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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尽管近年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图书走得还不够远，版权贸易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港台、日韩、东南亚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和国家，能够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的图书寥寥无几。如何打破僵局，成了中国出版工作者思考和探索的难题。《于丹〈论语〉心得》走向世界的过程和取得的成绩也许部分回答了“中国出版如何走得更远”这个问题。

　　从乏人问津到炙手可热

　　“上星期，《于丹〈论语〉心得》土耳其版的合同已经签订，现在以色列版的合同也差不多了，只有几个细节再敲定一下就可以签了。”7月15日，在中华书局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总经理李岩说，“现在是人家主动找我们要版权，当初可不是这样的，我们送上门，他们都不要。”

　　李岩所说的“他们”是几家知名的欧美图书版权代理机构。

　　2006年底，《于丹〈论语〉心得》上市刚一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册，中华书局觉得这是开展“走出去”工作的一个好项目，于是一系列版权谈判紧锣密鼓地开展，亚洲地区率先突破，顺利输出：繁体字版落户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韩文版落户韩国恒富出版社，日文版落户日本讲谈社。《于丹〈论语〉心得》在当地掀起一股“论语热”。

　　“当时我们也找了几家在中国有办事处的欧美版权代理公司，但反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李岩说，这些代理公司关注的领域集中在文学类和财经类图书上。对于《于丹〈论语〉心得》他们一致的看法是，这是一本“很中国”的图书，中国人喜欢，但是要让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欧美读者接受一名中国教授关于中国传统经典的解读，难度实在太高。他们不愿意冒风险代理这样一本书。“我们直接去找出版社是没用的，必须通过代理，因为欧美出版业80%、90%的图书都是通过版权代理来做的，不通过他们，（中国图书）很难进入主流市场。”李岩说，输出欧美的事就暂时搁置了。

　　转机出现在2007年下半年。随着《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国的持续热销以及“于丹现象”和“国学热”所引起的广泛报道与争论，欧美媒体终于注意到这本书。“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媒体接连采访于丹，我也参加了几次，”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外国记者的提问集中在一点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是什么？他们觉得，于丹的这本书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

　　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为接下来的版权输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007年9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华书局成为多家欧美版权代理公司联络的焦点，纷纷与中华书局探讨《于丹〈论语〉心得》欧美地区版权的专有代理的可能性。经过慎重选择，中华书局最终确定了三家国际代理公司，并跟他们逐一做了细致和认真的沟通。

　　在此期间，旅英华裔女作家欣然的出现使得这本书最终落户英国。欣然的丈夫托比·伊迪是资深国际图书版权代理，在欧美出版界人脉广泛，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都由他的公司代理版权；更难得的是，他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集团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不过，当时尽管有欣然的大力推荐，但托比身边也有许多反对的声音。托比自己心中也有一个疑问：“这本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他不可能仅仅因为在中国销了500万册就决定代理版权，”顾青说，“他们运作一本书是非常慎重的。”

　　“坏翻译会杀死一本好书”

　　托比·伊迪决定来北京见见作者，同时和中华书局谈谈合作的可能性。令他没想到的是，迎接他的除了热情的接待、沁人的茶香之外，还有中华书局“苛刻”的条件。

　　顾青说：“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当时提的这些条件有点苛刻，我在那儿一条一条说的时候，我们同去的几个同事一个劲儿向我撇嘴，暗示我快别说了。可是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图书恐怕也很难进入欧美主流市场。”

　　那么顾青提的条件是什么呢？而托比·伊迪为何又能接受呢？

　　首先是译者的问题。对译者，中华书局提了三个要求：第一，译者必须以英语为母语。第二，译者必须有中国文化背景，比如说是学中国文学出身的，最好是汉学家。第三，必须有在中国生活三年以上的经历。

　　其次，对译稿，中华书局也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译稿里面涉及的《论语》原文必须经典化。中华书局指明要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汉学家刘殿爵的译著。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被西方公认是最好的一种，准确、平实、地道，已被收录到世界知名的“企鹅经典丛书”之中。第二，不仅要把意思翻译出来，而且能够传神，能够反映作者的文风，英语读者读到的应该是一篇漂亮的散文，而不是一个译本。第三，译稿必须经中华书局审定后才能付印。

　　“我当时强调这些条件必须落实到合同里，否则就不能授权。”令顾青意外的是，听完了他的这些要求，托比·伊迪突然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坏翻译会杀死一本好书。你的要求我完全赞同。”他说，“我看到了你们的诚意。”他也终于想清楚了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本书介绍给西方读者。托比说：“于丹所做的工作就是拂去放在博古架上的经典的灰尘，让经典走向大众。这本书已经感动了中国，我相信它也会感动世界。”

　　双方签订了《于丹〈论语〉心得》的版权代理协议。

　　很快，托比·伊迪的版权代理公司找到了一位完全符合中华书局要求的译者，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狄星。狄星的原名叫爱普特，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中文专业出身，有丰富的翻译中国作品的经验，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5年，还嫁给了一位中国人。“爱普特跟我说，她的理想就是如何做好一个中国媳妇儿，她非常风趣，工作起来认真得要命。”顾青说。

　　为了这份译稿，狄星、托比·伊迪和中华书局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狄星曾三次飞到中国，拿着译稿和于丹躲在宾馆里一条一条地核实，最长的一次整整四天没出宾馆，认真到了较真儿的地步。而托比·伊迪首先让公司员工阅读译稿，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又把译稿交给美国出版界的十几位编辑朋友审读。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又请了外文局的外国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英文编辑、中译公司的年轻英文翻译共同审阅。李岩说，“这份译稿我们已经记不清打磨了多少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译稿最终赢得了欧美出版界一致的好评。后来的德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主要是以这份英语译文为基础进行翻译的。李岩说：“事实证明，在翻译上花了这么多心血是值得的，书译得好，适合西方人的阅读需要，为后来的发行成功打下了基础。”

　　10万英镑预付版税创纪录

　　在打磨译本期间，托比·伊迪也在为《于丹〈论语〉心得》全球英文版挑选出版商。他向中华书局推荐了英国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这家出版社具有一百多年历史，以其高质量的图书和期刊闻名于世。

　　李岩说：“建国以来中华书局还从未有过向欧美国家输出版权的经历。怎么报价、怎么签合同，我们也没经验，这里托比·伊迪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在托比·伊迪公司专业化的规范运作下，双方很快就合同细节达成一致，麦克米伦给出了10万英镑的预付版税。李岩说，这是一个“只有英语读物主流畅销类产品才会有的报价”，打破了2005年企鹅公司购买《狼图腾》时出价10万美元的中文版权输出纪录。

　　而和国际大公司合作的优势也立刻体现出来。在合同签订的同时，麦克米伦公司就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全球推广计划，将《于丹〈论语〉心得》列入重点项目。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的大幅看板出现在麦克米伦公司的展台，引起广泛瞩目。书展期间，在托比·伊迪的安排下，顾青和同事们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和一家又一家欧美出版社谈判，打开了这本中国书的世界之旅。

　　目前，英国提交的年度销售报告显示《于丹〈论语〉心得》的英、欧、美以及亚太地区的精装版已于上市半年后告罄，共计23000册，目前平装本已经摆上了各大书店。该书在法国翻译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已连续12周上榜，最高第2名，最低第9名，法语版目前已销售5.4万册。匈牙利版《于丹〈论语〉心得》被提名为2009年匈牙利封面美装奖。

　　无论是版权签约数，还是实际印刷数，《于丹〈论语〉心得》均创造了近年来中文图书的最高纪录。截至今年7月，该书海外版权共签约33个，涉及28个语种、33个版本，目前已经出版的有繁体、韩、日、英、德、意、西、荷、法、葡、希、挪威、芬兰、瑞典、冰岛、印尼、匈等17个语种的22个版本，实际印刷18万册，版权收益到账203.9万元人民币，相当于销售中文版64万册的利润。

　　“对于中华书局而言，收获的不仅仅是利润，更重要的是通过《于丹〈论语〉心得》，我们第一次亲身体验了什么是国际出版规则，增强了我们走出去的信心。”李岩说。

　　人物名片：

　　于涛，山东济南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著作有《三国前传》、《走近曹操》。

　　７月１１日下午，于涛在宁波书城四楼报告厅“说曹操”，并为宁波读者签售中华书局出品的新作《走近曹操》。

　　本报记者陈晓旻

　　记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作《走近曹操》吧。

　　于涛：这本书的主线就是曹操的理想，而他的理想可以被概括成八个字“立军为民，天下太平”。

　　我不是单一地缀述史实，也不是重在分析史料，而是对人物多了一份人文的关怀、同情和理解。不只是从专业史学研究的角度还原曹操的形象和言行，更是要走近人物的内心，探寻他内心纠结的奥秘，并给我们当下一些启示，一些关怀。

　　记者：那通过什么方式走近呢？

　　于涛：走近的过程，要是从历史研究的手段来讲，王国维先生倡导的是“双重证据法”，一重证据来自于地下，一重证据来自于传世文献，而现代学者为历史研究又增加了一重方法，“走入田野”，现在被称之为“三重证据法”。如果我们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无法还原历史，无法接近历史真相时，是不是能够在田野当中，在曾经古人经历过的那些场景中找到古人的踪迹，寻找到一些我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感受。

　　不过判断史料是否真实确实比较难。有人说研究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宋元以后，需要材料；二是宋元以前，需要才智。就是说宋元以及以后的史料特别多，只需要收集、整理、分解、判断就可以，而宋元以前的相对少，越往前越少，当然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认为对史书材料的剥离很重要。很多材料不可避免地有主观色彩，有些可以通过我们的知识、技术和研究可以断定，被称之为第一层次的材料，如官方的布告、文件等。但更多的是没有旁证的第二层次的材料的堆积。还有第三层次的材料，如遗闻轶事，特别是对曹操情节化的描述。我们知道，孤证难立，那就要尽量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摘除“有色眼镜”，公平公正地看待历史，按照历史的轨迹去接近他。

　　记者：您心目中的曹操是一个怎样的人？

　　于涛：他首先是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成长轨迹，一旦把他标定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时候，就已经拉开了与普通大众的距离。

　　我们从小建立了朴素而简单的历史观，那就是好和坏的判断，这样也许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历史，但也注定容易产生误读，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１８００多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角色通常是“白脸”：狡诈、歹毒、阴险、多疑等。但其实曹操有理想、有社会关怀、有敬畏之心，又智慧、务实等众多的优点。我曾在新加坡的学校中做过调查，选取三国中曹操、刘备、关羽等多个人物，问学生愿意做谁？结果８０％的学生选择做曹操，他们的理由是曹操是个很真实的、乐观现实的人。现实中的曹操经常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他是个“减压型”的人。哪怕在让他伤筋动骨的“赤壁之战”后，依然能仰天长笑，说出“能够活着走出来当然应该高兴”这样的话，证明了他的乐观和百折不挠。在历史上，大家可以拿曹操开玩笑，但绝对不会拿刘邦、秦始皇开玩笑。

　　同时，曹操具有很大的社会关怀，是个从现实走向理想，为社会树立终极目标的人。当然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社会大环境，尽管２０岁之前的曹操“不治行业”，但在２０岁之后，他却忽然转型，和当时的一群年轻人一起充满理想——“澄清天下”、“除残去秽”，因为当时的社会处于无规则的混乱之中，他们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建立有规则的社会。曹操的《对酒》一诗中就具体勾画过这一理想：君主贤明、大臣忠良、百姓安居乐业……这不仅是曹操的终极理想，也是汉末精英们的终极理想，也是古代中国人的终极理想。哪怕在人生的终点时候，曹操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尚未安定的“天下”。

　　所以，曹操既不是“白脸”，也不是“红脸”，而是实实在在、完完全全的人。希望我的讲述能走近历史上真实、多面的曹操。

　　记者：同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三国，易中天《品三国》曾经红极一时，您有心理压力吗？您会用怎样的视角？

　　于涛：压力谈不上。其实我最想讲的就是三国。讲曹操对于我来说只是很小的积累，对于那段历史来说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如果讲三国，将可以动用我全部的资源、学识，可以多角度、多维度地展现色彩绚烂、场景宏大的三国历史。现在我只能讲陪伴曹操度过一生的重点人物，一旦讲三国，还可以将众多次重点级的人物、非重点级的人物展现出来，让读者和观众触摸到更真实、更立体感的历史时空中各种人物。只从伟大的人物着手，对于丰富的三国历史还是一种缺憾。

　　记者：您此次将要走遍全国与曹操有关的１２个城市，包括亳州、合肥、洛阳、许昌、临漳等地，但却没有河南安阳。是否表明您不认同这个是曹操墓？

　　于涛：要判断是不是曹操墓，依据是考古专家提供给我们的一份相对科学完整的报告，这才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共同“原点”。据我所知，这份报告将在今年８月份的考古权威杂志上发表，我想在看到这份报告后，才能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来论证这是否就是曹操的墓。

　　现在更多的是媒体的声音，嫁接了一些专家的声音。所以只能这么讲，称之为“曹操墓”，那只是媒体的说法，或者说是别人的意见，用我的话来讲它应该叫安丰一号墓或者安丰二号墓。对于考古，我们不能那么随意下结论，也不要随意地扩大和演化。

　　但反过来，中国考古发现过那么多的帝王陵墓，为什么大家独对“曹操墓”那么感兴趣，也说明曹操是有色彩的，他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我们对这个历史人物是倾注了感情的。

　　记者：您之前出版的《三国前传》，不仅在大陆受到好评，翻译成日文版后还在日本深受欢迎，日本人是怎么研究曹操的呢？

　　于涛：在日本人眼中，曹操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英雄。日本人对于历史的研究有固定的传统，那就是充满敬畏，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研究非常细致，同样研究曹操的著作，种类特别丰富多彩，分成很多板块，有学术研究的、大众普及的、学生读的、幼儿看的、企业管理的等等，还可能为了某一个章节专门组成读书会来讨论研究，通常是民间自发的，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好历史的人群组成，包括研究经费也来自民间。

　　记者：听说您研究曹操很多年，出于怎样的机缘呢？

　　于涛：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对于艺术史非常感兴趣，那时最想去的地方是敦煌，为了去敦煌了解艺术史，我还把敦煌每个洞库名和菩萨名都背熟了。后来偶然了解到了群雄逐鹿中原的“汉魏之际”（公元１８９年洛阳政变—２２０年曹丕登基）那段历史，不小心一头扎了进去，太多的问题在你面前展开，却又无法轻易解开，甚至完全不按照逻辑发展，所以我特别想辨析清楚那一个个具体问题，还有那整段历史的有关问题，一旦专业化就会产生执着。有的问题搁了多年，还是会让你放不下，所以只能继续研究下去了。

　　记者：一部“三国”，智者从中取功利，仁者从中看因果。您如何看待三国文化呢？

　　于涛：我更愿意从大三国的概念去理解三国文化。除了《三国前传》，下半年至明年初我会出版另两部新的著作，内容是关于后三国的。曹操是那个时代的倡导者，他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声音，也是那段历史的高峰，我会按照这种声音延续下去，尽管那时也有很多的杂音，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主流。三国的历史不长，但经历了很多事件，哪怕细微的变化都发人深省。中国的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兵家这些思想，在战国后期形成并且成熟，并从官府和学问家的手中向更下层的人当中扩散和普及。作为一个作者，我希望自己能够提炼出“三国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与广大读者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