰成书录，归沪后草草写成两卷，未几而时事大变，只能置于箱底，后经盗掠，幸而得归，已成断简零编矣。

　　编校既竟，聊志成书始末如此。未尽所怀，已有云海苍茫之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