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3日第18版）

2010年7月9日   20：解放周末·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慧远

书名：《奢华之色 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第一卷) 宋元金银首饰》

著者：扬之水

出版：中华书局2010年4月

读家：孟晖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本书开启了一项重要的工程：为传统文化中的繁多图像一一建立谱系。

    原来，王熙凤在《红楼梦》中第一次出场时，项上所戴的“赤金盘螭璎珞圈”大致是这样一种样式 珠玉串成的挂链，当胸处的主要饰件“项牌”乃是纯金制成，錾有一双螭龙相对衔着牡丹花之类盛开花朵的浮雕图纹。

    扬之水的新作《宋元金银首饰》乃是其《奢华之色 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系列中的第一卷，不过由于首饰设计在形式与纹样上往往具有传承性，因此这本书关于宋元“螭虎钗”与“项牌”的解释与展示，竟顺便地为黛玉第一次见到的王熙凤形象完成了复原的最后一笔。看着书中金螭虎钗的澄光灿灿，已经足以让人想象凤姐遍身金玉的富贵过人。实际上，《宋元金银首饰》予人的深刻启发之一就是，那些似乎眼花缭乱的出土首饰，那些出现在古代文字中的似乎谜语一样的名物词称，如果肯下工夫，如果研究得法，往往都能找回古人倾注其中的含义，也就是说，让我们重新获得古人那样敏锐和新鲜的眼光。

    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历代金银首饰，一直是研究领域中少有人光顾的冷落角隅。按照长期以来的成见，由匠人们制作的、看上去纹饰繁缛得让人花眼的工艺品既没有艺术性，也没有文化内涵，因此不具备学术研究的价值。扬之水偏偏肯在这些似乎凌乱无章的碎物件上不惮心血，经她的仔细梳理，一件件古代饰物被拂去了千百年的积尘，重新闪烁豆蔻年华的光彩，咦，随之浮现的事实居然是，原来它们既具有艺术性，又满载着文化内涵！

    唐代一位不算出名的诗人的一句“掬水月在手”，此后竟在上千年间被持续开发，最终成为跨越不同创作领域的一个广为流行的画题，古装女子用双手掬起水中月影的形象，在工笔画中，在金簪头，在青花瓷上，在版画插图里，处处留影。若没有扬之水的一番钩沉追踪，如此诗意的成就，便会一直被我们轻率地遗忘着。书中同样发掘了“满池娇”、“庭院小景”、“春游醉归”等多种经典画题在绘画、工艺品、文学之间的灵活流转，这就开启了一项重要的工程：为传统文化中的繁多图像一一建立谱系。在西方艺术史中，图像学研究早已成了讨论展开的基础与前提，于今，扬之水展示的景象让我们惊觉，中国历史上，多种程式化的经典“画题”不仅流传于绘画中，也每每转换成工艺品的装饰性图案，同时在文学、戏曲中得到呼应性的表达，显示出一种题材在不同领域之间流进流出的活跃性。

    王菲顶着只高跟鞋演出，很了不起吗？她可曾顶支冲锋枪当头饰么？从前的女性可是会有银匠替她们打制出斧、钺、戟之类的冷兵器造型的簪子插在发髻上呢。可见，古人在创意上的胆量与想象力未必不如今人。当代设计师往往要接受“命题作文”，比如为世界杯之类的庆典活动设计纪念品、设计婚礼用品之类，然而，古代工匠也一样，要制作带有节庆主题的首饰、要打造嫁妆 这样说来，似乎所谓“设计”的性质古今也有相同之处咧。《宋元金银首饰》所展示的古代工匠把“满池娇”题材从平面绘画转化成浮雕式金工作品的能力，实在可以作为教学范例拿来点化今天的设计系学生。

    要让往昔的成就重新作为一种资源或一种启发回流入今天的生活，前提当然是扬之水这样的为传统图像全面厘清谱系的努力。也许，不久，我们的一部历史影片中，会有一位古装女子从池中捧起一掬清水，电脑合成技术将天上明月的倒影圆圆地映现在她水光澄澈的掌心里。

《尚书吧故事》　　扫 红 著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年９月　　定价：２５．００元   ●崔建明   在深圳这样一座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市里见到尚书吧让我异常惊讶，而结识扫红这种精灵鬼怪的丫头则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异数。中华书局出版了扫红的随笔集《尚书吧故事》，这本讲述传奇般的男男女女在尚书吧里幽暗故事的书籍，让人欢喜让人沮丧，又让我感到惊惧，在扫红设计好的现场里，每一个进去的人都留下了无法删除的把柄，且没有任何能力拯救自己。那些腐朽的旧籍和妖孽的红酒在黑暗中发出百转千迴的媚光，扫红把这些当作了文化的利器，使得拥有身份的那些男女人物在追逐内心救赎的同时，深深感到人生的无奈和文化的焦虑。   我承认，我很少去尚书吧，因为，我不喜欢那些陈列在架子上的一排排灰暗的旧籍，我也不喜欢饮酒，尽管来自欧洲的出身高贵的红酒很令我好奇，可是在一个传统文化形态已经分崩离析的年代，扫红可能把尚书吧装扮成了一座城池的文化符号，她用非逻辑对抗话语堆积了日益恐慌的城市表情，并找到恰当的现代表述手段以完成自己毋庸置疑的非主流情结的正当性。我在《密谋抄家的两个男人》一文中发现，扫红与来路不明的男人一起商量怎样把珠海及深圳的三位藏书家的藏书全部卖掉，具体的计划书中没有透露，我真的好担心，日后扫红铤而走险付诸实践，那可是一条书界要闻。   《我曾经偷过书》一文里作者是这样坦白的：初中时期的班主任有一箱藏书，放在床铺底下，里面有托尔斯泰、茨威格、奥斯汀、雨果、大仲马等人，几次去借，就是借不到。后来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扫红摸黑破门而入，拖出那一箱子书，揣上几本慌不择路逃回家中。后又数次返回，陆续将老师的书窃为己有。这不是虚构的故事，它来自当年１６岁花季少女的忏悔，这丫头也太离谱了，好在她意识到了行为的荒谬，对老师留下了令人动容的文字：一个人就这样发着光，向黑暗里遁去，去得万般不甘，却又义无反顾。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悲哀。生活之强大，生存之真切，可以坚持到最后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几个。有这样的觉悟和这样的境界，我宽恕了扫红。   扫红是性情中人，她办过《春芽》杂志，又企图在深圳开办《尚书》杂志，最后弄了一个供人消闲的尚书吧，进进出出的那些男男女女寻觅着弥漫酒香的文化想象，而作者亦刻意使晦暗的叙事释放出另类的人文景观。《尚书吧故事》全书６０篇文章，讲了８８个人物的故事和４８本书的际遇，他们在尚书吧里相聚，在扫红有待叙述整饰的语境中，看似气势凛然而又令人心生敬畏，其实在大时代文化背景的风云变幻中，他们的所有秘密只不过是扫红笔下早已被历史遗忘的小花絮。她在《韶光抛闲绪，少年暗中老》中流露出内心的恐慌：深圳和尚书吧都那么年轻，我真害怕它们不等老去，就将相握的手分开。《古来征战几人回》结尾处作者留下真实的叹息：一家书店结业了，也许我们用不着伤感，因为大家终是要往同一个地方归去的，也用不着惺惺相惜了。有了这样的心境，扫红无奈地承认：开张一年多了，她天天在店里坐看，眼见着理想的东西越来越远，现实的东西越来越多。   一座城市的流韵余响和一个书吧的文化心结极其脆弱地镶嵌在一本书的诗意叙事之中，他们的相遇有些奇妙，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人文细节。尚书吧里的那些旧籍真的很腐朽，那些红酒真的好妖娆，可是扫红用自己单线书写的文字勾勒出了它们之间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以及视线之外的另一种文化突围。   倚靠在时光的边缘，借着浓重夜幕的掩饰，深圳中心地带里的尚书吧，每天都有一些神经兮兮的男女在扫红的目光里来回过滤，可能我们永远也搞不清他们的前世今生，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无法回到过去的某个黄金年代，扫红的真诚写作使得我们在一个历史大变动、文化大断裂的意识形态下，终于感受到必然失败却又全心坚守的一种不论成败的人生心态，从这个意义出发，扫红和她的尚书吧让我肃然起敬。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10年6月16日

游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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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有一个倾向，即更多关注各种制度、政策及法规等条文的内涵及其演变过程。毫无疑问，这种梳理各朝代制度的研究取向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做的同时，研究者往往忽视“人事”的实际状况，因此也就无从明了制度在现实政治运行过程中遭遇到的林林总总。因此，越来越 
多的学者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必须重视考察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更多地关照“人事”在历代政治行政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今后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特别是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皇权、相权以及二者之间难以厘清的关系一直是在各断代史领域都受到相当关注的论题。就宋朝而言，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有皇权与相权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总体而言，这些有关宋代皇权与相权的考察更多地是从制度层面入手，通过厘清制度的规定和演变来探讨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此后，新的思路和见解不断出现，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宋代皇权与相权的认知，也开启了学界探索这一议题的崭新路径。王瑞来先生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拓展宋代皇权、相权研究，其所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以下称《权力场》）一书汇聚了作者在该领域的诸多重大发现，无疑是探究该论题的一部力作。

　　《权力场》名为“故事”，实则以微观环节为切入点，通过特殊群体的所作所为，层次分明地解析了宋真宗朝五位宰相与皇帝、朝廷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全景方式再现出宋朝同一利益集团不同成员之间相互合作与角力的真实画面，进而厘清了北宋王朝的君臣关系与皇权、相权之消长历程。作者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从个案的细致梳理到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整体考察都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藩篱，建构起独具匠心的新型学术框架，其重点关注的是宋朝现实政治中的“人事”因素，而非固定的体制，这是有别于以往论著的成功之处。

　　从表面上看，皇帝与宰相之间似乎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已，《权力场》一书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宋人就有君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法，表明皇帝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士大夫共同构成为一个利益相关的整体，荣辱与共。因此，对立统一才是宋代皇权和相权的常态，这也是《权力场》处理皇帝与宰相关系的基本准则。作者认为，皇权与相权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约。皇帝需要宰相的辅佐，宰相则需要在皇帝的支持下主持政务；皇帝时时防范宰相专权，宰相也经常限制皇帝的越轨言行。显而易见，《权力场》的立脚点具备牢固而坚实的基础，其对宋朝“人事”的评判才能客观而公允。

　　《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王瑞来著，中华书局　2010年1月第一版，36.00元
 

　辟寒金小髻鬟松

　□书评人 庄秋水　

    “用个什么名字好呢？”几年前，我和扬之水先生一道吃饭，她告诉我正在做宋代以来的金银器研究。再次见面的时候，扬之水先生提到了“奢华之色”这个书名，又隐隐担心这名字有批判的色彩。不过，金银本来便是财富的象征，奢侈浮华倒也是实写。然而我晓得扬之水先生做这样的研究，却无丝毫浮华之气。如今，炎炎夏日里读这本《奢华之色》，我很能想象她在暗淡的博物馆灯光下，如何凝神端详研究；一件件造型婉妙雕琢精丽的金银首饰，又如何翩然活跃于今人的认知与审美之中。

    扬之水先生毕数年之功，全面梳理宋元时期女性所佩戴的金银首饰，展示出一个时代的风尚风貌。我们知道，宋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它的绘画、书法、丝织品和瓷器，很有现代品位，用专事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伊沛霞的话说，宋朝艺术“看起来无一不传递出一种有节制而不失驾驭能力，微妙而不失洗练的韵味”。《奢华之色》结合实物与文献，参考绘画、雕刻和器物，实实在在再现了这种“韵味”。

    《奢华之色》卷一，既爬梳了宋元首饰的类型与样式，对金银首饰的纹样设计与制作工艺亦做了深入考察，对重建古人的生活面貌真是一种最直接的呈现。我们晓得宋元成批打制金银首饰，多是在嫁娶时节。成形于13世纪的一个故事《快嘴李翠莲》里，那位心直口快的新娘子出嫁之时的装扮是“一对金环坠耳下，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禁步身边挂”。经扬之水先生的研究，这位新娘子提到的金头面，镯子、臂缠金、冠、钗等，一一都有了切实的存在。于是，我们可以一件一件把这些金首饰插戴到新嫁娘身上。插在她头上的折股钗，是竹节钗还是新式样螭虎钗？像诗人们描绘的那样，“合欢钗头双荔支，同心结得能几时”。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扬之水先生是在做一种专题式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对何谓“专题式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学者蒲慕州曾做了一个说明：针对历史上某一时代和地区的食衣住行娱乐宗教节庆或者某类社会阶层的人物，或者某种社会生活形态，来进行讨论，企图对某一类生活现象有深入的了解，再由这了解来重新考量那特定文化或历史的特质。

    自然，物质一旦被生产出来，它便不只是物质本身。金银一旦被塑造成一只簪子，一对耳环，或者一副钏环，每一样东西就都可引发当时人的想象力，塑造出当时人的生活模式。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写过一句词，“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晋代王嘉所著《拾遗记》中，说古昆明国有一种益鸟，吐出金屑，宫人们便就用这鸟吐的金粟用饰钗佩，谓之辟寒金。如此典雅富丽、气象华贵的环境，展现的却是“醒时空对烛花红”后辗转不寐的绵绵愁思。于是，物品的生命，通过文字的描述，得到了更新和延续，像薛爱华说的那样，“最终也就成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实体”。对此种真实生命和隐喻生命最好的讲述，恰好便是作为此书附论的《“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一文。

《奢华之色》扬之水 　　中华书局 　　定价：96.00元

金镶宝莲花顶簪（北京明万贵墓出土）

《上水船甲集》，28元  《上水船乙集》，29元谷林著，止庵编 中华书局 2010年1月

    谷林先生的文章我一直爱读，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总把文章发在外地一张小报上，我还因此订了这份报纸。谷林先生知道后，亦觉欣慰，还在《求其友声》一文中提及，这很让我感动。我想，这就是读书人之间的灵犀互动吧。我曾在十年间两次拜望他，第二次去时，他能说出我第一次上门时的种种细节，语带戏笑，令人备觉亲切。
    斯人往矣！现止庵先生将他的集外文章编为《上水船甲集》与《上水船乙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加盖谷林名章闲章后寄赠，教人爱不释手。早春时节，我将这两册书细读一过，虽然大部分文章先前已读，再读还是津津有味，并有新收获。这就是谷林文章的魅力了：它耐读，有底蕴，有真情实感，而且不是一遍就能读透。
    我以为，乙集中《闲翻书》一篇，是颇能代表他的风格的。此文从孙犁《书林秋草》中的一则书话说起。孙犁在写了往年书店门市部扰攘的情景后，笔锋一转，说到“文革”后期，某日雨后，在该书店小学部课本柜中，检得一本商务版“国学基本丛书”的《国语》。谷林评曰：“从‘此书’之被误列门庭，略可推知‘该书店’经营者的大致年貌。孙犁文字简妙，往往意在言外。”行文中时有读书得间、有滋有味的评语冒出，这正是谷林文章的一大妙处。随后他就将家中所藏的两种《国语》都翻出来。两本他都读过。究其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通昭告天下的电文中引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八字，一位老友请查出处，当时也曾用力，却因事忙未果。后来上海书店影印胡朴安编的《俗语典》，在此条下有注云：“见《国语》。”但仍然忙，一直拖到“致仕颐养”之年才有机会还老账，顿觉轻快之至。不料查完一本，未见此语。乃换一册，“决心赔贴精神，粗读一遍。三天下来，有失有得：失的是，《俗语典》所注不实，《国语》中无此八字；得的是，《国语》大有意趣，嘉言善语联翩。”
    谷林还说起1939年偶尔谈及一个同事的姓名，如今读《国语》，才知出处在此，“意外邂逅，愉悦非常”。他把自己这种闲读形容为“如夸父追逐日影至于禺谷”。拥有这样一种读书心境，而且能趣味盎然地写出这种至乐，是谷林文章的一大特色。后文则是他查核了孙犁《书衣文录》中诸条书话的来龙去脉，又对孙犁《曲终集》中的一条题记生出了“寂寞苍凉的感慨”，还对孙著的各种版本作了一番极具专业眼光的评判。静读细考，明察秋毫；以心感心，无声有声——这种极静极细、情理交融的读书状态，被谷林推到了极致，这也成了他文章的最基本最美妙的形态。
    可以说，谷林先生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和书有关的。他说过：“由于我不善打弹子，我从打弹子的队伍中被排挤出来，交不上朋友。这样，转了向，我找到了书，就与书交上了朋友；接着，又正是通过书，我更结识上了老老少少的朋友。”（《求其友声》)他晚年的书斋生涯是清冷的，他享受着这清冷，但其实也有一种内在的“热火朝天”的趣味在。他因李国涛的一篇文章翻出了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用的是陈寅恪的方法，他记起杨联升赠周一良的诗“寅老家风学步难”，便想再读陈寅恪的书，而手头恰有孙机和杨泓的新著：“新得两先生又一册合作《寻常的精致》和孙先生另一种《中国圣火》正待展对，如今周先生的札记和寅老的一捧文集恰似匣中宝剑戛然长鸣，阵脚大乱，不知如何铺排才好。……‘胜地欣逢新旧雨’，真正是意外的欢喜。感谢！感谢！”（《“羽扇”架起一座桥梁》）读书人的繁忙和快乐，如闻如见。

丁聪画 （谷 林/图）

    当年岁渐老，读书愈来愈困难时，他仍耽读不休：“而目力已花，灯下不能看书，即在大好的晴天白日，也不能久读，因之有所搁置亦属难免。……可是纵令记性退化到隔日尽忘，只要我略剩目力，那么，今天我依旧不能手中没有一卷书。”（《羽翠鳞红续录》）就我所知，谷林先生的最后岁月正是这么度过的。清冷，苍凉，却也是一种福气。
    如果以辞章、考据、义理而论，我以为，谷林先生是考据第一，辞章第二、义理第三。他的静读细考，在“闲读”的范围内，可说是当世无两（专业研究又当别论）。这正如他的字，娟细到如此一丝不苟，我只见过三人的类似真迹，老一辈的是俞平伯，年轻一辈的就是赵丽雅了。这是字如其人，文如其字。他作文十分用力，“上水船”之说即与辞章相关：“时欲曲尽胸臆，求安一字，竟也有过‘旬月踌躇’的苦辛，此所谓‘上水船’也。自然没有容与中流之乐，而打桨摇橹则是加倍的费劲。”（《〈情趣·知识·襟怀〉题记》）他文辞优美精准，落笔常如老吏断案，但偶尔行文略显艰涩，稍有用力太过之感，可见他说的都是实话。
    至于义理，我觉得谷林先生是有意回避了一些比较重大、敏感的话题，内心则对一切保持着独立思考，这从集内的不少文章都可看出。他的阅读兴趣很广，记得有一次见面，他说正要读王元化一篇论卢梭国家学说的长文，而且一定要读两遍。可见他其实是事事关心的。
    谷林先生在书界文苑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但与张中行、舒芜等并不一样，与王元化、费孝通等就更不同了。前些年就见有年轻朋友编书撰文，似有意要推他为天下文章第一，我内心期期以为不必。这既不客观，也不合于一向低调的谷林的本性。我想起诗人曾卓对优秀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评价：“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我觉得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美的寻求者》）谷林在中国读书界的地位，正相当于苏联文坛的巴乌斯托夫斯基。
    在我第一次和谷林先生通信时，曾称他为“前辈”，当即被阻止，说一是显得远，二是显得他更老了。此后我再未以此相称。现虽已隔那么多年，且已天人相离，我还是遵前约，以忘年朋友身份举笔。尽管在年岁上相差太多，交往也并不密，但我确信，我们的心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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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船甲集》，28元  《上水船乙集》，29元谷林著，止庵编 中华书局 2010年1月

    谷林先生的文章我一直爱读，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总把文章发在外地一张小报上，我还因此订了这份报纸。谷林先生知道后，亦觉欣慰，还在《求其友声》一文中提及，这很让我感动。我想，这就是读书人之间的灵犀互动吧。我曾在十年间两次拜望他，第二次去时，他能说出我第一次上门时的种种细节，语带戏笑，令人备觉亲切。
    斯人往矣！现止庵先生将他的集外文章编为《上水船甲集》与《上水船乙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加盖谷林名章闲章后寄赠，教人爱不释手。早春时节，我将这两册书细读一过，虽然大部分文章先前已读，再读还是津津有味，并有新收获。这就是谷林文章的魅力了：它耐读，有底蕴，有真情实感，而且不是一遍就能读透。
    我以为，乙集中《闲翻书》一篇，是颇能代表他的风格的。此文从孙犁《书林秋草》中的一则书话说起。孙犁在写了往年书店门市部扰攘的情景后，笔锋一转，说到“文革”后期，某日雨后，在该书店小学部课本柜中，检得一本商务版“国学基本丛书”的《国语》。谷林评曰：“从‘此书’之被误列门庭，略可推知‘该书店’经营者的大致年貌。孙犁文字简妙，往往意在言外。”行文中时有读书得间、有滋有味的评语冒出，这正是谷林文章的一大妙处。随后他就将家中所藏的两种《国语》都翻出来。两本他都读过。究其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通昭告天下的电文中引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八字，一位老友请查出处，当时也曾用力，却因事忙未果。后来上海书店影印胡朴安编的《俗语典》，在此条下有注云：“见《国语》。”但仍然忙，一直拖到“致仕颐养”之年才有机会还老账，顿觉轻快之至。不料查完一本，未见此语。乃换一册，“决心赔贴精神，粗读一遍。三天下来，有失有得：失的是，《俗语典》所注不实，《国语》中无此八字；得的是，《国语》大有意趣，嘉言善语联翩。”
    谷林还说起1939年偶尔谈及一个同事的姓名，如今读《国语》，才知出处在此，“意外邂逅，愉悦非常”。他把自己这种闲读形容为“如夸父追逐日影至于禺谷”。拥有这样一种读书心境，而且能趣味盎然地写出这种至乐，是谷林文章的一大特色。后文则是他查核了孙犁《书衣文录》中诸条书话的来龙去脉，又对孙犁《曲终集》中的一条题记生出了“寂寞苍凉的感慨”，还对孙著的各种版本作了一番极具专业眼光的评判。静读细考，明察秋毫；以心感心，无声有声——这种极静极细、情理交融的读书状态，被谷林推到了极致，这也成了他文章的最基本最美妙的形态。
    可以说，谷林先生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和书有关的。他说过：“由于我不善打弹子，我从打弹子的队伍中被排挤出来，交不上朋友。这样，转了向，我找到了书，就与书交上了朋友；接着，又正是通过书，我更结识上了老老少少的朋友。”（《求其友声》)他晚年的书斋生涯是清冷的，他享受着这清冷，但其实也有一种内在的“热火朝天”的趣味在。他因李国涛的一篇文章翻出了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用的是陈寅恪的方法，他记起杨联升赠周一良的诗“寅老家风学步难”，便想再读陈寅恪的书，而手头恰有孙机和杨泓的新著：“新得两先生又一册合作《寻常的精致》和孙先生另一种《中国圣火》正待展对，如今周先生的札记和寅老的一捧文集恰似匣中宝剑戛然长鸣，阵脚大乱，不知如何铺排才好。……‘胜地欣逢新旧雨’，真正是意外的欢喜。感谢！感谢！”（《“羽扇”架起一座桥梁》）读书人的繁忙和快乐，如闻如见。

丁聪画 （谷 林/图）

    当年岁渐老，读书愈来愈困难时，他仍耽读不休：“而目力已花，灯下不能看书，即在大好的晴天白日，也不能久读，因之有所搁置亦属难免。……可是纵令记性退化到隔日尽忘，只要我略剩目力，那么，今天我依旧不能手中没有一卷书。”（《羽翠鳞红续录》）就我所知，谷林先生的最后岁月正是这么度过的。清冷，苍凉，却也是一种福气。
    如果以辞章、考据、义理而论，我以为，谷林先生是考据第一，辞章第二、义理第三。他的静读细考，在“闲读”的范围内，可说是当世无两（专业研究又当别论）。这正如他的字，娟细到如此一丝不苟，我只见过三人的类似真迹，老一辈的是俞平伯，年轻一辈的就是赵丽雅了。这是字如其人，文如其字。他作文十分用力，“上水船”之说即与辞章相关：“时欲曲尽胸臆，求安一字，竟也有过‘旬月踌躇’的苦辛，此所谓‘上水船’也。自然没有容与中流之乐，而打桨摇橹则是加倍的费劲。”（《〈情趣·知识·襟怀〉题记》）他文辞优美精准，落笔常如老吏断案，但偶尔行文略显艰涩，稍有用力太过之感，可见他说的都是实话。
    至于义理，我觉得谷林先生是有意回避了一些比较重大、敏感的话题，内心则对一切保持着独立思考，这从集内的不少文章都可看出。他的阅读兴趣很广，记得有一次见面，他说正要读王元化一篇论卢梭国家学说的长文，而且一定要读两遍。可见他其实是事事关心的。
    谷林先生在书界文苑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但与张中行、舒芜等并不一样，与王元化、费孝通等就更不同了。前些年就见有年轻朋友编书撰文，似有意要推他为天下文章第一，我内心期期以为不必。这既不客观，也不合于一向低调的谷林的本性。我想起诗人曾卓对优秀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评价：“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我觉得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美的寻求者》）谷林在中国读书界的地位，正相当于苏联文坛的巴乌斯托夫斯基。
    在我第一次和谷林先生通信时，曾称他为“前辈”，当即被阻止，说一是显得远，二是显得他更老了。此后我再未以此相称。现虽已隔那么多年，且已天人相离，我还是遵前约，以忘年朋友身份举笔。尽管在年岁上相差太多，交往也并不密，但我确信，我们的心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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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资料,在史学界很受重视。近代人物年谱虽持续不断有人撰著，但精品并不多见。而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就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之作，迄今仍享有盛誉，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行世已有73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初稿本）出版则有51年，《梁启超年谱长编》出版也已26年，这些书籍早已脱销。日前，由我整理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或可为相关研究者和读者提供阅读的便利。值此机会，回顾一下该书编纂过程，探讨一下该书的优长，也许是有助于读者对该书价值的认识，并为今天年谱撰著者提供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的。 《梁谱》的编撰过程 　　丁文江（1887-1936）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主编。他与梁启超相识于1918年底，当时梁启超组织考察团赴欧洲游历，经徐新六推介，丁文江得以加入该团。从此，丁文江进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圈子，与任公关系渐趋密切，二人在思想上相互磋商，在学术上互通信息，成为知交。梁启超归隐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对丁文江言听计从、颇为倚重，丁氏成为梁府的主要“幕僚”。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副挽联可以看出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的亲属故旧为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梁启超提供基本资料，商议办两件事”：“一是编辑文集——《饮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钧（宰平）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此事交给丁文江负责。这二件事，都是具有象征传承衣钵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丁文江去世时，周作人曾作挽联：“治学足千秋，遗恨未成任父传；赞闲供一笑，同调空存罗素书。”上联表现丁文江与梁任公的继承关系，下联表示丁、周对罗素《赞美闲暇》（In　praise　of　Ideness）一书的共同爱好。可见，丁文江作为梁任公的传人在朋友圈中已有所流传。 　　丁文江接受这一任务后，即着手搜集有关材料。因公开出版的梁启超著作，已交由林宰平负责整理，年谱须搜集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未曾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私人信札，这也是后来面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梁氏信札见长的缘由之一。 　　丁文江在与胡适通信中，详谈他为编纂《梁谱》搜集材料的情形。1929年4月16日他给胡适的信中首次谈及他开始的这项工作：“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放过一边，甚为忧闷。《知新报》已从北大借到，《湘报》、《湘学报》也觅得。报的一部分，已完全了。任公家中所发现的信不下千封，整理极费时日。任公自己的长信也有多种。材料不可谓不多，但各时期详略不一，真正没有办法。”过了一个月，5月21日他致胡适信中再次提到：“近来搜集年谱的材料日多一日，壬子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自光绪丙午到宣统末年的事实已经很可明白。”“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但是所缺的还是很多。”7月8日他向胡适汇报自己新的工作进展：“自从我上次写信以后，又收到许多极好的材料。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7月15日他致胡适信又详述为印刷《康南海自编年谱》，与时在燕大教书的顾颉刚商谈一事。8月13日他又提到：“任公的Private东西很多，都在我这里。我看过了，认为可供宰平参考的就送给他去。”在梁启超去世后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丁文江为撰写《梁谱》，除搜集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和私人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与梁启超有关的报刊，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与梁启超交往密切的人物材料，如康有为日记、自编年谱、《驿舍探幽录》、孙慕韩兄弟孙仲屿的日记、蒋观云与梁启超来往书信等；他人撰写的纪念、追悼梁启超的文字等。丁文江为此工作劳累了半年多光景，可谓收获颇丰。由于这年冬天，他须率团去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工作，搜集、整理梁启超年谱材料一事只能暂时搁下。第二年6月，丁文江结束西南地质考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丁文江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需要承担繁重的地质教学和研究工作，只好另寻助手，帮助他继续这项工作。 　　1932年暑假，赵丰田“到北京图书馆正式接手此项工作”。据赵后来回忆：“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梳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好在丁文江对此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向我强调了下面几个主要之点：一、梁启超生前很欣赏西人‘画我像我’的名言，年谱要全面地、真实地反映谱主的面貌；二、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三、采用梁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中讲的编辑方法，平述和纲目并用的编年体；四、用语体文先编部年谱长编。这最后一点与梁家的意见不同。梁的家属主张编年谱，并用文言文。丁文江觉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编年谱长编，既可以保存较多的材料，又可较快成书。他又是胡适的好友，很赞成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所以仍是坚持用白话文。”可见，在赵丰田介入梁谱的编纂工作以前，丁文江至少已经基本完成了材料的搜集工作，“刚粗加整理”，并对年谱的编写“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由丁文江授意并修订、赵丰田起草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可以看出丁氏当年主持此项工作的基本构想。丁文江的初期工作，为以后《梁谱》的编写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一阶段。 　　从1932年暑假赵丰田开始参与这项工作，至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24册，约100余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主要由赵丰田阅读和选定所需资料，“再将选录的资料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定出纲目，加上说明性的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丁文江则“不定期地前来了解编辑情况，及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第一稿出来后，丁文江认为篇幅太大，要赵丰田“大加削简后，再送给他审阅”。 　　1934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研院总干事后，赵亦于1935年初从北平移居南京中研院，以就近丁文江，便于工作，赵对第一稿“进行删削”。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去世，翁文灏“接替主管《梁谱》编辑工作”，至1936年5月赵完成了第二稿，约80万字（赵丰田估“六七十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三阶段。第二稿定稿后，“由翁文灏根据丁文江的原意，题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家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这就是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最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丁文渊称“蓝晒本”）。 　　从《梁谱》工作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主要由丁文江本人承担，第二、三阶段他扮演的是主编和指导者的角色，赵丰田任其助手，从事具体编纂。从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留下的批注，以及赵丰田本人的回忆可以见证这一点。 　　在当时并不便利的环境中，林宰平、丁文江二人切实履行他们的使命，表现了他们对梁任公的忠诚。在近代中国，许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强势的政治集团作为背景依托，否则极为冷落、进展维艰。《饮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幸赖林、丁二人的鼎力撑持，得以出版或告竣，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梁谱》体例上的开创性贡献 　　主持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丁文江在历史学领域为人推重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明显贯彻了丁氏的个人意图和他对《梁谱》的构想。解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通览《梁谱》，我们即可见出其不同于以往年谱的特别之处： 　　第一、搜集材料以积聚书信见长。年谱之撰写创始于唐宋，发达于明清。然在年谱中以聚积未刊书札见长，且篇幅之大空前未有，这是《梁谱》的一大特色，也是它面世后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采用这种方式撰写《梁谱》的一个原因诚如《例言》第二条所揭，“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也就是说，丁文江在设计《梁谱》时，参考了西方传记撰写体例，这一外来因素也就是《梁谱》区别于传统的年谱的特质所在。 　　第二、采用白话文撰写。传统的年谱写作均用文言文，丁文江作为胡适的好友，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使用白话文撰写《梁谱》，这在年谱写作中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例言》第廿二条对此有所说明：“本书叙述文字采用白话，惟以语文之分本无严格标准，故所用者，仅属现代通行之语体而已。”可见，采用白话文撰写《梁谱》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第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采用分节叙述的办法。如《梁谱》1895年条分：（一）二月先生入京会试；（二）三月初成，与南海联合各省公车上书陈时局；（三）新政情形；（四）参与创办强学会；（五）交游。又如1898年条分：（一）入京；（二）俄索旅大事件；（三）开保国会于北京；（四）请变科举；（五）徐致靖之奏荐；（六）诏改八股取士旧制；（七）先生之被召见；（八）改《时务报》为官报；（九）革礼部六堂官职；（十）擢用四京卿；（十一）政变之作；（十二）逋逃。这些小标题对梁启超本年各个月份的活动有画龙点睛之用。这种按小专题分节叙述的方式，在年谱写作中可以说也是一个创试。这种方式，显然更易掌握谱主某年的主要事迹。 　　第四、每年开首载有当年发生大事和对谱主本年事迹的综述。前者可帮助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后者则便于读者对谱主当年事迹有一提纲挈领的了解。 　　第五、创设“年谱长编”这一体裁。丁文江原有写作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之打算，“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他先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编纂成一部年谱长编。这样一种想法，可能是从胡适那里得到启发。梁启超去世时，胡适结合教学需要，正在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以为其所拟撰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作准备。《梁谱》采用“分节叙述”、每年先对当年发生的大事和谱主本年事迹作一简要交待，这样一种写法，实有为其传记作准备的意味。《梁谱》篇幅之长，为此前年谱之未有，盖因其为一资料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作为年谱长编的创试，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历史学者撰写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年谱时，亦喜采用这样一种体裁，如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汤志钧编撰的《章太炎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即为接踵《梁谱》而来的后起之作，在体例上，它们明显依循《梁谱》的轨辙。 　　但《梁谱》诚如其最初题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毕竟还是一部稿本，内中明显存有需要进一步修订、改善之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梁谱》（油印本）来看，应该说它还是一部未完成的“大书”，全书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1900年）先生二十八岁”这一年，的确是“依照各事的先后，分节叙述”的做法处理，此后的年份则只有1908年如此处理。其他年份则未见“分节叙述”的情形了。《例言》第廿三条“本书原拟为《大事年表》及《人名录》两篇附载于后，兹以时间仓卒及篇幅过多之故，未能编入，拟俟再版时补缀”。第廿四条“本书除信件材料不便亦不必再作目录外，为便于读者参考计，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这两条均未及完成。可见后面的整理、修订工作尚未及进行。胡适当年阅读时，还发现《梁谱》“因为原料实在太多，赵君句读标点也不免偶有小错误”。尽管如此，胡适当年仍大加褒奖和推荐这部书：“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梁谱》新版整理说明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著先后出版三个中文版本、一个日文译本，分别为1936年5月完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据“油印本”正式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岩波书店2004年11月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日译本。 　　我们此次整理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油印本”为底本，参校台北世界书局的“初稿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长编本”，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修订，修订的原则是：一、保持原稿内容不变；二、主要是对文字刊误；三、对原稿某些引文误植据原作加以校订；四、对“初稿本”和“长编本”所出现的文字处理歧异酌加“编者注（按）”说明；五、对“油印本”的某些错误加“编者注（按）”订正；六、“油印本”原有的“江注”（丁文江注）和其他注释则一仍其旧；七、“初稿本”、“长编本”所新加的某些“注（按）”酌情保留；八、书名改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九、书后新增《人名索引》，以便检索使用。希望新版的发行能满足当代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广其流行。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丁文江主编，欧阳哲生整理，中华书局即将出版。本文为该书“整理说明”，本报发表时有删节，并在文字上略有改动。)

飞天头饰

    名家扬之水讲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近年致力于古诗文名物及宋元明金银器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等。

　　奢华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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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的“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一书起名曰“奢华之色”，虽然并不十分理想，但多少表达了我的一点意思。在这里，“奢华”与“色”是可以互为修饰的：甲、奢华的色彩是如此这般；乙、如此这般的色彩，便是奢华。然而所谓“奢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风气，不同的语境之下，含义各有不同。它可以带有崇尚的色彩，也可以含有批判的语气。这里对它的使用，只是作为一种描述的性质，即对金银器之品格的描述，那么不妨说它是中性的。

　　中国传统重玉，玉很早即被赋予很多优秀的品质，并且与金石书画一样，均入收藏。金银则不然，——如果玉的品格属之于“雅”，那么金银该算作“俗”。金银器首先是财富，艺术品的意义尚在其次，而通过销熔的办法又可使之反复改变形态以从时尚，因此人们并不存心使它传之久远。也因此今天所能见到的金银器中的两大类，即首饰与器皿，清代以前之物，多出自窖藏或墓葬，很少为传世品。

　　金银器两大类之一的首饰，是尤为活色生香的部分，它不仅是财富与艺术的合一，也因为它所具有的展示性而成为生活时尚不可忽略的一个风向标。当日工艺品的流行题材差不多都出现于金银首饰，虽方寸之地，却几乎是时代纹样之聚珍。与其他门类相比，金银器皿和金银首饰的制作工艺算不得复杂，因此这里便格外显示出设计的重要。在古典时代，这种不断发现构图原素的创意，该会为追逐时尚的人们带来特别的欣喜。

　　如果说明清是吉祥图案发展成熟并且趋于程式化的时代，那么宋元便可以说是它的孕育期。这时候金银首饰的图式安排常常借助于绘画，特别是精细的写实风格的院画，——或移植，或改造，或仅取其意，而在对两宋花卉翎毛、山水人物等题材不断借鉴的过程中，逐步提取并形成了吉祥图案的各种题材。不过以纹样中各个物事的谐音构成吉祥寓意的做法，宋元时代还没有普遍应用。并且此际的金银器纹样尚多在其中保存了绘画原有的田园意趣，工艺与绘画尚未截然趋向两途。至于明代，则几乎一切花草禽鸟均被组织为各种祥瑞图案，且以纹样中各个物事的谐音构成吉祥之意，而与文人雅尚差不多已经完全脱离。

　　“奢华之色”中遴选的一器一物，是中国古代设计史中具体而微的实例，也是时代风尚的细节构成。又不仅仅是艺术语汇，也还可以说，它是与小说，绘画，瓷器、漆器等工艺品共同构成的时代叙事。

    对1500年-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重新进行解读，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试图还原欧洲早期汉学兴起的历史真相。

李真

域外汉学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领域，因为其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近年来愈加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胡适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言“西人之治汉学者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其言确矣。 　　如果要追溯域外汉学的源头，就必须要回到中西初识的原点，回到大航海时代， 在充满了冒险与激情、交流与碰撞的历史中，去梳理西方关于中国知识的脉络，去回顾双方从器物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了解过程。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西平先生所著《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一书，或能从中学与西学会通的视角予以我们很多新的思考与启发。该书站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互动的角度，对1500年—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重新进行了解读，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试图还原欧洲早期汉学兴起的历史真相。 　　当代汉学研究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上急需一个新的解读历史的途径，即试图打通“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通常认为，这两个方面是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两个历史事件。事实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是隶属于欧洲早期汉学这一整体的。正是由于中学与西学两方面的贡献，明末来华传教士的领军人物利玛窦才成为了西方汉学的奠基人，他的汉学成就不仅仅在于一部用拉丁文写成的《中国札记》，还有他用中文撰写的20多部著作，例如著名的《天主实义》、《交友论》等。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和西文论著不仅是欧洲汉学的基础文献，同时，这些论著中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史料，也为今天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原始材料。由此，当年梁公所倡导的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才开始有了一个真实的切入点。 　　中西两大文明的碰撞必然带来相互的对话与交流。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孟德卫（DavidE.Mun鄄gello）在其代表作《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中所指明的那样，在1500年到1800年的这三百年间，正是全球化初始的开端，中国与西方对彼此都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在一个较为平等、宽容的状态下展开对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对方。如果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与孟德卫的著作相比较，会发现两者都把对传教士的研究放入中西文化互动中进行把握，只不过孟德卫教授主要关注传教士的西文文献，以此为基础进行汉学的阐释；而张西平教授则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传教士大量被忽略的中文著作上，强调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在后现代的历史观中，后殖民主义理论直接涉及到对西方汉学的理解。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采用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解读17至18世纪的欧洲汉学。张西平教授在书中对这样的做法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对后现代的历史观开始反思。当传教士将中国介绍给欧洲时，引起了欧洲的想象，此时他们眼中的中国多半是从自己的文化需要出发，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一些问题。但这种理论没有区分哪些是真实的知识，哪些是欧洲自己的想象。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中，作者详尽考察了关于中国的知识在17至18世纪向欧洲传播的实际过程，既揭示了传教士从护教的角度对中国报道的曲解，也揭示了传教士汉学向西方读者传递了哪些真实的知识。不可否认，传教士在汉学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研究”，而开始了一种以原始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欧洲了解遥远的东方帝国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因此，作者主张要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既不能只看到知识的真实而忘记产生知识背后的权利，也不能因为了解到知识背后的权利对知识产生的影响而完全否认知识”。 　　在内容上，作者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历史大背景的宏观论述上，而以相当的章节逐一介绍了那些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从“明末来华的第一人”罗明坚、“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之利玛窦，到“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卫匡国、“中国儒学西传的功臣”之柏应理，再到“索隐派汉学家的代表”白晋、“传教士优秀的语文学家”马若瑟……这些传教士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著述，在作者笔下一一道来，细细品就，其间还穿插了诸如明清之变、中国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历史史实作为补充和扩展，使得这些人物的研究更为具体和丰满。 　　本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书中为汉学这一领域的后学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学术天地，不仅对数十部珍贵的文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外还介绍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涉华珍籍。在这些著作中，还包括不少作者在意大利梵蒂冈图书馆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的珍贵手稿，例如罗明坚鲜为人知的34首汉文诗，书中全部都抄录了下来，并从西方人汉语学习史的角度进行了新的阐释。 　　这部《欧洲早期汉学史》，不仅仅为我们叙述了早期欧洲汉学形成的历史和中西初识的过程，同时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在运用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汉学研究时如何保持中国的文化自觉。从这一意义上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汉学的学科领域内，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欧洲早期汉学史》，张西平著，中华书局2009年1月，56.00元

　　本书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国学入门读物。作者以浅显流畅的笔触，首先对国学作了概述，进而分章节对语言文字、史学、哲学、文学、自然科学、艺术及其代表性的人物、派别和学术观点予以介绍，并作了评述。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关于国学的较为全面的概念；有志于深入研究者，亦可通过本书探寻进入国学殿堂之门径。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著有六部语言学专著以及20余部历史，地理、国际关系、青年修养等社会科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其中《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等文化普及读物，均曾产生过较大影响。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发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氏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没有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国学的分科

　　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的，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整个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贡献。但就个人才性及用力深浅说，不能不有所侧重；所以一些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如朱熹以理学著名，李白以诗著名，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

　　曾国藩把学术分成 “义理”（即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即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做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的范围以内。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第一，词章第二，考据最末，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义理之学，照理应该有老学、墨学等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

　　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

　　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声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

内容摘要: 说起来，我能读到《管风琴看听读》这本书，一大半要归功于网络。管风琴是乐器中的古董，我却是通过网络这个最现代化的手段对其从几乎一无所知到初有了解。” 　　《管风琴看听读》，马慧元/著，中华书局2009年版

说起来，我能读到《管风琴看听读》这本书，一大半要归功于网络。 　　两年前，有一天等人时拿本刚买的《万象》杂志打发时间，翻到《钢琴节花絮》一篇，忽然有个句子让我眼前一亮：“……装饰音是如此重要，它要轻轻飘浮，落得稳妥，要缠绵并且清脆，要跟前后文自圆其说而不突兀……”因曾有数年琴童母亲的经历，多少知道达到这境界需要多么长久艰苦的训练。而且，关于装饰音，那些和女儿一起反复地聆听、唱谱、练习，跟一首曲子缠斗几个月时朦朦胧胧的感觉，作者竟写得那么准确那么美。接着读下去，仍然是对钢琴节上各位演奏家的描写，每个人的个性和演奏风格都跃然纸上。可以肯定，没有演奏经验的人绝无法在音乐技术的层面描述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一个演奏家同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比大熊猫更稀少，至少也是庶几近之。赶紧翻回上一页细看，标题下是马慧元这个陌生的名字。 　　倒退个十年八年，发现了一个心仪的作家，尤其是相对冷门点的，想知道她出过书吗？哪里能买到？根本无从入手。然而网络时代就不同了，上网奔赴网上书店，键入马慧元三个字搜索，一秒钟后就有两本书列出来：《北方人的巴赫》和《管风琴手记》，立刻迫不及待地下了订单。其中《管风琴手记》前的作者介绍是这样写的：“马慧元，作家，赴美留学生，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长期为《爱乐》《万象》《音乐爱好者》《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热爱音乐，爱到无限，弹奏钢琴十余年，最擅长的、最钟爱的还是管风琴，曾从师学习数年。她敏锐的心智对音乐，特别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巴赫的管风琴曲，有着独特深切的体验。” 　　更大的惊喜还在一年后，读过这两本书后循例把它们加入我在豆瓣的“我读过”书单，有一天上豆瓣时忽然发现，我的主页上豆瓣给我推荐的书目里有一本《管风琴看听读》，点进去一看，原来马慧元又出新书了――来自服务器和程序的体贴入微，有时候比来自于人的更加靠谱。 　　买了《管风琴看听读》后，有阵子每天在电脑前读一两篇，同时把文中提到的曲目上网搜音频来听，可喜大部分都能搜到。黑胶唱片和发烧CD虽好，却没这么手到擒来。在相关的背景音乐下读那些灵动优美的词句，对音乐和文字的理解都能更加深切。有时，作为音乐门外汉，还必须去搜一下“赋格”、“康塔塔”等词条来学习一下其准确定义。且听且读中仍有挥之不去的遗憾：如果对音乐再知道得多一点，应该会更准确地理解这锦绣文字所表达的内涵吧。 　　后来在豆瓣上发现马慧元的主页并加了关注。由此常常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她的一些随笔，大部分文字写的仍是音乐，而她网络上的ID，就叫做“管风琴”。 　　管风琴是乐器中的古董，我却是通过网络这个最现代化的手段对其从几乎一无所知到初有了解。对于音乐，我顶破天也就算个爱好者，大概一辈子也没办法用自己的手指弹出一个及格的装饰音来。作者所钟爱和描写的管风琴，它的声音和旋律常常是书中所言需要“用耐心收获理解”的。在反复的阅读和聆听中，有些时候，耳机中传来的声音忽然会让人有瞬间的悸动和热血沸腾。还是作者的表达最为生动：“在音乐激发的幻觉中，世界奇迹般地伸展开来，生命里的谦卑和骄傲都展示了真实的面孔，种种坚执、顺服和虚怀若谷，也在世上纷纷各就各位。这些时刻是上帝送给大家多么美的礼物。” 　　《管风琴看听读》，马慧元/著，中华书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