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上图：在《读书》编辑部下图：扬之水（左）与范用先生合影

　　看到扬之水的日记《〈读书〉十年》（一），想起鲁迅和郁达夫。
　　鲁迅有两种日记。一种是写给读者看的，现写现发表。题目就叫《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前者还有篇“豫序”，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OK。鲁迅死后，影印了他的“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有人看了，很不过瘾；有人看了，颇为不屑：呀！就那样呀，没意思。这，至少，恐怕要怪自己没有先看到这篇《豫序》吧？
　　郁达夫有《日记九种》，年轻时读到，非常惊异，也非常佩服。他是那样适情任性，不怕暴露自己。敢于这样的人，可谓“君子坦荡荡”吧？
　　天下“日记”多矣，我之所以独独想起他俩，是因为鲁迅针对郁达夫论“日记”的真假有一段评议：
　　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怎么写》）这次拜读扬之水的日记《〈读书〉十年》（一），第一个启发，居然是发现了鲁迅上述议论的一个“疏忽”。郁达夫说的是“日记”而又“文学”，就这一点说，鲁迅固然是对的；然而，不是还有一种“正宗嫡派”的“日记”吗？日记有两种，一种是“文学”类即“虚构”类，如《马上日记》，一种是“非文学”类即“非虚构”类，是“正宗嫡派”的《鲁迅日记》。这种“日记”“事实的真实”是它的生命。而且“事实的真实”是唯一的“真实”标准。倘若在其中发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若是个别，则“瑕不掩瑜”，若不是少数，那就令人“幻灭”了。“日记文学”才不靠事实，而靠“虚构”的艺术性。
　　我觉得《〈读书〉十年》（一）是“非虚构”的，“正宗嫡派”的日记。因此，我倒好奇起来。我一边读一边想：写的是真的吗？是这样的吗？其中的不少前辈，已经驾鹤西去，“死无对证”了；因此我期待健在的前辈，活跃的大姐们，先生们，勇敢地“出庭作证”。自然，他们都有“沉默权”。在他们还没有证实或证伪之前，我只好瞎猜，说我的感觉了。
　　我觉得她是真实的。我的证据：一是她的质朴，似乎没有“粉饰”。有所隐瞒，我也看出来了。
　　人之所写，“日记”呀，“书信”呀，“自传”呀，“口述历史”呀，凡是“非虚构”类的文字，有所隐瞒，是可以理解的，是人之常情，也是记述的必然；但有严格的限制。倘若已经公开的言谈，已经发表的作品，将“日记”涂抹；在“自传”中隐瞒，从“全集”（不用“全集”之名，实为全集的“文集”）中删除，乃至面对事实死不认账，是不行的；这是恶作。人品也不足道了。
　　“粉饰”近于造假，是不应该的。我觉得作者没有“粉饰”，可以举两个小例证。她买一部书，居然还要“请示”“家长”。这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使在中国，尤其在“首善之区”，对人对己都不是“好话”。杨先生不是“家庭妇女”，也不是“全职太太”：可是一个“自己打拼”，“自学成才”，从《芝麻通鉴》出入文史，关注社会，到转向“名物”，“金银器”之类，每有所学多成方家，是能够进入《读书》编辑部的人物啊！二是在饭桌上的家庭密语，如儿子说长大不能结婚，因为“害羞”。自然，这可能是“童言”，因为“扬”先生已经做“婆婆”了；但我读的感觉却是一种心理障碍，也不见得是“好话”。
　　这种质朴，还有一个反证：“日记”没有“借光自照”的气息，没有一点以“八大人”叫我“滚出去”作攀附的“自得”。一九七九年复刊，不久即以发表“读书无禁区”的雄文震惊全国读书界的《读书》，何等了得！扬之水奉命约稿-取稿-送稿等等登门拜访的编务活动，亲炙的大多是名满国中的前辈学者：钱鍾书、杨绛、徐凡澄、金克木、张中行……倘若顺带一笔“我的老师”甚至“我的朋友”，或“平生风义兼师友”云云，如何？这可是显摆身份的，又是如今颇为盛行的“学者作风”之一。作者不屑于此道。还不质朴吗？
　　有这样的质朴，那“真实”，是八九不离十的了吧？
　　如果说，上面是我的瞎猜，那么，下面却是我的实感了
　　她留下了一代《读书》编辑部的“编务注”，和他们上下左右的“写真”。他们的敬业精神，文化志向，从运动中练就的政治智慧，都令我感动和佩服。
　　除了编辑部，就是那“黄金十年”，扬之水对和编辑部关系密切的一代前辈的交往与“聊天”的记录。不仅让我大长见识，深深感到他们的气质、风度、修养和学识是多么足以令人赞赏。其中关于徐凡澄的大量记述，又启发我从《鲁迅日记》中辑录了《〈鲁迅日记〉中的诗荃》,两相对照，不亦乐乎。前辈长者诉说单身老年的“寂寞”、为邻居照顾幼儿的愉悦、亲属远道来侍奉的尴尬，在在是人生常态，世俗风情。
　　金克木先生评徐译《五十奥义书》思前想后的“苦衷”，学术、情谊的纠结，在在是活人的情愫，人生的常态。所评：“奥义书者，本无奥义也，最神圣的信仰，原缘自最世俗的念欲。再深奥的哲学，蕴含的也是生命的精义。”何止奥义书如此！先秦诸子、现代鲁迅，所思所想，孜孜求索者，何尝不是从最世俗的人生，升华到“理想的人性”！各各提出自己思考的所得，期望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只是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社会状况不同；自己所处的人群或希望跻身于其中的人群不同，思想的果实不同而已矣。
　　《〈读书〉十年》（一）内容实在是丰富。即如《鲁迅日记》每日必有阴晴雨雪的气象记载一样，她则念念不忘记载的还有每次编辑部餐聚的食谱。一百年后，人们想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干炸丸子们，恐怕会惊异于在这里的发现。一如老北京归来津津乐道已经与记忆迥异的“北京小吃”，只能在“野史”中搜索。
　　是的，《〈读书〉十年》（一）是一部“野史”。记录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黄金十年”思想史重要的一章。
　　作者是勇敢的，在“心有余悸”的世道，在“交心”依旧可以入罪的时候，能自觉书写这种“正宗嫡派”的《日记》。我惭愧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十年如一日的坚毅。我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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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扬之水著 中华书局 2011年12月第一版 500页，48.00元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思想开放，国民意识增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和所谓社会精英都在积极关心国家的前途，这样的时代并不是很多，最近的一次可以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吧。

那个时候给读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杂志是《读书》，一套丛书是走向未来。

有人说，那段时间的《读书》引领了一代风气，聚集了大批作者，培养了一些编辑。现在还没有人来写《读书》史，从内部来观察研究《读书》的似乎也没有，好在有一位在《读书》做了十年编辑的扬之水女士，她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记下了许多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读书》也是读书

扬之水的大名，今天已经无需多做介绍。Google一下或百度一下，总是会先查到她的相关资料，后查到《诗经》中的名句。

二十五年前的1986年，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扬之水，来到了《读书》。她在日记里叹息，这辈子不能再追求学历了。实际上，她已经读过了劳动大学和社会大学，此时到《读书》来，可以算是读研了吧。

扬之水在日记中谈的最多的是书，她没有一天离开过书。

她每一次买书，都记下了书名和买书的时间、地点。她几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去书店的机会，不管是因公因私，或者途经顺便，更多的是专程。她去的书店，有主渠道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有边缘一些的五四书店、中原书店和社会学书店，还有社科院门市等出版社的服务部，以及出售影印港台书的内部书店绒线胡同。民营书店三味书屋刚刚开张，她就光顾了，不过那时书还不太多，这就是当时所有的购书渠道了。这不禁使人有点羡慕她的丈夫，真是找了个爱书的女子啊，不仅时而相约于书店，还经常大谈中国问题种种。

她的周围，也都是爱书的人。徐梵澄、金克木自不待言，王世襄借给她书的时候，王夫人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我，是坚决不借的；丁聪借给她书的时候，就说，快拿走，别让沈峻看见；范用借给她书，借期一到，就发来了催还的信；沈昌文派她出去办事，也会奖励一些书，她和同事到沈昌文的办公室里去洗劫一番，所获也都是书。

买书，还是为了读书。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闭门一日，读书，坐下来静静地读书，读书是最大的乐事，读到忘情之处，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好在供职《读书》，总算不稍离于书，把卷终老矣，何羡东门瓜等许许多多类似的字句。读书，没有不辛苦的。仅是日记中记述的酷热或没有暖气中看稿、改稿、拼校样、画版式以及在风雨或风沙中取稿、跑印刷厂等，就足以震动一下我们的想象空间。一个勤字概括了她的应对之策，在我们看来，她只有辛苦，没有痛苦。

读书，自然还有请教，向一大批《读书》的作者请教，这也是扬之水的得天独厚之处。转益多师是我师，正是她日后治学中不拘一格，形成自己独立风格的助推剂。

日记中有大量的作者读书的文字抄录，考虑到篇幅，绝大部分都删去了。但留下的一点，似乎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扬之水的思想端倪。有一段陈寅恪的话：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之一小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445-446页）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扬之水日后研究的第一推动呢？

《读书》的小气候

《读书》中的奇女子，当然不止扬之水一位。那段时间的《读书》，其编辑主力就是五朵金花。有人说，不只是《读书》，就连三联书店，也有点阴盛阳衰，像搬书等体力活，不让须眉的也是这几位女士。

做过《读书》主编的吴彬，是扬之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好朋友。日记中记载，她被赐予一个乱字，沈昌文说过，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的，一定不是个好编辑。（51页）吴彬的乱，还可以理解为豪放，日记中对她的宽容、大度、不计较有多处生动的描述。快人快语、直来直去、思维敏捷、犀利尖锐，满头银发，一副热心肠，正是她在大家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印象。

现在的《读书》主编贾宝兰，在日记中频繁出现，记述的都是她在工作中的情况，但几乎看不到什么突出的表现，她也被冠以一个蔫字。贾宝兰的蔫，也可以概括为一种韧劲。昔日宝姑娘，今朝贾委员，靠的也就是这样一股韧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低调行事、少说多做正是她一贯的工作和为人的特点。她是经济学出身，现在的《读书》在许多地方走近了现实的经济问题。

扬之水说，《读书》这个小气候，是极为难得的，必当珍爱它。这个小气候，主要是提倡业务讨论，民主气氛浓厚。在日记中，有关《读书》的编务，看到最多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从来没有任何命令，更没有形式化的东西。有一次，在西单豆花庄开编委会，有人说了欢迎老前辈光临指导的话，陈翰伯、陈原等人当即不客气地说：这是俗套、套话、《读书》从创刊起，就废止了这种套话（260页），简直是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

在这个小气候中，只有四位编辑是专职的，主编和印务负责等都兼有三联书店的其他工作。有人惊讶于主要是四个姑娘干出来的，扬之水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其他刊物要那么多人呢？（127页）《读书》可谓是超级扁平化的管理，每一个编辑都直接面对主编、作者、印刷厂和读者，信息反馈和决策过程实现了最短距离，当然她们每个人都承担了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紧密互助，一人有事或有病，其他人立即顶上，没有分内分外，也不管节假日。就连主编沈昌文也经常到编辑家里送稿，节假日正是加倍工作的时候。

《读书》也要请客吃饭

那段时间的《读书》，用官方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以沈昌文同志为主编的《读书》编辑部。

沈昌文曾说，他主管《读书》时，奉行的是后学术。这个后，当然不是后现代、八零后等的后，而是专注研究、融会贯通之后的后，也就是说，文章的作者，要在一个领域之内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深刻的见地，在此之后，要把深奥的学术问题，通俗易懂、浅显明白地表达出来，使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

这是因为，《读书》既然是读者的《读书》，就要尽最大的可能让更多的读者可以看得懂，也只有看得懂了才能喜欢看。而看得懂的文章并非只有一种，沈昌文追求的正是那种深入浅出、寓深刻道理于浅显文字中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大道至简，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是否能用简单而又朴素的语言来表达，也可以说是检验文章是否具有深度的一个标准。就像日记中记述的屈长江所说，高深的哲学思想其实可用最简单的句子来表达，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就够了。（348页）

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常识，很简单，而且往往更容易被大家遗忘或者忽视。我们在扬之水的日记中看到，沈昌文不断地写信、批示、谈话并且直接动手修改来保证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深入深出，已使读者心烦；浅入深出，不免使人掷卷而叹。可读性是杂志的生命。因此，他把《读书》定义为：它是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72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扬之水等人没有少费工夫，有时一整天伏案改稿，衣服被汗水浸湿粘在椅子上几乎重改一过（246页）。

扬之水在日记中记述了沈昌文自己口述的早期成长史和生活经历，她还感叹，像沈昌文那样从十里洋场里成长起来的人，是不怕热闹的。其实十里洋场留给今天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可不仅仅是热闹，更多的是一份冷静和理智，一种熟悉人情，严格按常识和逻辑办事的精神。这一点在沈昌文身上表现得是比较明显的。

沈昌文在前几年的著述中说，在他主持《读书》和三联书店时，有一位神秘老头给了他许多帮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神秘老头就是当时蛰居北京的罗孚，他在扬之水的日记中也时有出现。罗孚曾说，邹韬奋那个时候，一家有难，可以三家联合，现在，不行了，现在对出版家的要求更高，要比那个时候动更多的脑筋。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那时的《读书》，撤稿和换稿也是经常的事，编辑方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每一篇稿件都要经过细致的把关，就这样也还时有波折，不断引发争议。三联书店的形势也很不乐观，别看当时全市每一个书摊上都有三联的书，如有一至两本书出了岔子，三联就立刻面临破产的威胁（46页）。看来出版业那时就已经很高危了。

有人问胡政之，一份报纸如何能做到有许多作者愿意投稿，又有许多读者愿意花钱来买，还要防止引起当局的非难？胡政之不假思索地回答，做人。这也是大道至简。

理智地面对社会形势，深入地理解相关政策，不断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了解编者、读者和监管者的思路和想法，按照普通人的规律和逻辑来办事和处理其中遇到的问题，这也许是沈昌文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小骂大帮忙，也无需钝刀子割肉，而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吃饭，是扬之水日记中比较常见的场景，不仅描写环境和菜品，也还记录了研究通货膨胀而必须要关注的价格（可能是由于当时的《读书》和作者手头都不太宽裕吧），真有点食货志的味道。这里记述的饭局，绝大部分都是沈昌文召集、主导并买单的，吃饭的场所有今天仍然价格不菲的著名餐厅，也有已经翻牌多次甚至已不存在的街边小馆，还有肯德基家乡鸡一类的时尚去处。在沈昌文的办公室里，大概只有两种东西，一种和书有关，另一种和吃有关，他经常把好吃的东西分发给编辑和来客，也经常和人边吃边谈。有时他也喝一点酒，但所醉不为酒也（192页）。其实，沈昌文不谙烹饪，也不是美食家，他感兴趣的只是在吃饭这个国人最传统而又非常习惯、十分尊崇的社交仪式中营造的那种轻松愉快、互相信任、平等相待、真诚相见的交流氛围。吃饭的时候，人们容易敞开心扉，坦诚相对，我们的祖先也十分重视吃饭，许多大事都是在吃饭时办成的，如鸿门宴、群英会和杯酒释兵权等。在《读书》的时候，常听老沈说的一句玩笑话是，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476页）除了作者，也应包括监管者和其他朋友吧。沈昌文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好好看看《读书》。应当说，沈昌文通过这种普通而又坦诚实在的形式和许多人产生了有效的沟通，达成了共识；也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形成了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吃饭只是形式，沟通、理解、共识才是根本。

新闻出版这个行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一向是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不过是更需要不同的智慧罢了。有的时候需要怒向刀丛觅小诗，也有的时候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沈昌文也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都是冷静地面对现实，对体制内外的边际和弹性都有着深刻的理解，通过不断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带领并推动《读书》和三联书店前行。

有一次，扬之水去拜访钟叔河。她感觉到，钟叔河的苦恼在于，想干的事干不成，不想干的事推不掉。其实，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能说，钟先生自己书生气太足了，若修得老沈那样的功夫上上下下斡旋自如，且以此为乐，便是得正果了。（94页）在后记中，她又总结说，沈公是当日之《读书》的灵魂，他也用他的特殊方式引导我们走向成熟。（275页）不过，这个正果并不特殊，十里洋场的前辈所说的做人，也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风范，老沈说这是始终为他仰慕的，也是十里洋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记之一（403页）。

解诗就是破案，读日记也是解谜。这些案底和谜底，虽然都没有标准答案，但多少可以给后来者一点启发。

郁达夫在亡命爪哇、穷困潦倒的时候，写道：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扬之水的路，比她的前贤，自然宽了一点。今天，扬之水也成为了前贤，我们的路是否也会宽一点呢？

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出版了《宅茲中国》一书的葛兆光先生在访谈中指出，历史研究是最不容易受时髦理论诱惑。

盛 韵

　　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十分棘手，不仅因为牵涉到政治、文化、社会、民族、宗教之种种认同困境，也因为在当下各种思潮角力时，“中国”问题的讨论往往沦为各种新潮理论之实验场。今年刚刚出版了《宅茲中国》一书的葛兆光先生在访谈中指出，历史研究是最不容易受时髦理论诱惑的，“最好少谈些看似高明而缺乏资料的理论，而多讲些基础扎实而较为清楚的历史”。

　　最近有不少关于国家主义的争论，您觉得“中国”最大的解释困难在哪里？

　　葛兆光：关于“中国”，我的想法在《宅兹中国》中已经反复申说过，这里补充说一下在撰写过程中进一步想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有关“中国”的历史问题，既构成现实中国的若干困境，也给中国学界带来一个世界级的大课题。为什么？因为中国太复杂也太特殊。简单地说，周秦汉唐那个时代，在一般的观念世界里，不太有“外国”这个意识，仿佛身处一个“至大无外”之国度中。尽管有匈奴，有鲜卑，有突厥，绵延千年，但总的来说，观念世界里面还不是真的有对等的“敌国”，更没有若干各“外国”。你看二十四史，要直到元人撰写的《宋史》里面，才第一次既有《外国传》若干卷，又有《蛮夷传》若干卷，这就有了“外”与“内”的分别了，加上有勘界、市舶司、对等的外交辞令等等，这表示宋朝中国已经处在国际环境中，只要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就知道那个时代与过去不一样了。为什么很多人强调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这不仅仅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也包括中国的傅斯年、陈寅恪、钱穆、傅乐成，都有类似看法。除了市民、城市、专制、科举这些宋代的新因素之外，“国家”本身也是所谓“近世”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会强调宋代是“中国”意识形成的关键时代。当然，这个特别的国际与国家初备雏形之后，还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脉络在后面。宋代以来，国家边界与国际环境在不断变化中，由于有限的中国，却固执于传统“至大无外”的天下观念和“自我中心”的朝贡体制，于是就遇到了三重困境，这使得“中国”作为国家，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脱困境，也许，这些困境甚至会延续到未来。

　　哪三重呢？第一重困境，是宋以后周边的国家开始出现自我中心倾向，至少在文化上不再依附于中国，不甘心于承认南蛮北狄西戎东夷。比如日本，尽管从隋唐以来就已经有了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国书都写“日出国天子致日落国天子”，但真正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全面自国中心意识，恐怕是从蒙元时代攻打日本，被所谓“神风”吹翻后才开始的。内藤湖南就很强调蒙古袭来的刺激和足利义满统一的意义，因为从此日本以神国自居，发展自我文化，认为可以抗衡大元或大明帝国。此后，很快有了东亚各国的崛起，李成桂建立政权，高丽变为李朝朝鲜；日本在差不多时候由足利义满统一了南北。大凡一到统一，各国的自尊意识就会很强。中国周边的安南、琉球、朝鲜、日本逐渐形成了自国意识之后，便在文化上开始与中国分庭抗礼，这就出现了跟汉唐时代的“东亚”很不一样的“国际格局”，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国际秩序受到了第一重挑战。这是来自中国周边这一圏的变化。

　　第二重困境，就是明代中期西洋人东来之后，明武宗正德年间一个葡萄牙人随着船来到中国，揭开西洋东进的序幕，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就把这个葡萄牙人到中国这一年，当作中国近世史的开端。这个重新以汉族为中心的明代中国，从此被拖入了一个更大的国际秩序中，历史也被整编进了全球历史之中。在中国，以前跟你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巨大的地理世界和历史世界出现了，那么，到底谁的秩序能够统驭这个国际？这是中国面临的第二重困境。

　　第三重困境是清代形成的，很多人也都注意到，明朝中国的疆域基本上还是本土十五省，但是满族入关，“中国”成了满加汉的帝国；1688年漠南和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归降后，中国成了蒙、满、汉的帝国；等到1759年平定准噶尔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尔，有了新疆（回部），中国成为满、汉、蒙、回的大国家；雍正以后改土归流，西南的苗、彝由原来的土司土官治理变成国家控制下的州、县、府，这时中国变成了满、蒙、汉、回、苗；从顺治到乾隆，册封班禅、达赖，达赖到承德觐见，大清朝廷派福康安到西藏，确定金瓶掣签制度，中国便成为“五族（满、蒙、回、藏、汉）”或者“六族”（满、蒙、回、藏、汉、苗）的帝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简单的民族（汉）和国家（中国）重叠。说起来“东极三姓所属之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很了不起，可是问题却很严重，大国家和严重问题同时延续下来。当帝制中国改为共和国，虽然革命派一开始时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章太炎写过仇满排满的论说，孙中山也考虑过放弃满、蒙，但是，这个原本以恢复汉族政权开始的革命，最后却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分割国土的罪名，不得不对现实势力如袁世凯等妥协，不得不接受了保守派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关于国族的主张，不得不接受清帝退位诏书中希冀的五族共和愿景，但是，这构成了“中国”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处理内部各个族群对于国家认同的困境。

　　现代中国继承的是宋代以来逐渐变动的周边关系、明代以来的国际环境，也继承了清朝最后达成的内部复杂的民族国家，所以，我在《宅兹中国》里强调，“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在这种变动复杂的情况下形成的中国，如果仍然停留在天朝帝国的想象中，就像乾隆自夸的“统御中外，万国输诚”，那么，将面临内部、周边、外部的三重复杂的历史问题。这是一个特别的“民族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宅兹中国》中要特别强调，“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这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国家）历史。”所以，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和历史，可能在这里不太好用，而中国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需要从“历史”中去理解，而不要简单地“从（西方概念的）民族国家中（把中国）拯救出来”。当然，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宋代以来的过去，帝制结束以来的现在，将要面临的未来，都面对着复杂的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要归结到一个词，就是“认同”，国际社会的政治认同、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内部各民族各地区的国家认同。

所有棘手的问题，都和“认同”有关……

　　葛兆光：是的，不要说外部如西方与中国的文明与文化冲突，周边如日本、韩国、越南等与中国的猜忌与争端，内部敏感的回、藏、蒙的向心与离心，就连西南的苗彝，也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民族不光是中国有，像苗族在老挝、泰国、越南、缅甸都有。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怎么样？不同国家同一族群的互相认同怎么样？国际社会对你的认同怎么样？这是中国现在和未来面临的很大的难题。我在《宅兹中国》里说，传统中国的中心，疆域、族群、文化、历史都很清楚，但是边缘却一直在移动和变化，可是，移动的边陲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国际学术界比如欧洲东方学的重心，曾经是在中国周边而不是中国中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复杂、丰富和特殊。中国学界如果能够合理地，哪怕只是历史地解释这种复杂性与丰富性，说明中国形成的历史，说明中国疆域、族群、文化、宗教以及国家的历史演变，分梳出传统中国的自我认识怎样转化成现代世界中的自我认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前面我说，这是一个给中国学者的“世界级大课题”。我觉得，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应该正视认同、疆域、民族以及宗教这些问题，考虑如何适应并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最近看了一些论著，很有感触。举一个例子，有一组系列论文，总题目叫《苗族史的近代》。作者是日本北海道大学年轻的副教授吉开将人。这若干篇论文很长，足以成为一本专书。这组论文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从晚清民初有关“汉族外来”与“苗族原住”这一说法讲起，讨论苗族史在近代的流转变化。但他并不完全是在讨论苗族史，而是说苗族的问题，如何关系到整个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政治甚至是国家统合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晚清学界曾经有过“汉族西来”说，拉克伯里（Lacouperie）的《初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和《汉民族以前的中国诸语言》通过日本传来，使中国学界受到刺激，因为里面都提到汉族从西方来。当时引起了好多讨论，这当然跟晚清大思潮有关系。但吉开将人强调的是，如果汉人是西来的，那么原住民又是谁呢？这种说法是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原住民就是苗族，古史里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嘛。传说，黄帝打败了蚩尤，就把蚩尤所属的三苗赶走了，黄帝代表的汉族人占领了黄河流域中原一带。这种说法认为，苗族是中国的原住民，汉族是外来民族。日本东洋学就曾经很受他的影响，像日本的法学家、印度学家、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个说法，人类学家里如研究过苗族的鸟居龙藏，印度学家佛学家高楠顺次郎，法学家田能村梅士都谈过这个问题，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东洋史学家如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骘藏也都讲过。

　　这些论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史学书写。有趣的是，无论保守派还是革命派，都有接受的，前者比如梁启超的《中国史序论》（1901）、《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蒋智由的《中国史上旧民族之史影》（1903）、《中国人种考》（1905），后者如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他们也接受这种说法。但是，他们实际上都受到西洋人和东洋人的影响。虽然在中国的原住民，是苗先汉后，但是先进民族打败了落后民族，苗族被赶到西南甚至更南边陲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但前者认为，这就更应当承认苗族作为土著，应该成为五族共和中的一部分。而后来代替大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派，前面我说了，由于不能承受“割地”、“裂国”的罪名，也不能硬碰硬地靠战争实力解决政权转换，只好采取现实妥协的方法，接受了袁世凯也接受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国家方案。有趣的是，一直到1920年代，还有人讨论要五族共和还是六族共和，甚至讨论古代的华族是否混血，是同祖还是不同祖。吉开将人讨论的面，开拓得很宽，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考古、民族、语言、历史等等领域。比如，当时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的理论支持西来说，后来的李济、梁思永等人的考古实践，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证明汉族不是西来的，周口店、城子崖、殷墟考古重建的中国历史系谱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这个道理。1920年代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进行西南苗彝调查，顾颉刚、谭其骧办《禹贡》拟的计划和发刊词，史禄国和杨成志的云南调查，辛树帜、陈锡襄的“猺人调查”，蔡元培自己身兼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主任，以及后来史语所的芮逸夫、凌纯声做湖南西部苗族、东北赫哲族调查，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其实，只要看看为什么傅斯年要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的矢野仁一，就知道学界的倾向，是要证明中国是一个多区域、多族群、多宗教合成的一个大国家。特别是应当注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被侵略刺激起来的民族与国家情绪，加上西南成为大后方，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产生了影响，国民政府成立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特别要确认“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就说明这个看上去只是苗族历史或者早期中国历史起源的说法，关系多大。像1939年出现的大争论，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里面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为什么傅斯年反对“边疆”这个词，为什么顾颉刚要建议废除“中国本部”这个概念，为什么暹罗在日本唆使下改名“Thai”会引起国人的紧张，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特别要说中华民族“宗（本）支（枝）”，不是武力政府而是文化同化？这都是可以从苗族史研究中牵连出来的各种大问题。

　　近年来，关于“认同”、“族群”、“疆域”、“宗教”这些话题，都引起了重视，这非常重要，这和汤因比关于“文明”变化、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其实都有草蛇灰线的关系。我觉得，吉开将人这组论文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看起来在讲一个苗族史的问题，实际上把很多问题都连在一起了。他用的很多资料，我们过去都不太注意到，比如抗战前后贵州、云南、湖南的苗族或彝族的复兴运动和历史重建，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学术界带来多大的震撼，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注意。比如湘西的石宏规、石启贵，贵州的杨汉先、金国光，四川凉山的岭光电、曲木藏尧，云南土司高玉柱等人，他们要成立开发夷苗委员会、西南夷苗代表办事处，要搞苗族复兴运动，出版《新夷族》杂志。这影响是什么？马毅和顾颉刚为什么1941年要提出《建议订正上古史汉族驱逐苗族之传说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一个苗族史研究，牵扯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合理性，族群认同能否解决，如何界定一个民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大问题，这是我读吉开将人的感想。这些大问题，可能答案都是不确定的，我在《宅兹中国》中提出，“中国”这个概念要讨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要讨论。我从来没有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讨论过历史，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上逐渐形成，并最后作为国家的凝聚和动员力量的一个概念，它是有的，但是它也是历史的，它的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认同”的问题。白鲁恂为《族群》一书写的序言里就讲到，认同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我们同样可以说，认同问题可以摆平国际秩序，也可以搅乱国际秩序。

　　国家、民族、天下、大一统这些概念近年变得很热门，中国有些学者似乎一直想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讨巧的解释？

　　葛兆光：过去，“大一统”更多讲的只是一个汉族中国，即使有人研究清代这个思想，也更多关注的是满与汉。其实，对于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复杂与麻烦的，是回、藏、苗这些族群与地区。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合法性，不是由今文经学论证出来的，是一方面靠武力打出来，一方面也靠宗教维系起来的，更是靠政治与文化形塑出来的，今文经学作为大一统的理论，其实更多是后人以“后见之明”比附出来的。乾隆末年重新发掘的公羊学说，真的能预见到此后的大一统，并且能为之作合法性论证吗？“天下”观念更是如此，“天下”根本没有“超越民族国家”和“重建全球新秩序”这样伟大的意义。现在，有人要从天下观念中发现后现代式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其实都是躺在后现代的沙发上的想象之辞。“天下中央”是历史上中国存在的观念，“朝贡体系”是历史上的东亚部分秩序，早就渐渐崩溃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看来说的是历史，其实现实意味是很强的。我一直觉得，学术和政治之间是有一定关系，但如果急于做现实的论证，就会忽略历史的过程性和复杂性。我们讨论的目的，既不是要瓦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也不是要论证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而是要说明历史上，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样形成的中国有什么特殊性，什么复杂性，它为什么会有很多重认同的困境，这些困境的来源，恰恰是需要人们仔细研究讨论的历史课题。

　　您刚才提到朝贡体系早已崩溃，可是，不少人认为朝贡体系恰恰是亚洲内在整体性的证明。

　　葛兆光：过去的西岛定生先生曾经用过册封体制这个词，当代像浜下武志教授对朝贡体系也都有新的论述。浜下武志的说法多少是用朝贡体系指代东亚贸易系统，这当然有道理。可我一直认为，朝贡体系是以政治关系为主，以文化、礼仪和象征建立起来的体系，不完全是以经济关系。朝贡时的进贡和赏赐，并没有贸易上的对等关系，周边国家进贡土宜，中国皇帝赏赐可能更贵重的礼物，这是怀柔远人的做法。这种国际秩序很脆弱，除了中国自己想象的自负与自豪之外，其实宋代以后，周边国家和民族常常只是一种策略与敷衍，日本从来不是朝贡国，足利义满在明初与中国建立关系，更多的只是谋求贸易的权宜之计，而琉球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左右逢源更是一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有个说法很有道理，他说近代东西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国际秩序的冲突，西方以力量为背景，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西力东渐以后，瓦解了中国以象征为纽带，以朝贡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很多人批评西方秩序的现代性，它的确是有力量大小、以强凌弱的问题，但抽象地说，条约基本上是建立在双方认可的平等基础上的（当然有不平等条约）契约关系，双方订立游戏规则并按之行事；朝贡体系则无条件地以宗主国为中心，不太有规则可依。其实，宋代以后的朝贡体系，已经渐渐崩坏。今年，我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心作演讲，讲到乾隆八十大寿时安南国王阮光平来进贡，要求册封。本来乾隆支持的是黎朝，结果黎维祁战败，阮光平当了国王，他来承德贺寿，而且表示要以乾隆“为师为父”，甚至说仪式上愿意改穿大清衣冠。这搞得乾隆特别高兴，又是赐给衣冠又是写诗表彰，连礼物都一连赏了十几次，后来还把这当成“十全武功”之一。其实，清朝军队根本没打赢，几乎一败涂地，大将都死了好些。可是安南为了搞缓兵之计，赢得政治合法性，也还是来朝贡，其实他真的认同你这个天朝吗？所以，朝贡体系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国际秩序，它背后的支撑观念是中国天下中心论，这种观念和体制，在宋以后都逐渐崩坏，各个国家越来越强化了自国中心意识，它怎么可能成为亚洲（根本不要说中亚、南亚和西亚）内在整体性的证明？“亚洲”往往只是相对“欧洲”，就像所谓“东方”往往是相对“西方”出现的一个历史世界，这倒是“想象的共同体”。

　　现在是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很多人批评现代性，批评全球化，说得全球化好像是一场灾难。其实，我们也得承认，全球化也是一种文明的普遍化，由于大家都在一个世界生活，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国际，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要求有一个交往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必须大家都认同，用同一规则贸易，用一个准则处理国家关系，这也是一种文明，你不能因为这种文明来自西方而不来自中国，它的普世化起初确实是以强凌弱，你就干脆拒绝，其实你可以批评和修正，但是你不能一桶水连孩子都泼出去。难道你要恢复“天下”观念，想象自己还是万国来朝的天朝吗？难道你要恢复朝贡体制，由我们来怀柔远人恩赐四方吗？当然，普遍的文明，它的代价往往是损伤特殊的文化，但不能因为保护文化就拒斥文明。有人看到全球化和普遍文明的弊病，就大加批判，当然很深刻，可是你又提不出替代性方案，怎么办呢？如果采取那些激进的中国崛起论的建议，那么，是不是可能就像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评论《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时说的，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全球史的近代就要由郑和下西洋开始。可惜的是，从历史中看，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使中国秩序发扬光大，也没有使全球一体化。

　　是不是您仍然认为民族国家可以用来书写历史？有人认为这种历史观念与叙述方式很陈旧很保守。

　　葛兆光：我现在观念好像总是有些往后退，比如，我强调过半个多世纪前的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恐怕没有过时，不要轻易追赶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心观”的新潮（当然现在“中国中心观”也已经是旧说了）；比如，我12月就要到日本东京大学开会，论文题目就是在追问“全球史大潮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超越“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国别史，去做区域史或全球史，还要固守中国这种单线国家历史呢？其实，我的回答是，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国别史”的写作可能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通过历史撰写来塑造国家认同有关，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后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超越现代性历史书写”是很有颠覆意义的；对于非洲与印度等等曾经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国家来说，国别史的写作无疑是在肯定殖民时代的“国家”，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写作当然天经地义。不过，对于东亚诸国特别是“中国”来说，在重视全球史的同时，也强调国别史似乎仍然必要，因为，这并不是民族（国家）主义的膨胀，而恰恰是对民族（国家）主义的警惕。因为在日本、朝鲜与中国三国，那些影响政治、形塑文化、构成认同的重大历史事件、制度和变动，基本上是由“政府” / “王朝”主导的，国家（实际上是政府 / 王朝）在形塑政治、宗教、文化上的作用相当大，因此，国别对于历史来说，依然重要。在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国家（政府）权力过度强大，尽管我们说，现实中国的权力高度集中和当下政府过于庞大，自有它的历史根源，但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仍然需要对古代中国历史进行追溯和清理。

　　现在很多人喜欢借助时髦理论，而不是根据历史资料，喜欢用高超的口吻说永恒正确的大话，而不是考虑复杂的历史如何才能被清理，特别麻烦的是，有人用一种批判西方的方式加入西方时尚理论的前沿，却不怎么真的考虑中国历史与现实。其实，有时这种理论比赛只是一种争奇斗艳的时装表演，未见得真能指导严肃的学术研究。我想，如果你还承认有可能看到接近本真的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规范与限制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叙述是应当依赖与尊重的，那么，最好少谈些看似高明而缺乏资料的理论，而多讲些基础扎实而较为清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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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最近增订再版了著名藏书家、学者、作家黄裳先生的《来燕榭书跋》。黄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生，山东益都（今青州）人，做过记者、编辑、编剧。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撰有大量随笔、游记、题跋文字。

　　本书是黄裳先生书跋文字的代表作，展示了作者不同于《榆下说书》、《银鱼集》、《珠还记幸》等作品的创作风貌，同样为读者爱重。本次再版，增补了《滇南书志》、《毛诗指说》、《续侠义传》等十余篇，三万余字，作者并撰写了再版后记。书中文字大部分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亦有八十年代所作，多记得书始末、版本流传等，间有考订，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籍流散情状多有反映。文字清雅简约，有娓娓的风致，读来兴味盎然。今刊登黄裳先生新撰之后记，题目为编者所加。　　

　　云海苍茫话藏书

　　我从小喜欢书，长大了就买书，最早当然以五四以还的新文学书为主。昨天接到朋友从北京寄来的新印本《初期白话诗稿》，大红绸面精装毛边本，可以算是一种新的古董书。重读一遍刘半农的前序，不觉神旺。半农笔下的战斗气氛依然如在，因而想起，这正是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所买的珍本之一。蓝色书面，白纸线装大册，是当时出现的新古董之一。当然，与其他初版珍本毛边书，都一起毁于日寇的炮火之下了。有意思的是，就在差不多同时，我又在劝业场的书摊上，花“巨资”三元买了一部初印“残本”《四印斋所刻词》，还是王幼遐题赠“小珠玉词人”的。初印，精美，说“残本”不确，王半塘刻词是经过长时间陆续刻成的，这部书只是最初刻成的几种而已。

　　可见我初期聚书，是以新文学著作为主的。但对线装书的兴趣，也很早就已根植于少年时了。

　　抗战初始，我家移居上海。聚书兴致仍在，但买书钱只有母亲给的零用点心钱，远远比不上南开时代了。常跑的不是书店，而是居处附近的一家旧纸铺，在我的书跋中称作“徐汇唐肆”者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旧纸丛中，我的巨大收获是全份《小说月报》（自沈雁冰主编起）和郁达夫龙飞凤舞的手稿《饮食男女在福州》，用的是逸经社的稿纸，也发表在《逸经》上。古书也不是没有，记得买有残汲古阁本《陆游集》等，这些都等于是“白给”，也因此而结识了老板唐君（我始终不知其名）。

　　抗战胜利归来，收书之兴复炽，开始所收仍以新文学书为主。记得花了很大力气，从杭州宝贻斋严宝善处收得《域外小说集》初、二编两册。此书初编印一千册，二编只印五百册，尤难得，还是郁达夫的旧藏。另一册是毫不费力买得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这本书是鲁迅自己刻的，移家北京时，胡乱毁去了书版，只存初印一百册，鲁迅携之北上，分赠友人。因而在北方尚可偶然遇见，在南方就极少见。此两书可称书林双璧，可惜后来都被沈某骗去了。

　　从此时起，我的兴趣转而注视线装旧书，前后约十年光景，直至“文革”中被全部抄没为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拨乱反正，才陆续发还。想不到的劫后重逢，摩挲故物，感慨无端，因摘要选取书前所存题记，别为一册。漫无次序，随得随录，倏然成册，遂付刊行，及今亦已十年矣。

　　我一直是写散文的。书跋在我看来也是散文，并无二致。在前人中我所佩服的作者，如苏（轼）、黄（庭坚）、陆（游），都是好的。他们随笔挥洒，并不着意为文，而佳处自见。似乎无意得之，但人虽费尽气力而终不能得。如此境界，向往久矣，亦只能师其“无意”二字而已。

　　今承中华书局好意，允重印此书，遂检旧箧，见劫余零星散稿、所存诸书书影，增订以为附编。因念积书者大似守财奴，每于漏夜清点其所积聚；积书人亦时时检点其所得故书，或为目录，或为书志，详略不一，以所得旧时藏家所遗格纸书之，再三再四而不已，其可笑与守财奴何异。此或人之用以攻击在下之具，亦再三再四而不已。攻击之时会不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而在新时期以后，即旧书摆脱“四旧”身份之后，一叶千金之际，即藏书者与守财奴身份趋同之际矣。

　　所存书志绝不止此，发还者仅此耳。其中有《滇南书志》一篇，为一九五六年秋远游西南之作。游四川之见闻已写为《入蜀记》。在云南月余，最为欣快。昆明为旧游之地，在抗战中，曾遍访南明旧迹。此次更远游大理、芒市、苍山、洱海，风物更胜。少数民族兄弟之风俗习惯、人物衣冠，使人叹异。旧习惯到处必求地方志乘读之，以为向导；更遍访书肆，觅其丛残。客成都匝月，竟一无所得，昆明则大不同，旧肆、纸铺，不一而足，尤以翠湖图书馆为盛。虽无宋元旧本，但地方艺文，所藏独多。于馆中得见土司木家所存诸种，刊于明嘉靖至崇祯，其嘉靖刊本之刊工纸墨，与苏锡所制无异，发现实刊于南中，非滇产也。所见唐大来诗集，皆当地所刻，纸墨粗拙，非常人所能列于善本者。深感当日杨升庵谪死滇南，实中原文化与边徼交流之大事，不可忽视。发愿遍读藏籍，撰成书录，归沪后草草写成两卷，未几而时事大变，只能置于箱底，后经盗掠，幸而得归，已成断简零编矣。

　　编校既竟，聊志成书始末如此。未尽所怀，已有云海苍茫之感矣。

    翁心存（1791-1862）是道咸两朝重臣，其日记稿本现存27册，记事起于道光5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间有缺损，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翁心存日记稿本的收集、保存，张元济、郑振铎、王重民以及翁心存玄孙翁之熹皆有不同贡献。张元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出版翁心存日记摘抄本的计划，但后因故未实施；于是这一文献价值极高的日记珍本就深藏兰台，学界极少利用。直至2011年6月，日记稿本经张剑整理成排印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翁心存笔下道咸之际波诡云谲的世事，才以新面目呈现于世。

    一、《翁心存日记》价值的初步估量

    日记作为一种特有的古代文献类型，在清代无疑最为繁富，以李德龙、俞冰主编的《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为例，“丛钞”共200册，收录日记500余种，其中宋元明日记不足30种，大部分为清代日记。清代及晚近时段知名人物的日记，历来受到学界、出版界的重视，如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已出版《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等数种；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代学人日记丛书”，收录许瀚、谭献、吴汝纶、张元济等数人的日记；近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丛刊”中推出薛福成、姚永概等人的日记。清史研究的展开与兴盛，必将促使更多的清人日记被发现和整理，从而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王钟翰在《〈历代日记丛钞〉序》中指出“《历代日记丛钞》中众多清代朝廷重臣、地方督抚、边疆大吏的日记，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清代中央和地方诸种政策之形成与实施过程，以及各项行政措施实施后果之优劣”。此语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翁心存日记》的一种价值。而《翁心存日记》的整体价值，似应放在清代日记的整体中考量，最少也要与“晚清三大日记”，以及已经问世的重要日记如林则徐、曾国藩、李星沅、郭嵩焘、薛福成、缪荃孙等日记比较，才能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仅就《翁心存日记》所牵涉的朝政而言，张元济在《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记〉跋》中评曰：

    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占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人心之匡怯，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矣。（《〈翁心存日记〉前言》，第3页）

    这是《翁心存日记》中的主要价值。其他价值，张元济在选录摘抄翁氏日记所制定的九条“摘录凡例”中，亦有提纲挈领式的把握，如“京外官升调降黜”、“朝觐仪注”、“恭理丧仪、勘修工程、收发饷银、验收粮米、大挑举人、拣发人员”、“考试”、“判阅文牍”、八旗营制之颓敝、“京朝风尚”、诗词创作、书画图籍之辨别考订等。

    《翁心存日记》的整理，可深化具体问题的研究。《翁心存日记》中较有系统的记录内容，是关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事的记载，其中传闻、实况、战局、官员升降、记录者的心境，皆可见变化的脉络。

    《翁心存日记》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日记文字多为过程性叙述，不是寥寥数字带过，譬如关于天气，多不以“阴”、“晴”、“风”、“雨”等字浓缩，而是写其变化过程，对人物、事件也基本上采用这种较为详细的书写方法，故其日记颇具“可读性”。日记信息较为完备丰富，也提升了《翁心存日记》的史料价值。

    将《翁心存日记》与早些年整理出版的《翁同龢日记》（6册）并观，很有意味。《翁心存日记》起于1825年，止于1862年；《翁同龢日记》起于1858年，止于1904年。父子日记有3年多的重叠时间，而整个时间跨度是80年，历经道、咸、同、光四朝。虽不敢妄援《史记》、《汉书》成书之例比附，但翁氏父子有意无意中以“日记”撰写了“清祚衰落之际”的历史。

    二、人名索引的编制与日记的深度整理

    《翁心存日记》整理的难度，首先在于其底本的难得，因日记稿本是篇幅大的善本，目前不可能得到复制件，整理者只能长时间到图书馆录入；其次，在于字迹的潦草难辨，这从日记第一册卷首所刊5帧日记稿本照片，即可见其一斑；再次，就是人物索引的编制，其难度可从第五册“人名字号音序索引”卷首所列编制“凡例”推想。

    索引的编制，多被人视为机械性工作，无学术含量。实际上，凡有亲手编制索引经历者、或习惯使用索引者，便能认可此“笨工夫”的学术性及其对相关研究的助益。日记虽有时间脉络，但内容在总体上较为繁杂零碎。包括人物、著述、事件、地名、主题等在内的索引，可将零散分布在日记中的信息分门别类集中，有用“纪事本末体”补救“编年体”局限之用意。就笔者所见整理本日记而言，杜泽逊主编的《近代学人日记》数种，皆有人名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风老人日记》10册，虽为影印本，但其中有两册为人名索引，颇便利用。与《翁心存日记》同属“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的其他数种，如《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许宝蘅日记》皆无索引；清史“文献丛刊”中的数种日记亦如此。

    日记信息繁杂，一般篇幅又较大，如不以辅助性的索引，某一类型的信息可能处于“沉寂”状态；读者若自己动手翻书逐一查检，则有可能遗漏一二，或事倍功半。《翁心存日记》第五册人物姓名字号索引，是阅读该日记最有力的工具；有此工具，方能较为顺利地进入翁心存的人际网络。举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八日（1849年5月20日）日记片断为例：

    饭后率六儿至汤宅谢亲，谒敦甫师，见琢斋、敏斋两亲家，并晤琢斋之郎君古如、平阶两茂才。（见日记，第715页）

    上引文“六儿”指翁同龢，其他人物，如无索引，几不可读。经查检，“敦甫”即汤金钊，“琢斋、敏斋”即汤金钊之子汤宽、汤修；“古如、平阶”即汤学淳、汤学治。翁心存的师友网络、姻亲网络之一角，经由索引得以显现，并可借此延伸拓展。如无此索引，而凭借其他纸本索引，如查杨廷福《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可知汤宽、汤学淳、汤学治三人皆未收录；再检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未见。此三人在《翁心存日记》中出现数次，汤金钊、汤修则出现多次，索引的汇集之功于此显现，如汤金钊就汇合了“敦甫、文端、汤师、汤协揆、汤中堂、萧山师、萧山文端师、萧山相国师、文端师、汤文端、吾师、先师文公、汤”等多种称呼，以此进一步查检，可网罗更多信息，展开汤金钊的人际网络。

    《翁心存日记》中的人物索引，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难得的材料，就笔者所知而言，如林则徐、冯桂芬、刘熙载、李联琇、何绍基、梁章钜、杨以增、戴熙、钱泳、张曜孙、阮元、朱琦、龙启瑞、王拯等条目下，汇集不少与翁心存交往、或被翁心存闻见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为相关人物的年谱编撰或生平研究提供补充。

    三、《翁心存日记》与北京沙尘天气的重新考察

    《翁心存日记》整理者张剑在该书“前言”中论及日记中所包含的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吏治、人情、民俗等丰富内容之后，又强调翁氏日记中关于天象的详细记载，尤重日食、月食、星变及气候冷暖的变化，并称翁氏此举在古人日记中并不多见。

    翁心存对天气的记载，确实非同寻常，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就目前所存翁氏日记来看，天气记录连续，不论是自己生病，还是皇帝驾崩，每日日记必先写天气；其二，如前文所述，对天气是过程性记载，不似通常日记以三五字了结，随举一例，如所记1861年11月14日天气：“天未明前大风小雨，天明后时雨时止，巳刻稍露日光，午后渐晴，风仍未已。夜，仍风，月明如昼。”（第1659页）由此可见，翁心存积累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气象资料，对研究19世纪北京天气变化而言，应是十分难得的材料。

    研究19世纪北京沙尘天气的论文，当以张学珍等撰写的《〈翁同龢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一文最有影响，现录该文结论如下：

    依据清代《翁同龢日记》中天气状况的描述，……分析发现公元1860-1898年，北京年均沙尘天气记录为10.4天，即使不考虑与现代观测记录的差别，亦肯定高于1990年代7.7天/年的平均频次。（《古地理学报》2006年第1期，第117页）

    在没有《翁心存日记》作比照的前提下，以《翁同龢日记》作为沙尘天气信息提取的文本，无疑是有较高的可信度，得出的结论也有创新性。但《翁心存日记》的面世，以上结论必定要改写。此处以张文断定《翁同龢日记》中沙尘天气的标准，对《翁心存日记》中的沙尘天气日数进行统计，现列结果如下：

    （1）1835年（从1月13日起到年末），共23天；

    （2）1837年（从2月11日起到年末），共27天；

    （3）1838年，共17天；

    （4）1849年（从4月18日起到年末），共7天；

    （5）1850年，共10天；

    （6）1852年（从2月20日起到年末），共31天；

    （7）1853年（从1月1日起到10月6日），共18天；

    （8）1855年（从2月17日起到年末），共17天；

    （9）1856年，共12天；

    （10）1857年，共20天；

    （11）1858年，共35天；

    （12）1859年，共30天；

    （13）1860年，共16天；

    （14）1861年，共25天；

    （15）1862年（从1月1日到12月20日），共25天。

    上列15年中，有6年因为翁心存外出，或日记缺损，对北京沙尘天气记录不完整，其中1849年尤为明显，故略去不主计。除此之外的14年，共记录沙尘天数为306天，年均21.9天。翁心存与翁同龢1860-1862年同在北京，这一时段天气记录重合，以此3年计算，年平均沙尘天数有22天。总之，远远超过10.4天的年平均数。

    如此明显的差距，应是翁氏父子不同的书写规则和态度导致。前文曾述及翁心存记录的认真，这一态度在1860-1862年的日记对照分析中可以进一步证示。以下是《翁同龢日记》中没有天气记录的天数和漏记沙尘天气的天数：

    1860年，无天气记录天数98天，漏记沙尘天数14天；

    1861年，无天气记录天数25天，漏记沙尘天数15天；

    1862年，无天气记录天数11天，漏记沙尘天数14天。

    1862年情况特殊，翁同龢8月17日至10月30日不在北京，故这段时间未作统计，张文未提及此事；同时，1860年翁同龢的日记有98天无天气记录，两年缺记天数如此多，以此文献，作为沙尘天天数依据，风险颇大。更严重的是，正是在翁同龢这类没有记录天气的日期中，在《翁心存日记》中有沙尘天记录。

    至此，尚要进一步探究的是，翁氏父子对沙尘天的判断标准是否一致的问题。仍旧以1860-1862年日记作比照，所得结论是：1860年翁同龢记录2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出现；1861年记录10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1个沙尘天未出现；1862年记录10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3个沙尘天未出现。故总体看来，判断标准基本一致。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当从父子日记的特征来作分析。举翁氏父子1862年3月27日日记为例：

    日出时风少息，须臾复作，黄土蒙蒙，白日暱彩，骤寒，复冰，风愈大，天地作金黄色。（《翁心存日记》，第1709页）

    风仍大。（《翁同龢日记》，第188页）

    从此例以及《翁同龢日记》中其他关于天气的记录来看，翁同龢对自然界变化的感受与关注绝不如其父，他似乎更留意书籍字画，日记中相关文字远多于其父所记。此外，《翁同龢日记》中关于天气的记录不但有缺失，而且在具体日记中的位置多不固定，有时在当天日记中间，有时在末尾，不似其父，每日日记，必先写天气。与儿子重人文不同的是，日记中的翁心存似特别留意天文，观察自然，天气变化、草木荣枯、雨雪与庄稼的关系、旱涝对收成的影响，皆细细记录。故而可以初步断定：翁氏父子对自然界的不同感受以及日记中不同的记录方式造成天气记录的较大出入，进而影响到北京沙尘天天数统计分析的结果。

    《翁心存日记》因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对某些事情或人物有较系统的记录，故有一种史的意味。《翁心存日记》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发掘，方能充分显现；在发掘时，不能孤立地看待日记，须将其与其他文献联系，如上文将《翁心存日记》与《翁同龢日记》对照，就显示出前者的特别价值。《翁心存日记》应与其诗文并观，与翁心存师友所记以及官方文献联系，才有可能得到较为真实的历史信息，从而避免日记中有意或无意的“私见”、“偏见”或其他缺失所导致的研究偏差。

何 龙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9月07日   10 版）

 
《民国经典国语课》（全二册），闫苹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第一版，49.00元
    我对民国的教育殊少了解，只是隐约想到几个细节。比如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等人曾筚路蓝缕，开辟课堂。比如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沈先生战战兢兢如临大敌，三两下便把准备的内容讲完了，下课时间却远远没有到来。还有晓庄师范，陶行知带着家人和学子们一起学习、劳作。这些细节让我觉得温暖，也让我倍感苍凉。时空渺邈，我的追思随风飘荡，无所寄托。

    现在，我桌子上摆着这套《民国经典国语课》。半个多世纪之前，它曾摆在季羡林、林海音、何兆武那一辈人的小学课桌上。一行行一篇篇读下来，心中暗涌起很多感慨。曾读到一则对民国国语教材的评价，有那么半句话，，突兀地跳出来。这句话，或许能概括我阅读《民国经典国语课》的感受。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民国国语教材具有质朴、真挚的特点。思想多元，几乎没有任何成见、预设，体现了一个新时代到来时所具有的开阔胸怀、勃勃生机。孔夫子曾用三个字概括《诗经》，“思无邪”。根据李泽厚的理解，思无邪就是“不虚假”。《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初的文字，先民们还没有学会粉饰自己的情感，因此发而为歌，真挚动人。读民国国语教材，我发现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非常质朴，极少修饰。如：

    农人并不是欢喜热，因为这时是收麦的季节，天气越热，麦子越成熟，所以他们只好忍耐着热了。他们每天起得很早，天色朦胧的时候就到麦田里去，一直割到黄昏才肯停止。但是他们还不能休息，接着又做搬运的工作。他们把割好了的麦子搬上牛车，拉回谷场，晒过几天再做打场的工作。他们把那黄色的麦粒打出来以后，这麦子的收获才算终了。

    天气热，插新秧，欢喜新秧快成长。工作已完好休息，绿荫底下乘风凉。新谷熟，早登场，粒粒结成黄金样。砻去糠粃舂成米。新粳煮饭十分香。田事毕，心宽畅，来到檐前晒太阳。东说梁山西说海，一年辛苦此时偿。

    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国家，耕种劳作一直是我国文艺作品的重要题材。梳理文学史，会发现这一题材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田园诗”，由陶渊明开创，用以展现一种悠然自得的隐逸生活，在精神层面给知识分子一片休憩的园地；二是“讽喻诗”，用来“反映民生疾苦”，以白居易、范成大为代表。这两个方向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表现农耕生活。而上面所举的例子，作者自然地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客观、辩证地展现劳动的辛劳与欢乐。“工作已完好休息，绿荫底下乘风凉”，这恐怕只有参加过劳动的人才写得出来，才能体会得到吧。这种对生产劳作的质朴反映，完全跳过了田园诗和讽喻诗的传统，上接《诗经》中的“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的文字。

    其次，在艺术风格上，能体会到来自《诗经》“赋比兴”手法的深远影响。赋，就是铺陈，一五一十地叙述描绘出来。比如书中所选的《十二个月的农产物》，主要用了赋的手法，将一年到头的农作物细细道来，颇有些像汪曾祺的名篇《葡萄月令》。这类文章和一般的状物类散文比，主旨相对模糊，它并不“托物言志”，莲藕就是莲藕，葡萄也只是葡萄，却有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的亲密之感洋溢其中，让人感动。“比兴”，即比物连类，兴发感动，这种手法的好处，一是真挚自然，感情的抒发有一个触发点，这种抒发也紧扣引起触发的事物，因而不虚伪，不空洞；其二，比兴这种方法比较原始，易于为人接受。民国国语教材很好地化用了赋比兴的手法，将对学生的引导消融于无形。粗略统计，仅第十章所选文章就在思想上涵盖颇广，计有“为善”“质朴”“友谊”“侠义”“择偶”“孝道”“智慧”“诚信”“恕道”“勇气”“反对势利”“推己及人”等，但是这些道德内容并不以说教的形式出现，而是从身边的事物中自然而然地“兴发”出来，我觉得这是民国国语教材最值得称道和学习的地方。孔子以“兴观群怨”概括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民国的小学国语教材，早就做到了。

    第三，民国国语教材充分学习了民间文学传统，注重了“口头性”。大部分课文，要么以故事的形式讲述，要么以歌谣的形式吟诵，充分考虑了小学生的接受特点。再配以精致的插画，课本显得元气充沛，真趣盎然。

    最让人欣喜的，倒不是我的追慕有了寄托，而是这套民国国语教材选本乃是出自一批语文教育研究者之手，他们在各种民国国语读本中遴选了200多篇课文，按照孩子们的阅读习惯重新编排，编辑了一个适宜孩子直接阅读的选本。这么好的语文课，理应出现在孩子们最初的生命里。

《宅兹中国》葛兆光　中华书局2011年2月版　定价：39.00元

    葛兆光先生新著的研究对象，如其书名所提示的，是“中国”。何为“中国”？这似乎不言自明，但仔细考察，就难免会发现这两字当中，其实歧义纷纭。

    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古代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最典型的是以《尚书·禹贡》为代表的“五服”之说。“五服”的世界中，中国居于中心，蛮夷处于域外，由中心而域表，不仅距离日远，而且文明渐衰。这样的观念，在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以后，特别是在近、现代的历史激荡和思想冲刷中，早已不合时宜。

    近代之前，中央帝国的士大夫尚能够闭门造车地构造华夏与四夷的等级关系；近代之后，这种想象时势上不允许，知识上更不诚实。在彼与此、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中重构对于中国的认知，是势所必然。那么，如何重新理解中国？换句话说，什么是中国，就要重新定义了。

晚近以来，讲中国的，无非两种，一种是民族国家的中国观，即中国是个由多重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有共同的文明、语言、习俗等等。这个民族，就是合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是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努力构建的新民族观念。另一种中国观，是帝国观，也就是说，中国是传统文明、区域等等的延续，是天然的文明观念。

    上诉两说，实际上都是欧洲知识的舶来品。不管用何种现代知识去解释，“中国”这个概念和规范性的概念，始终很难对上号。

    这就需要检讨我们这些规范知识是否正确了。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我们如今其实并不缺少关于这一问题的概念、学说、理论等等，但究竟在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解释的时候，又是一大堆的内在误会。正是在怀疑与批评之上，《宅兹中国》对于中国的重新解读，称得上是一部论辩性的著作。

    所谓论辩性，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都能看出来。譬如，关于近代民族国家，与其支持者主张的悠久历史渊源和共同文化基础相反，许多学者认为它只是近代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只具有“虚假”的一致性。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中国在宋代时，因为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晰的民族与国家的自我意识。

    变动不居的“中国”

    虽然书名中有“重建历史论述”的字样，但读者并不会在这部书中见到一种格局宏伟、包容甚广的理论大厦。这一类的理论表达我们今日不难见到，但正如作者所比拟的那样，它们都像是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作，表面看来似“七宝楼台”，精工炫目，拆将下来，却难免不成片段了。读者也不会见到一种明确的关于“何为中国”的表述，这并不是这本书要达到的目的。

    实际上，本书所表现的是，如何来考察“何为中国”的问题，以何种态度来考察这一问题？

    葛兆光主张，“中国”的疆域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中国”的概念也同样变动不居，因此，不应该在这类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但同时，也不应因此否定“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一致性。传统国别史研究，虽然貌似陈旧，在今天仍有坚持的必要，同时，将“东海”（包括中、朝、日、越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加以考察，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角度观察中国问题，也亟待展开。这些主张貌似矛盾，但也正是历史研究丰富性和综合性的价值所在。

发布日期：2011-07-07 12:23 来源:文汇报 作者：潘启雯 
 
 

《宅兹中国》 葛兆光著 中华书局 2011年2月第1版

　　“中国学”，当下几乎已是异域学者们各种新理论阐述的“试验场”，他们用林林总总的视角和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理论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种现象“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这些异域学者们有时候只是在抽象理论上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即“如果只是用一种常识来反对另外一种常识，那我们还将陷在迷信的雾霾里发呆，失去自省的好时机”。

　　日前，葛兆光在他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以一个中国学人的身份，深入思考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乍看，全书内容粗芜杂乱，但细细读完，还是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一条主线。具体来说，这本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存在三个方面不绝于耳的争论：一，古代中国究竟是个“帝国”，还是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或者是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二，历史研究要不要抛开国别史，重新寻找一个“历史世界”？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新理论，是否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这些争论，各有特点，耐人寻味，对反思“中国学”精髓颇有现实意义。

　　“宅兹中国”——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葛兆光说，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而且也因为“宅”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宅”，意思似乎是“墨守”，这新旧两重意思，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引发葛教授做这一课题研究的缘起，主要也有三个因素：其一，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走出“天下”，进入“万国”，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语出《诗经》）、自信“允执厥中”（语出《古文尚书》）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继而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为重新界定何为“中国”提供了主要的历史背景。其二，当下中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迫使学术界开始讨论关于“中国学”的许多问题。其三，在这个“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需要人们从中国的历史和背景出发，重新界定“什么是帝国”、“什么是民族国家”，而不应只是从既定概念和先验理论出发。其间很多看似好玩、有意思的故事，当作思想史材料加以细致分析时，现出的不止葛教授的洞察力，还有国人无法回避的苦涩与沉重。

　　葛教授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历史论述，潜台词却是“现实中国”。众所周知，18世纪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基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各领域也一直是周边诸国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与中国距离较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更是亦步亦趋，派遣学者来华学习中国文化更是从未间断过，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区”。文化、制度方面的相似性以及朝贡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中国与周边诸国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复杂而暧昧。

　　近代之前，周边诸国对中国的认识处于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这种认识的转变，导致了新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并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等的研究大多是从中国内部出发，因此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国民心态等方面的认识往往存在片面和偏颇之处。随着目前中国在世界的再次崛起，对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与周边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

　　其实，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葛教授也把这种“紧迫”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并提出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三阶段论：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当时由于中国的周边没有更强大的文明，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大，居于天下的中央，于是，就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文化的自信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自视为“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直至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这种“认识”才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之后，中国人进入了认识世界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应运而生。可是，我们也总在怀疑，西方是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呢？它跟我们的比较，是否就能令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也许，当下正是一个需要“多面镜”的时代——由于中国自身的存在，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整个世界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中国也将因此重新定义自己，这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无裨益。

　　葛兆光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了在“中国”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要点：首先，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移动的。其次，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基础。尤其在它的中心区域，文化相对清晰和稳定，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文化认同，甚至历史认同，进而对准确的自我认同造成麻烦。因此，葛教授强调：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家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这三个向度，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颇有新意。
 
  

王金跃

《一本书读懂三国》李传军　金霞编著/中华书局2010年9月版/29.00元

　　三国时期，战乱纷争，群雄逐鹿，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直到最后曹魏兼并了蜀汉与东吴，天下归于一统。这一段纷扰的历史历来备受人们的关注，也成为此后历代文学作品演绎的重要主题之一，直到最后成就出了著名的《三国演义》。如何将真实的历史、最新的学术成果，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别具特色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是历史工作者、出版机构一直思考和尝试的。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书读懂国》即是这种思考的成功尝试。
《一本书读懂三国》是中华书局“一本书读懂中国史”系列的一种。该书作者通过耐心地爬梳史料，细心地辨析史实，努力做到以简驭繁，一方面走出了“小众”和“学术”的圈子，把三国时期复杂而繁琐的历史事件及历史演进撰写得通俗易懂，内容更加贴近普通读者；同时又结合自身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对文字高超的驾驭水平，同时注意运用相关最新的研究史料，大大提高了此书的学术水准，在注重通俗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兼顾扎实全面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独到的历史见解，使读者在爱读三国的同时读懂三国，这也是该书最为成功之处。
　　该书脉络清晰明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三国历史大势”，对三国历史的发生因由、事件发展的过程和造成的必然结果作了言简意赅又不失全面的交代，使读者们能够清晰而完整地了解三国时期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下编“三国历史专题”从军事、经济、人物、文化和社会民俗五个大的方面，系统地展示了三国时期的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使读者在关注三国时期纷争政治轨迹的同时，还能了解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进一步窥探三国时期的民俗社会生活，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全面了解三国历史的“百科全书”。
　　全新的编排方式，更是该书的一大亮点。除了正文的故事之外，在边栏还设有大事年表、常识介绍，展示历史故事所处的地位；最关键的是为读者们介绍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在该书的每一章节之后，都有一小篇短小精悍但内容丰富的“相关链接”呈献给读者，此“链接”不仅限于三国时期的历史资料，更是包含着整个历史时期的相关历史知识。另外，该书还采取左图右史的呈现方式，几乎每一章节都有相关的历史图画与之相匹配，使读者对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睹其面，如临其境，增强了该书的趣味性。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兆光著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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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思渊
　　“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宅”的本意，依《说文》是“人所讬尻也”。段注曰：引申之，凡物所安居皆曰宅。如果稍微戏谑一点，“讬尻”其实就是现代御宅们的真实写照，不论是在家、办公室、宿舍，“宅”都意味着一屁股坐在电脑前的状态。“宅”意味着位于一个稳定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太确定，常常就被“宅”在其中的人忽略了。麻烦的是，对于“宅兹中国”的我们来说，中国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稳定的空间，但又似乎不是。当我们向前追溯“中国”这一观念所涵盖的空间时，发现她是变动不居的，但又具有某种核心。而这一历史进程又与现实政治、当下的自我认同相关联，纠缠成为一团乱麻。
　　当然，民族主义本就是社会科学中最面目不清的概念，即使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样专门致力于此的学者，也未必敢说能够厘清其中的潜涌暗流。但是，在历史事实与维系现代国族认同的历史想象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学者来说，总是具有吸引力的工作。
　　我相信葛兆光在《宅兹中国》这本书中的主旨并不在此，但是一旦关涉到“中国”这一观念的论述，就不能不与这样一些繁乱的问题相关联。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的论述，这种论述是关涉历史的，是指向当下的，同时也是植根于学术史脉络之中的。
　　在关涉历史的部分，本书指出了宋代历史对于具有清晰边界的“国家”观念的产生的重要性。由于持久地受到北方政权的压力，宋朝政权从弥漫无边的“天下”意识逐渐转向具有清晰边界的“我朝”，而与此同时，“正统论”从疆域依据更多地转向文化、民族依据，这一点对后世的历史影响重大。
　　但是由于最终取得“汉地”政权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大帝国蒙元，“天下中央”的意识应当是庙堂上的主流。当然，在汉人知识分子中，宋元明清之际，“正统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形成了这一时段的另一条历史主线。而在这两条历史主线的纠葛中，周边政权：朝鲜、日本、越南，看待“中国”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也是“正统论”的转变。文化、礼仪而不是疆域成为正统论的主要依据。这种转变，对于朝鲜、越南来说，是民族主体自主意识的萌发；而对于日本，由于认为自己已成为中华文明圈的中心，视清朝为夷狄，不能不说这种思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遥远的先声。当这些思想变动在19世纪遭遇西方的民族主义言说，旧音新语，融汇成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东亚世界中各自的自我认同与相互观感。
　　由于宋代之后的历史中先后有两个在当时被视作“异族”的族群入主中原，文化、民族的“正统论”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既成为之后与现代民族主义对接的思想资源，又成为维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感的隐患。在这一点上，历史问题就转换为现实问题，正如同葛兆光自己说的：“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第32页）而葛兆光自己给出的答案，则是试图超越历史对现实的纠葛。他说：“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这也是他强调“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的涵义。
　　更进步一地说，如何理解历史中的“中国”，对于学术界来说还有太多工作要做。当葛先生在复旦大学展开他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计划时，从“他者”的眼光看中国，借以发现“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能看的真切的“中国”，想来是很重要的一层意思。因此，在书中他也同样花了很多笔墨解读古地图，解读那些燕行使、漂流船所留下的资料，因为那些资料最能凸显“他者”与“自我”的碰撞。而一个族群的“自我”的意识，最容易在这种碰撞中被观察到。
　　在疆域与民族问题上，当下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已经有一批一流学者长期致力于此。比如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的路径出发，姚大力从民族史的路径出发，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都是如何破解现代“民族”（nation）的神话，但同时以适当的方式表述维系当下的国族认同。葛兆光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也类似。因此他绪论的副标题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一批学者解剖民族国家的历史神话及其建构性之后，学界已经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高度警惕。一般情况下，我们承认，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对共同体历史的追溯与表达，很大程度上是想象与建构的。
　　但是，面对中国，这种分析方式似乎既适用又不适用。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与传统时代的中华帝国之间发现断裂性；但另一方面，又有一条历史主线贯通其中。因此，从古典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在中国的历史场景中，不是以话剧的方式截然换幕，而是模糊的、柔性的，这恰好符合钱穆先生对中西历史进程特点的对比。

作者 陈麦青

    此《读画笔记》，主要汇辑了王季迁先生多年来鉴读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名画的私人笔记和评语。

　　这部《笔记》不仅以最原始真实的记录，完整保存了王氏对这些名作的品鉴感想和研究心得，并且还能让人从这些文字中，得窥其对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风格、方法特点、认识理念，以及与其他鉴定名家之间的异同等，可说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王季迁读画笔记》　　[美]杨凯琳编著

中华书局　　2010年12月第一版　　387页，280.00元

　　早年曾在顾麟士、吴湖帆等名师门下习艺问学、后移居美国的王季迁先生（1907－2003），不仅以毕生的用心努力，成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用其丰富的珍藏和渊博的学识，为西方世界真正鉴赏并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书画，开启了难得而又可靠的门径。但是，他生前既不像张葱玉、谢稚柳、徐邦达等先生那样，有诸多相关研究论著行世，也没有留下类似古今许多藏家那样有关自己藏品比较系统的著录文字，以至于人们一般都只能叹服其鉴藏的眼力精到和品质不凡，却无从了解其中之详。如薛永年先生在其主编的《名家鉴画探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8月）一书中，对张葱玉、谢稚柳、徐邦达、启功、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乃至李霖灿、傅申、方闻诸先生的书画鉴定学说，皆有颇为详尽、且附各家代表论作为例的专章评述，而于王季迁先生，则仅在“引论”中这样提到：“在西方，五十年代以来堪称书画鉴定家的人数不多，主要集中于美国。大略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移居美国的中国书画鉴定家，王季迁可为代表。但主要精力似乎用于收购和收藏，除对旧作《明清画家印鉴》有所增订、并强调笔墨在鉴定中的重要作用之外，殊少鉴定学的建树。”于是，《王季迁读画笔记》（以下简称《读画笔记》）的整理刊布及其所承载的学术含量，也就因此更体现出非同寻常的价值。

　　此《读画笔记》，主要汇辑了王季迁先生多年来鉴读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名画的私人笔记和评语。据整理编著者杨凯琳女士所记，王氏一生中，对故宫藏画共有四次过手经眼的仔细研读。第一次是“1935年，故宫收藏的国宝要到英国伦敦去展览，王季迁、吴湖帆和张葱玉等人被邀请为这件事做准备”，主要是对准备送展的古代书画进行甄选；第二、第三次，是“1959年至1963年间”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画，“那时候，他把他的评论写在《故宫书画录》里”；“第四次是在1991年间，他跟徐邦达同去（台北）故宫，但那时，他们只准看十六张画”。不过，王氏又在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的《故宫书画图录》上，“写下了他个人的意见”。在受王氏委托、将这些笔记和评语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杨氏深感这些“评论和意见，让我们能领会到一个大收藏家和鉴藏家最内在的分析思想、看法和研究步骤”，并且在他们交往的“四十年中，王季迁经常跟我们讨论中国古画鉴定、评论、笔墨、印章等问题”，还“讲解了这么多年来收藏画，以及作为一个鉴赏家的经验”，于是，杨氏在辑录王氏1959年、1963年及1990年代全部笔记文字的基础上，从2000年到2003年，“每星期去拜访王季迁，详细问他记载笔记的意思，并记录下他那时对这些画的意见，请他解释笔墨的意思，并请他说明鉴定书画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规律”。再将经过整理的访谈记录，分类排比，随附王氏相关的各条笔记评语之后，并归纳出王氏评画的“定格制度”和“著录体例”，“以求完善这本书的内容”。全书所记王氏鉴读过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其中包括各种挂轴、手卷和整本页册，共一千六百多件。不仅以最原始真实的记录，完整保存了王氏对这些名作的品鉴感想和研究心得，并且还能让人从这些文字中，得窥其对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风格、方法特点、认识理念，以及与其他鉴定名家之间的异同等；又由于这些文字都是首次公开发表，更成为深入研讨有关问题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整理编著者撰写的“前言”和作为第一章的“一个鉴赏家的经历、广识和才干”，第十一章“各地博物馆收集的王季迁藏品”专录，第十二章“王季迁藏画和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大藏家的关系”，以及全书共十二章的全部注释文字等，虽然可能因相关知识不够而时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其中一些以往不易获知的信息和资料，仍不失参考价值。

　　王季迁先生认为：“鉴赏古画，首要的规律要靠笔墨。别的证据也要紧，但笔墨应占最重要的地位。”而全书所记王氏对作品的评鉴，也正多与笔墨有关。一件作品，其笔墨好不好，水准程度如何，精不精；是大家、名家的笔墨，还是二三流画家甚至更一般的小家的笔墨，抑或是哪个时代、哪种流派、哪位画家的笔墨；就是在同一件作品中，人物的笔墨如何，树石的笔墨又如何等等。这样的分析和品评，几乎随处可见，贯穿始终。其间还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总结：

　　马远多数用的是中锋。有时马远的笔墨看起来像是偏锋，其实是他的侧锋。（马远《雪滩双鹭》轴）

　　倪瓒常见的笔墨是坚强，但也柔然。（倪瓒《容膝斋图》轴）

　　吴镇仿巨然，但吴笔墨更有力。吴笔墨比盛懋更重，更有力。（巨然《囊琴怀鹤》轴）

　　盛子昭画房子、桥的时候，普遍不用细笔。（赵大亨《蓬莱仙会》轴）

　　研究关仝画，应当仔细研究王翚在仿关仝笔墨时期的画。（关仝《秋山晚翠》轴）

　　更难得的是，王氏还实事求是地道出了一些仅靠笔墨不易判断鉴别的情况：“工笔画家专业在手法、技巧和技术上，对个人笔墨的发展和进化是疏忽了，所以用笔墨来鉴别工笔画的真假是比较困难的。”（吕纪《草花野禽》轴）而对一件“不古，决非唐画”、且“颇多传摹”的所谓吴道子画佛像，王氏又指出：“这种很细的线条的笔墨，如是大家的笔墨，是很容易来看；如是二手或三手的画家，则很难断真，因为这画家的自己典型的笔墨还没长成。”

　　注重笔墨特征、时代风格、流派传承，应该说是书画鉴定中最重要、最可靠的方法和依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徐森玉先生就在《画苑掇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8月）的序言中提出：“每一画家都有他自己的面貌和精神——这个面貌和精神，虽则有从粗到精、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不同，但一般的是有一条贯彻始终的线索的”，“各时代的画风，是当时画苑的主流。这一主流的趋向力量极大，在当时的任何画家都要受它影响，很难独自超出这个范围”，因此，“鉴别古画，要从画的本身去领会，然后再结合到题识、印鉴、纸绢、著录等等，相互参证”。六十年代，张葱玉先生又在其《怎样鉴定书画》（载《文物》1964年第二期）中，强调将个人和时代风格特征的把握作为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再结合印章题跋、材质装裱、流传著录等辅助依据，构建起比较辩证而又系统的科学学理，并成为多数书画鉴定者认同的原则。尤其是谢稚柳先生，更把笔墨个性、时代流派的研究，归结为对“书画本身的认识”，而在其《论书画鉴别》（收入氏著《鉴余杂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6月）中逐一论列，举证详说。谢氏生前还曾有“用钢笔写在绿格稿纸上”的《评〈故宫名画三百种〉》手稿，虽仅二百多条，且语多简要，但却是其评阅台北故宫博物院1959年精印历代书画珍藏的品鉴心得，极具学术文献价值。惜因未刊，久无人知。幸有郑重先生《谢稚柳系年录（增补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9月）全文录存，始得流布。今以其中与王氏《读画笔记》相关者并读，颇多意味。

　　五代李坡《风竹图》轴，谢曰：“元人画，笔意有稍似赵孟頫处。或言是南宋人画，然焦墨枯笔，元以前未见有此格调，似仍以元人为近似。”王曰：“笔墨似元人画，甚好。此画风格甚特别，可具一格。（1959年）”“此是新篁，并非风竹。元以前未见有此种格局之墨竹。（1963年）”

　　王诜《瀛山图》卷，谢曰：“伪。极似钱舜举，然笔势不类。”王曰：“头等好画。是否王诜，待考。钱选山水与此绝似，岂钱氏手笔欤？即使此画是钱选作，亦是好画。（1959年）”

　　由此可见，两人看画，无论同异，要皆以笔墨风格为主要依据，故除少数之外，常见契合。

　　王氏鉴画，还十分注重笔墨风格的比对。如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卷：“赵幹真迹，恐仅此为可信者。树法笔墨，与徐悲鸿旧藏董源《溪岸图》（画名为张大千所定）极似。赵幹为董源弟子，这两画可互为印证两者之关系也。（1959年）”《溪岸图》后为王氏从张大千处购藏，现已归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五代丘文播《文会图》轴：“定为丘画，不知何据。（1959年）”“画甚好，似宋画。一部分人物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校书图》同一稿本。这两张画都非常好。（1963年）”谢稚柳先生也认为：“人物与世所传《北齐校书图》同一粉本。或为宋摹。”而对从未见过其画作的杨维桢《岁寒图》，或从未见过其画猫等动物的商喜《戏猫图》等，因没有可供比对研究的证据，则都以“笔墨真假可疑”、“画真假难讲”之类的说法存疑。最典型的是关于燕文贵《夏山图》卷，此卷原亦为王氏藏品，后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王氏认为：“（1）燕文贵师李成。《夏山图》的笔墨和李成的笔墨有连带关系。（2）《夏山图》里的笔墨和辽宁博物馆的《茂林远岫图》（笔者按：王氏认为此图是存世两张最靠得住的李成作品之一）的笔墨非常相似。（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溪山楼观图》和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藏《江山楼观图》这两张燕文贵画的笔墨和《夏山图》的笔墨很像。”尽管经方闻、谢稚柳诸先生仔细研究，多方论证，改定为传燕文贵画风的屈鼎之作，且获诸多支持，但王氏还是坚持：“如果讲《夏山图》是屈鼎的画，他的笔墨证据在哪里？”

 传为董源所绘《溪岸图》在书画鉴定界引起很大争议

　　笔墨之外，王氏也留意纸绢材质，尤其是与笔墨关系密切者。

　　南宋夏圭《溪山清远》卷：“真迹神品。（1959年）”“夏圭笔墨笔法受李唐的影响。夏圭的画没有优美、诗意、生动的感觉。有时候，夏圭山水画所用的纸是已经喷过胶的，这纸不容易吸收水墨，这样可以产生毛的笔法。（2002年）”

　　明董其昌《葑泾访古图》轴：“真，好。此画是在高丽纸，一种明代特种制造的纸，滑而不太吸水。所以画在这种纸上，笔墨不表示出来，很乏味。此画跟《婉娈草堂图》笔墨很像。（1959年）”

　　明赵左《云岩白瀑图》轴：“真，不好。绢本，笔墨难发挥，而此画用笔浮滑。（1959年）”

　　尤其是对北宋崔白《双喜图》轴，王氏虽认为“似为崔氏真迹（1959年）”，较谢稚柳先生许为“崔白画之唯一可信者”，稍持谨慎，但却注意到：“此画非双拼绢，可见北宋也有阔绢。（1963年）”由此联想起当年谢稚柳、徐邦达两先生就佚名《雪竹图》时代问题的论争，徐氏在其《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载《艺与美》1983年第三期）一文中，曾就此画绢幅，提出看法：“又徐熙是五代时人，那时绢幅的门面宽度，一般不能超过六十厘米以上（这是我们用许多两宋画来对比之后得到的结论，详可参阅拙著《古书画鉴定概论》第三章）。此图阔约一米，系独幅绢，那起码要到南宋时期才能见到。凭这一点，至少不能承认它是南宋以前之物，是无可争议的。”针对此说，谢氏反驳的证据是：“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卷，它的长度为十一·七二一米，在今天的两宋书画中，见过第二张这样长的纸吗？”并揭出：“这幅《雪竹图》很不幸，没有依照徐先生所说的是‘独幅绢’，而是双拼绢，还不到六十厘米。”（《再论徐熙落墨——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后收入《鉴余杂稿》1989年5月第2版）而王季迁先生特别指出这幅宽103.4厘米的《双喜图》不是双拼绢，并点明“北宋也有阔绢”，不仅能为谢氏之说再添一证，更可见其鉴画时在细节处视点精准的学术敏锐。

　　《读画笔记》中有时还记下一些古画名作的相关佚事，皆可备闻。如传为刘道士的《湖山清晓图》轴，“本有巨然款，隐在左山石间（张大千花了六条金子买来。过了六个多月，款为张大千抹去），改定为刘道士笔。张大千以为画中无和尚，有朱衣人似道士。古籍所载，以此列刘道士。余尚得张大千购得此画以前之照片，巨然二款字，隐约可辨。此画笔墨浑厚，结构绵密，似非小家所能拟制。仅以和尚道士为别妄说，未免唐突古人矣。此画可能是真巨然，待考。（1959年）”谢稚柳先生则在其《〈湖山清晓图〉与巨然、刘道士》（收入《鉴余杂稿》）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说：“这一图，曾被认作是北宋刘道士的画笔，因为他的画派与巨然接近，而在左边的山路上，有一个红衣道士……事实上，刘道士的画，经过历史所证实的传本，早已绝迹，无从来辨析这些叙说的夸张性。但从这一图的风骨与情采来认识，它与巨然的画格显然有着相当的距离，固无须依赖和尚道士来作为辨别的主要依据。不过，它确实是如米芾所说的‘江南画’的风格，与巨然为同一系统同一时期。而对真实情景的修饰润色，是这一图与巨然画派的分野之处，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形体。”而对古画旧款涂刮添改，又是书画鉴藏史上常有之事。吴湖帆《丑簃日记》（载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廿四日中记：“王季迁取来宋人《辋川图》绢本卷，甚旧，确是宋画，笔法学卢鸿草堂，稍涉俗工气味。原有龙眠伪款，余属季迁刮去，尚可当马和之、萧照等观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亦为书画鉴藏家兼古书画复制专家的王氏弟子徐世平先生，在纽约古董市场购得有“龙眠居士李公麟制”款字的《海会图》卷后，请老师评鉴。王氏除盛赞“好笔墨”外，斟酌之后，特意叮嘱：“千万别把落款刮了！”

　　《读画笔记》中第十一章“各地博物馆收集的王季迁藏品”，由整理者杨凯琳女士据相关资料编撰而成，共录曾经王氏收藏、又流归美国及其他各国收藏机构的历代古画一百五十六件，并简要注明其递藏大略。不仅能由此略窥王氏丰富珍藏之冰山一角，而且还能偶补有关研究之缺。如专事故宫书画散佚始末研究的杨仁恺先生，在其生前经两次修订增补、迄今最称完善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全彩版《国宝沉浮录》的“《佚目》书画总目简注”中，仍记明代董其昌《江山秋霁图》卷：“《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真迹。由张叔驯携往美国。”今据杨女士所录，知此卷亦曾经王季迁先生收藏，后归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系“向J. H. Wade基金买”。张叔驯则为南浔适园张石铭（钧衡）之子，张葱玉先生叔父。精鉴赏，尤以收藏历代珍稀古币著称。王氏获董其昌此卷，很有可能即是在美国从其手中购得。

　　也许是想仿照比较规范讲究的学术性著作的通例，整理者也为《读画笔记》撰写了注释文字，并有参考文献及三种相关索引，附于书后。但让人略感遗憾的是，注释中的相当部分，却实在不怎么规范讲究。尤其是关于历代人物，似多仅从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工具书中简单转录非第一手资料而成，粗略之外，时见差错。如将实系文徵明弟子的居节，仅称为“文徵明知友”；吴梅村诗作《画中九友歌》，又被当作“他的画《九友歌》”等等。至于只用 “二十世纪写书的”就一笔带过的朱省斋，其实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古代书画在海内外各方之间聚散流转过程中极有关涉的人物。朱氏原名朴，字朴之，无锡人。因父亲是画家，故其于书画，亦有兴趣，且能鉴赏。早年混迹政海，抗战时附逆，在汪精卫手下办《古今》杂志。又从著名汉奸梁鸿志处得见其家藏历代书画名迹，且娶梁女为妻，因更多观览品赏之机。后往香港等地，以掮贩书画谋生，周旋于名流藏家之间。张大千当年在海外买卖古代书画，一度也都由其经纪。所著《省斋读画记》、《画人画事》、《艺苑谈往》、《书画随笔》及《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等，皆颇可读；其中记其亲见亲历之有关书画方面的人事及佚闻，尤多难得掌故史料。

　　当然，注释中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资讯，以王季迁先生口述者居多。如王氏所藏武宗元《朝元仙杖图》卷，系从一古董商人手中易得。后那人觉得吃亏，遂与王氏对簿公堂，结果王氏赢了官司。今转述此事者，多仅言其为犹太人而未及究竟是谁。《读画笔记》第十一章注13中，则不仅道出其人名叫Walter Hochstadter（侯时塔），更记：“王季迁讲，侯时塔眼光很好，但他吃亏多疑。买了宝贝很快就起疑。”“2002年，王季迁口述：侯时塔打电话谢他，问候他。因为侯时塔有个客户问王季迁关于侯时塔要卖的画的真假，王季迁说绝对真。”而同章注3又记：“王季迁口述：当庞莱臣卖画给弗利尔先生时，有几张宋元画退还给庞莱臣。那时洋人对中国画不像现在这么熟悉。王蒙《夏日山居图》和钱选《浮玉山居图》，庞莱臣开价每张是3000-4000美金。这两张画退了回去，因为没兴趣。”如今，这两件名作，早已分别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之宝。

郭铭

《走向辉煌》把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置于国际、国内历史变局的大背景下，以独特视角讲述了20世纪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历史。

金一南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他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据金一南少将的同事、老友介绍：走上讲台6年来，金一南没有讲过两堂相同的课；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上课时两三个小时内，无人走动；在武警总部讲课，现场900多人无不落泪；在总参给老干部讲了两个半小时，没人离席——这些听众多数都是中高级干部，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士，而他们都说，听金一南的课很受“震动”，是一种享受。

谈到撰写《走向辉煌》的思考，金一南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最为艰难曲折、最为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中，蕴含了丰富的养分，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借鉴的东西也太多了。对这笔巨大的财富，因种种原因，以前并没有很好地挖掘。”

金一南深入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重大关头慨然承担救国使命、领导中国革命突出重围、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轨迹。他看待历史独具慧眼，在书中去伪存真，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背景，千方百计追寻历史真相。他梳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以全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程，既有震撼性和感染力，又不失机智和洞见。金一南的讲座，总是从富有吸引力的“为什么”开始，例如第一讲“东方之梦”，一开始他就连续提出：“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不能等待？为什么没有君主立宪？为什么没有走资产阶级的民主道路？”这一连串的提问，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而在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金一南在历史的大格局下，以接近当代的眼光，抽丝剥茧，层层剖析。他从自己在海外做访问学者的亲身经验讲起，把宏大的历史叙事拉近到观众身边，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样的文字，体现了金一南对待这段历史的一贯的思想观念。

《走向辉煌》，金一南著，中华书局2011年6月出版

版次:GB20   版名:南方阅读 人物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6-05
作者:黄长怡

摘要：沈津，安徽合肥人，1945年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至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再次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后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退休归国。现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著有《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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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丛老蠹鱼》，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68.00元。

　　世人评价黄仁宇，“想象力”往往会成为一个特殊的关键词。德国史学大师西奥多?蒙森在其巨著《罗马史》第五卷中写道，想象力不仅是诗歌，还是历史学的源泉。黄氏也曾谈及类似的观点。蒙森的说法虽正确，却每每引起误解，因为外行人很容易把“想象”跟“虚构”甚至“杜撰”画上等号。但对笔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记下简单的判断句无助于我们研习前辈大师的美妙方法。
　　黄仁宇曾言：“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多年的阅读和写作让我意识到，或许“技艺”才是解开秘密的钥匙。在文章《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里，作者提到这位明朝最后一任户部尚书的童年经历，分析了他观念的渊源，并述及晚明的制度路径、思潮、财政税收情况，乃至广阔的社会现实。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再度体验到《万历十五年》的逸韵。它不同于艰深枯燥的史学论文，不同于意识形态笼罩的历史教科书，亦不同于如今大行其道的通俗演义式的历史读物。
　　黄氏的文章不仅避免了以上三者的短处，更吸收它们的长处，从而形成了作者自己的独特风格。无论是延续《中国大历史》眼光的《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还是综合了《黄河青山》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内容及主旨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它们依然能够把微观和宏观、抽象和具体紧密结合，而不像前述三者那样顾此失彼。如果要探究历史学家的想象力，那么这种轻快跳跃于不同意识层面之间、游走于不同维度的精神世界之间，而又时时能用某种稳定的视野，对它们加以统观的能力，正是他们非凡想象力的真实内涵。黄仁宇并不指望将历史定于一尊：那不是修撰历史的使命所在。
　　黄仁宇不轻易外露其激情。他的文章厚重之余，还不时透着淡淡的反讽、出人意表的含蓄幽默，我们仿佛在观看唐?吉诃德向风车怪物发起冲锋，体会了那些比无奈、艰辛或荒唐更深刻的东西，进而触摸到历史的立体形象。笔者相信，该风格与黄氏锐意磨练的技艺密不可分，同时又跟他的生平遭遇、他的个性和世界观有着关联，跟他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有着关联。倪元璐批评张居正的继任者，指其“以瞆眊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平和，以肉食素餐为镇定”。倪元璐的一番话则更像出自黄仁宇的笔端：“大都天下之事，不患无议论而患无事功，不患无风节而患无经济。”黄氏对于倪元璐的评价——政治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思想家、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家——也仿佛是作者的自况。历史学家貌似冷峻的笔触下，潜藏着真正抚慰人心的暖意，让我们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疴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避免假设历史、哀叹历史，摆脱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种种负担。黄氏一向提倡的“大历史观”，将视野超越人身经验，这也是他治史的一个宗旨。
　　黄仁宇每以“历史作家”自谓，他有句话已被我多次援引：“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不同。”笔者也曾撰文谈论历史学对叙事学的启示，试图说明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构思的过程相逆，他们的技艺是可以彼此借鉴、转化的。然而，在此我乐意将更高的宝座让予历史学家，准确地说，是像黄仁宇那样的历史哲学家。
　　由李约瑟和黄仁宇共同创作的《中国社会的特质》可视为黄氏思想的总纲领。两位作者写道：“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合理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之间的和谐。”这个三十多年前写下的句子，如今仍然适用。

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5月17日

《现代中国的历程》 /book_view.asp?bid=8776

作者: 黄仁宇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1-4
页数: 270
定价: 32.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0107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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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兆光著／中华书局2011年2月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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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良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插图：《肯庵自叙年谱》清稿本首页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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