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评书的杰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评书代表性传承人的连丽如，将于5月18日至5月27日在地坛公园举办的国际图书节上精彩亮相，她和她的弟子们将首次在书市现场演绎评书，而这也是本届图书节的一大亮点。此外，著名评书艺术家贾建国、连丽如夫妇还将于5月20日上午10时，在地坛公园方泽坛北与读者互动交流，并现场签名售书。

    国际图书节举办期间的每天14时30分到15时30分，逛书市读者和观众将在地坛公园方泽坛免费欣赏到精彩纷呈的北京评书，届时，不仅年过七旬的连丽如先生宝刀不老，亲自上台表演《三国》名篇，其传人王玥波、李菁、吴荻等也会奉上《聊斋》、《杨家将》、《西游记》等精彩段落，评书说唱艺术的独特魅力会让您不虚此行，大呼过瘾。

    在国家加大对重大出版项目的引导和资金扶持背景下，出版机构何响应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政策要求，做好重大项目出版工作，成为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出版机构如何进行资源整合、更有效地组织重大出版项目的立项和资金申请，如何开展重大项目出版工程的管理和后期宣传推广工作，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情况交流，不仅可以展示出版机构新时期的重大出版工程面貌，还有助于出版机构交流经验分享成功之道。

    Q1：近期推出了哪些重大出版项目？
    Q2：现阶段操作和正在申请的重大出版项目侧重于哪些类型？
    Q3：正在操作的重大出版项目在资金等方面得到了哪些支持？
    Q4：重大出版工程的立项和资金申请，哪些环节的工作最重要？
    Q5：怎样对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进行高效优质的管理？
    Q6：怎样对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进行宣传和推广？

精华提炼
    重大出版工程通常投资巨大，需要调动丰富的出版资源，大规模组织有影响力的作者、译者，培养锻炼过硬的编、印、发队伍等。重大出版工程的建设，是提升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品牌形象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重大出版工程立项和资金申请方面，出版机构越来越重视多维度挖掘和表达项目的价值，严把文本关；在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管理上，不少出版机构形成了有效的运作机制，组成分工明确的团队、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最大可能的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对项目实施的进度、编写和印制质量及资金使用进行精细管理。

中华书局总编辑 徐俊

    A1：国家出版基金实施以来，每年中华书局都有重大出版项目获得立项资助，已经出版的有《顾颉刚全集》（全62册）、《中华民国史》（全36册）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受到了广泛好评。
   
   
   
    A2：现阶段操作的重大项目以古代文献整理和重点学术著作为主，已经立项的年度项目有《马王堆简帛文献集成》、《全元诗》、《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另外重大委托项目还有两项：一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另一项是《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
    中华书局以古籍整理和学术专著的出版为主业，始终坚持挺拔主业，做大做强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工作。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形势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要重视文献整理工作。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一直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古籍补贴的支持，在书局也是作为一个独立板块管理，对从事古籍整理项目、参与重大项目的编辑有单独的考核体系，给他们充足的工作空间，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好典籍整理工作，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整理版本。近几年，书局加大了古籍整理编辑的引进，充实古籍编辑队伍，让真正爱好文献与典籍整理的同道有了用武之地，形成了宽松的学习交流氛围，非常有利于整个板块的组约稿和编辑加工工作。
   
   
   
    A3：中华书局连续四年获得立项的国家出版基金年度项目6项，长期项目2项都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资金支持，对于这些大型和特大型项目的正常运转尤为重要。出版行业是微利行业，而重大项目的出版往往需要较长的出版周期，需要投入超出常规的人力和物力，才有可能出版高品质的产品。以国家出版基金为代表的项目资金，对于保障重要项目的运作，尤其是对于古代典籍的整理、稀见文书的整理等工作非常重要。这些项目由于市场需求小，印数低，很难取得经济效益。项目资金的有力支持，从具体层面看，是保障了项目的实施，从宏观层面看，是为保存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符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资金保障对重点项目的开展，其实不只体现在项目本身。实际工作中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对项目出版单位、参与的学术机构，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出版社核心品牌形成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大项目的带动作用。
    另外，国家出版基金严格的管理评审制度，也对项目的实施有很好的推动和监督的作用，尤其表现在出版质量和时间进度方面。
   
   
   
    A4：重大出版工程的立项和资金申请，前期准备工作最为重要。举例来说，2012年度，我局《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这与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密不可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是我们跟踪了多年的项目，从前期发现，到洽谈合作、扫描整理，我们了解整个工作的流程，这对我们判断项目的价值尤为重要。按照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的要求，我们在申报之前准备了样稿、推荐意见等必备文件，并对项目做了详细介绍，包括档案保存现状、基本内容、学术价值、出版计划与进度、整理出版的主要环节以及关于经费使用的说明等。详细的资料准备为我们的项目申报提供了基本条件。
   
   
   
    A5：重大出版工程的管理我们一直在摸索中，局领导分工主管、部门责任落实到人，特别强调“过程管理”，保证质量和进度，逐渐形成了一些制度。2011年《中华民国史》（全36册）的顺利出版，就是得益于大项目管理制度的有效运作。《中华民国史》总计约2100万字，项目要求2011年9月结项，而书局也希望赶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之前完成出版，因此时间非常紧迫。为此我们专门制定了大项目管理制度，排定时间表，建立每两周一次的大项目例会制度，确定项目协调人，分工负责，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调动其他编辑、校对人员共同参与工作，形成合力。由于书稿量大，情况复杂，编辑编定了“《中华民国史》基本体例及校对注意事项”，并不断增补新内容，保证参与人员在统一标准下审读书稿。在项目后期，我们集中作者与编辑一起，进行全面的统稿定稿工作，保证了项目的质量。《中华民国史》在结项评审中获得优秀。大项目的实施时间较长，编辑同志都能够任劳任怨，不计报酬，书局为奖励大项目参与人员的奉献精神，提前发放了部分项目奖金。
   
   
   
    A6：还是以《中华民国史》为例。《中华民国史》出版以后，召开了两个出版座谈会，一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举行，另一个是利用复旦大学召开“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举行。
    座谈会之后，媒体争相对这一重要项目进行了报道。2011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对本书后期主要负责人汪朝光先生的专访，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搜狐网、新浪网、凤凰网都曾放在首页推荐，之后各大媒体以各种形式改头换面，可以说是疯狂转载，《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国内外有多家媒体要求对这本书进行采访，包括新华社、中新社、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文汇报、东方早报、北京日报、新京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人民网，等等，都是影响力一流的报纸和网络。台湾、香港的媒体给与的关注也超过以往任何一本学术著作。作者方也积极配合各种宣传活动，先后接受访问的主要有：汪朝光、金以林、耿云志、杨天石、罗志田、吴景平、章百家、陈铮等，都是近代史学界一流的学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晚报专门拿出四个版面对《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做了报道，书局外网有转载，内容涵盖作者、内容、出版社几个层次，给出专门一个版介绍出版过程和编辑工作，题目是：“一个出版社与一部民国史”，这在我们出版史是比较少见的，可以作为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很好的素材。
    《中华民国史》的宣传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众媒体的宣传；第二个层次是专访、访谈等深入报道；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图书内容的书评笔谈等深入报道。《中华民国史》的成功出版和宣传，提升了中华书局的品牌，接续了我们与近代史学术界的关系，并且带来后续的合作。

吴荣曾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07 版）
    我是1950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本来我年幼的时候对文学很喜欢，所以当时考虑，将来是不是学隋唐史，但是自从听了张政烺先生课以后，完全改变了。我过去没有听过先秦史内容有那么精彩的，觉得我这辈子就学先秦史了，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也没动摇过。

    我从1955年开始做张先生助教。张先生才智过人，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也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你问他一个材料，他可以知道在什么书里面，有的甚至在多少卷里面他都能记起。

    一般搞文史的人，数理这方面比较差，可是张先生例外。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学时代，数学非常好，所以高中毕业以后，要考大学了，他准备考清华数学系。当时有一个人出来，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许骏斋（许维遹）先生。因为他和许先生是同乡，山东荣城的，同时又是中学的同学，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张先生要考大学报名的时候，许先生就自告奋勇，替他报了一个北大历史系。张先生一点儿都不知道，说连报名费都是许先生给他出的。正因为这样，从此他就一辈子从事文史工作了。张先生说，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对天文这些东西比较害怕，因为不懂，张先生对这些比较熟悉，这是别人不具备的条件。

    张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生苦读，因为他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其它的都很少，除了我知道他喜欢看戏，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了。看京戏，甚至看地方戏，有时候他跟我推荐说浙江婺剧很好，因为这是中国一个比较老的剧种，后来昆剧也是通过婺剧出来的。

    他跟我讲，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白天也没事，但是你上班还得去上，所以他每天干什么呢？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在书架旁边拿书看。别人看书是一本本看，一摞一摞地看，张先生一架子一架子地看，这两天看这一架，过两天看第二架，所以在李庄那几年他读了相当多的书，他后来的饱学，跟这个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他跟我讲，他看的书里面很多是丛书，里面什么内容都有，所以张先生的知识领域非常广阔。我们学校邓广铭先生以前就说，张先生是三教九流，什么都懂。确实是这样的，大家有不太懂的，比较冷僻的就找他问，他都能解答出来。

    另外，他后来对宋史很熟悉，这跟他一架子一架子读书很有关系，他说那些丛书里面，关于宋人的笔记很多，所以他对宋人笔记很熟悉。

    邓广铭还评价说，石头瓦块这些东西，到张先生手里都会变成学问，从破砖烂瓦里，他都能够研究出很多名堂来。比如说铜镜，当时张先生也很注意。西汉铜镜里面很多都有铭文，有时候是7个字一句的，例如头一句就说“汉有善铜出丹阳”，这就是一个七字句。张先生就根据这个说明中国古代本来是四言，后来是五言，到最后是七言出来了，到后来七言律诗就有了。他说这种俗文学就影响了中国整个诗词的文体。

    当时张先生对学术学问的态度非常公开，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文章是天下之公器，不能随便垄断。

    我们历史系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俞伟超，他根据张先生的观点展开写成一本书，就是关于东汉“僤”的。我还有一个同学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国七言诗起源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来自张先生的启发。张先生非常开明，对学生把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发表从不生气，因为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根据自己的琢磨研究再来发表的，认为不应该由自己来垄断。

    我觉得张先生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就是他不仅精通上古的历史，他对后代历史也不生疏，也很熟，这是我们搞古代史的人很难做到的。我们看自己这段的书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看别的段的书，张先生做到了，所以我说张先生真的是博闻强记。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书读的太多。我们说中国各代历史彼此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中国古人也有这个传统，像清朝学者，有的都是读《史记》贯下来的，不是像我们现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不是你搞这段历史，他搞那段历史，它是通的。张先生是继承了清朝人的这个传统，讲历史都是通的。他讲课的时候，往往会蹦出一句话来，说这个在辽代怎么样，清朝是怎么样的，满洲人是怎么样的，可见他对其它史都非常熟。

    （标题均为编者所拟）

李 零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07 版）
    张政烺先生学问大，不用我来评价。我只是张先生晚年的一个学生，很多前辈师长比我更了解先生，不用我来多嘴。作为他的学生，我只想讲点当学生的体会。

    首先，我想说的是，小学和中学时代，我是个坏学生。正是因为坏，所以咬牙跺脚发毒誓，将来一定要当个好老师。我原来的梦想是当个小学老师或中学老师，但插队期间，我真的当了老师，感觉很失败。我没想到后来会当大学老师，更没想到会拜在名师的门下，做我一生最想做的事。

    其次，老实交待，我根本没上过大学。小学、中学都教不好，怎么教大学？今天，我之所以能站在大学的讲堂上，在张先生执教过的大学教书，实在非常幸运。我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引领我走进学术之门的老师。比如俞伟超、李学勤、裘锡圭三位老师，他们都帮我改过文章。当时，俞老师给我鼓励最多，我叫“第一推动力”。我是在他的鼓励下，才报考研究生。当然，如果没有刘仰峤先生推荐和夏鼐先生安排，我也无缘于此。我当研究生是在1979年。最初，考古所是请唐兰先生当我的导师，但他突然去世，才请张先生当我的导师。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大家都看到了，他可不是那种手把手、站不直了就拿脚踹的老师。那是戏班子的班主，不是我理想的老师。我的老师，天高任鸟飞，后面没有风筝线。古之所谓师，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他是不问不教，但有问必答。他自己惜墨如金，但鼓励我多读勤写早出成果。比如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就是由张先生推荐并题写书名，于198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古人说，孔子学无常师。学无常师才能成其大。张先生是很多老师的老师，但他并不想当唯一的老师。我的老师不止一人。比如王世民老师、张长寿老师就是我在考古所的老师。我对张先生最最佩服的一点，说实话，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不传衣钵，不立山头，不拉队伍。学问越大，人越谦虚。人越谦虚，越能容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大家都愿意当他的学生。

    第三，现在执教北大，我一直在想，老师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理解，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学生并不是老师的私属。张先生在北大任教的年代，师生关系远比现在松散，凡是在校听课的人都是张先生的学生，张先生是大家的老师，不只是某几个人的老师，学术更有天下公器的味道。不像现在，老师拿学生当子弟兵或打工仔。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拉拉扯扯，彼此都用得着。张先生绝不是这样的老师。我记得，2007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个教中文的老师跟他的美国学生说，你可别忘了呀，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生父母”，这个学生毫无反应。因为美国没有什么“终生父母”。父母管小孩，顶多十几年，孩子一大，就自谋生路。人家没有啃老族，也没有啃小族。我理解，老师不是爸爸，他的职责不是给学生找工作，甚至找媳妇。明清小说不是有句话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理解，老师就是帮助学生做梦的人，“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梦是学生的梦，不是老师的梦。学生传老师的道，受老师的业，那是精神的继承，不是名位的继承。名分并不重要。凡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是学生；凡不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不是学生。甭管本事多大，地位多高，就是登记在册，甚至登堂入室，也照样算不得学生。

    第四，张先生为人木讷，不善言辞，很多听过张先生讲课的前辈都说，讲课效果不一定太好。他自己说，我这个人，吃饭很慢，走路很慢，说话也很慢。这以今天的标准看，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张先生不是如今那种口若悬河，讲课类似电视表演的老师。但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在我看来，他是个古风犹存的老师，他更像舞雩台下和学生散步、阙里宅中和学生聊天的夫子，授受是在不经意之间。他的宽厚诚笃和寝馈于学是个浑然一体的人格。他是用他的为人教育我们。

    古之从学，都是从人学起。书，只是老师的遗教。

    一个好老师，口才当然重要，但基础的基础是肚里有货。培养学者，尤其如此。他得首先是个合格的学者。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不学无术，何以为师？

    学者本色在于学：热爱学习，善于学习。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一辈子，永远在学，永远在问，永远在做学问。当学生是学，当老师还是学。

    张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我们大家的好老师。

吴振武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07 版）

 
 
    我第一次见张政烺先生，是1978年冬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的“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第一届古文字研究会年会。那次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张先生是发起人之一，也是最早的理事。后来知道，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成立的学术团体。当时我和几位师兄刚考上研究生不久，在会上帮忙会务，也旁听与会代表发言。因此我有幸成为张先生那个著名演讲——“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现场见证人。虽然那时我们刚入行，对张先生所讲的内容似懂非懂，但已在现场感受到大家对张先生这一伟大发明的认可。这只要看看第二年刊登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上的会议纪要，你就不难想象。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关数字卦问题，虽然在张先生之前，李学勤先生曾有过一句话的猜测；在张先生之后，又有一些学者作了更细致的观察和讨论，但要论最大的原创性贡献，当然还得属张先生。

    那次会上张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张先生拿了一本段注《说文》跟大家讨论新出土的中山国铜器铭文。那么厚的一本段注《说文》，是张先生自己带来的，还是临时借来的，我不记得了。但他拿着段注讲中山王鼎铭文中的最后一句“毋替厥邦”的“替”字，实在是非常精彩。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由一高一低两个“立”组成的字，并不是“並”字而是“替”字的初文。这个释法已被近年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再次证明是对的。但我们看看张先生原文，他考证这个字只用了十行字而已，简洁到不能再简洁了。第二件事，我注意到张先生讲古代的事，很善于拿后代的事打比方，一点都不呆板。他讲中山三器中的那件圆壶时，认为这篇铭文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多是空话套话，就像解放前他家乡山东荣成一带土财主出殡时的“辞灵告文”。还特别举例说，那些土财主实在无善可陈，于是“辞灵告文”中只能写写“你也曾骑马打枪，你也曾娶妻两房”之类的话。我们读了不禁哈哈大笑。这都见于当年会上散发的油印本论文中，可惜后来正式发表时，张先生自己都删了。

    到了1984年冬天，我和汤余惠、黄锡全师兄博士毕业，那时于老已在数月前谢世，学校就按照于老的遗愿，聘请张先生和胡厚宣先生、李学勤先生来参加我们的答辩。我的论文题目是《〈古玺文编〉校订》，来参加答辩的先生们一方面鼓励有加，一方面也提出一些问题。张先生仍是那一贯的厚道作风，几乎没提什么问题，却表扬我说：“从前大家说段玉裁是《说文解字》的功臣，你是《古玺文编》的功臣，你的书很有用。”我听了既高兴又惭愧。

    答辩后第二天，学校邀请三位先生演讲。张先生讲的是岳飞《满江红》词和“还我河山”字都是后人伪托的。虽然从张先生的讲演中，我们知道了这事前人已有怀疑，然而我们对这桩公案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也是听得稀里糊涂。只是惊奇张先生没拿什么讲稿，却在短短一个多钟头里，旁征博引，在黑板上写下二三十个人名和书名。这真印证了于老的说法。于老在世时曾说，他一生只遇到两个博闻强识、过目不忘的人，其中一位就是张先生（另一位是东北师大已故历史学家陈连庆先生）。只可惜当年没有录音录像设备，而我们也正如一群初次接触京剧就来听余叔岩、梅兰芳的观众一样，完全是看热闹而绝不知深浅。

    吉大演讲后，东北师大林志纯（日知）先生又来邀请三位先生去演讲。因演讲当天林先生要先在家设午宴招待三位先生，人不宜多，学校就只派我一人陪去。路上我问张先生，今天还讲《满江红》吗？张先生笑答：“我哪能脸皮这么厚，今天不能再讲这个了！”倒弄得我闹了个大红脸。

    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我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访问，有院士请客吃饭。当时我们聊起台湾的院士制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们可以在全世界选院士，惟独不能在大陆选，如果可以的话，张政烺先生就应该是。”而且只提到张先生一人。我想，在大陆够当院士的前辈当然不止张先生一位，但在史语所院士的心目中，张先生显然是首选。这也反映出张先生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

    很遗憾，我没有跟张先生聊过古文字。我跟张先生聊得比较长的一次，是1989年在安阳举行的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会上。我跟张先生说起最近书店卖的减价书中有许多新印明清小说，我淘回不少，其中有些是用上海话或苏州话写的，很适合我这个在吴语区长大的人读。张先生听后十分赞赏，并鼓励我说：“看小说好！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就要看小说，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张先生的这番话至今常在我耳边回响。可惜中国古代小说汗牛充栋，我至今也没能完整地读完几本。而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史学跟文学早已分途，似也不见利用古代小说研究当时社会与历史的佳作。

    那次会上，张先生还应我的请求，用他那一手漂亮的小篆为我题写了书斋名。他一边写一边说：“我去当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是够的。”这是我听见过的张先生唯一一句自负的话。

    我们只要听张先生作学术发言，就会发现张先生总要先申明“我不是专家”。我常常想，张先生大概压根也没想去当专家。他天天坐在那里读书，博通古今，大概就是抱有古人所说的“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那种想法。这种境界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做不到了，但还是需要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读张先生的著作，真不能用一字一句之得失来看待，而是要领悟欣赏他那种博雅通达、古今贯通的高境界。

    （标题均为编者所拟）

▲刘墉在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刘墉画作《睡在父亲怀里》。

    台湾作家刘墉的个人首部画传《像画一样美丽：刘墉的艺术人生》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上周，刘墉携妻子、女儿现身时尚廊，与粉丝分享画传背后的趣事，现场笑声不断。

    怕老婆成了文学家

    当天的读者见面会上，刘墉老婆和女儿的现身令读者十分惊喜，刘墉自己也表示之前妻女只陪他出席过一些公益活动。刘墉笑言，正是因为老婆在场，他才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说出两人相恋的故事。

    刘墉指着一幅名为《梦回小楼》的画说，这张画里的房子跟他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很像。看到这张画，也让刘墉想起与老婆相恋的往事。他说：“我家跟学校隔一条马路，她常到校外给人补习。那时台湾的电不够用，她回学校时常遇到停电。我就让她到我家来，我还给她买饺子。没想到饺子刚买回来，我家里也停电了，连着两三回都是这样。我们就点蜡烛坐着，你说这俩人一来二去能不来电吗？”

    面对全场的粉丝，刘墉大胆承认自己怕老婆，而且怕得理直气壮。妻子平常所说的话常成为他写作的灵感。与老婆相恋一个月后，刘墉对老婆说：“你爸妈养你十七八年，你只跟了我一个多月，就居然说跟定我，真没良心哦。”结果，他太太却嫣然一笑说：“你要知道如果活得长的话，我们可以活到90岁，那时我跟你说不定是七八十年，十七八年怎么能跟七八十年相比？”这句话让刘墉觉得很有哲理，他笑言：“苏格拉底怕太太成了哲学家，我刘墉怕太太就成了文学家。”

    回忆睡在父亲怀里

    9岁正是一个孩子天真烂漫的年龄，刘墉也本该像所有同龄孩子一样睡在父亲的怀里成长，但在这一年，他却永远失去了父亲。

    提到《睡在父亲怀里》这张画，他说：“在我3岁的时候，他喜欢抱着我，晚上去钓鱼也都带着我。我觉得父亲有些不愿意跟我分开。我后来常想，是不是因为怕谁欺负我或者是因为妈妈不喜欢我啊。”刘墉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是3岁时被抱养到刘家的。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终于知道了原因：“因为我爸爸那时候40多岁，晚上吃完晚饭就出去。我老娘一个人不放心，我是保驾护航的，表示他确实是去钓鱼。有的人遛狗，一大早遛狗不是会遛到别的地方去吗？”刘墉说这番话时有意看了下旁边的妻子，引来现场粉丝会意的笑声。

    刘墉认为，绘画经常会比照片更真实，因为所有细节更能让人回到原来的情境。

    >>链接

    刘墉自荐画传

    这是一本画集，也是一本传记，里面半数作品未曾公开展出，甚至连我的亲友都没见过。因为那是“私房画”，就像日记，记录我的心灵世界；那是实验，透过它们，发展出我今天的画风。也可以说，这本编年的画集，呈现了我半个世纪创作的心路历程。

    为了编写这本书，我不得不翻箱倒柜，几次哮喘发作，硬撑着将事情完成。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人生，有血有泪，有离有合，有成有败。我感慨，但不悔恨。因为无论那脚印的深与浅、颠踬与稳健、正确与错误，我都是踩着过来的。

裘锡圭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07 版）
 

缅怀张政烺先生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五卷本《张政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政烺，字苑峰，1912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荣成县崖头镇，2005年1月29日在北京逝世。张政烺在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考释及与先秦史研究的密切结合上造诣深湛，在《周易》的起源与早期历史的研究上有开创之功。张政烺先生还是古文献整理专家，不仅承担了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程中的《金史》，还参加了马王堆出土帛书文献等的整理。张政烺极为博学，在古文字学(包括音韵学)、古器物学以及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古代小说和书画艺术等领域都有很高造诣。张政烺先生不但学问渊博，而且道德高尚，人所共钦。本报谨此刊发裘锡圭、李零、吴荣曾、吴振武等四位先生缅怀张先生的文章，以为对张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张政烺先生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学者。张先生不但朴实无华、和蔼可亲，而且最具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真正学者精神。

    先生以学问渊博著称，时常有人当面或书面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或多少与学术有些关联的问题。公家（如先生任职的社科院历史所）也不时将他们收到的咨询与学术有关的问题的来信交给先生，请先生答复。先生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无不竭诚作答。如果提问题请教的是熟悉的年轻后辈，先生谆谆诱导的恳切态度更是令人感动。有时候，先生头天回答了本单位一位年轻人的提问，第二天上班还要从家里带来有关书籍，让提问的人参考，而提问的人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我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获益极多。这里只举一个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例子。我本是学先秦史的，从1956年底到1960年，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随导师胡厚宣先生在历史所先秦史组学习。头两年，我跟另两位年轻人合用的办公室正挨着张先生的办公室，接触机会较多。有一次我向先生请问学先秦史应该注意之点。先生告诉我，对于了解先秦的社会、历史，最重要的古书是《左传》和《周礼》，想学好先秦史，一定要好好读这两部书。这一教导对我非常重要，让我一生受用。惭愧的是，我虽然经常用这两部书，但并没有真正读透这两部书。

    请先生看稿子的人也非常多，固然多数是学生、朋友，但也有不少本来并不怎么熟悉的人。有些稿子也是公家交给先生，请先生审阅的。先生对让他看的稿子也都持认真的态度，提出他感到应该提的意见。

    先生还时常主动为人提供研究问题或写文章所需要的资料。我就曾两次受益。

    我写成《战国货币考（十二篇）》一文后，曾把清稿送请先生指正。文中《圁阳布、圁阳刀考》举出了我所知道的汉代金石刻中把地名“圁”写作“圜”的全部例子。先生看了稿子后告诉我，北京大学旧藏的郭仲理、郭季妃二石椁刻文中也有“圜阳”地名，并把石椁刻文抄给了我。我在向北大学报交稿前，把先生告诉我的例子补了进去。

    我在写成《释❶》一文前，曾利用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跟先生说明这篇文章的大概内容，讲到了《说文》“❷”字的篆形。我指出在《四部丛刊》影印的《说文解字系传》的影宋钞本里，“❷”字及两个从之为声的字的“❷”旁，其篆形中部都不作“❸”而作“禹”，这是合乎较古的文字的写法的。那时，先生和我正在参加北京市政协的大会，会期较长，平时住在开会地点，中间有回家休息的机会。先生从家里带来他所藏的清人冯桂芬翻刻的宋本《说文解字均（韵）谱》给我看，指出我说过的那三个字的篆形，宋本《均谱》与影宋钞本《系传》全同。我把先生告诉我的情况写进了《释❶》。

    先生接待来访者，回复来信，看送来的稿子，花费了大量时间，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写作。熟悉先生的后辈们都为此感到可惜，有时也直接向先生说出这种想法，要先生多考虑一些自己的工作。先生却仍然我行我素。显然，先生是把他为别人所做的那些事，看作一个学者应尽的义务的。

    先生渊博的学问，我们固然望尘莫及；先生的真正的学者精神，我们更是高山仰止，自愧弗如。

    在这里还想附带记下先生的一个具体的训诂见解。先生有一次跟我说，他认为大盂鼎“❹正厥民”的“❹”，不应该像一般人那样读为“畯”，而应该读为“允”，用法跟《论语·尧曰》“允执厥中”的“允”相同。我认为先生的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的。我想，按照这样的思路，在先生看来，金文中的其他“❹”字，至少有一部分，如“?臣天子”、“❹永保四方”、“❹保四或”、“❹保其孙子”等语中的“❹”，也是应该读为“允”的。甚至《诗经》中的某些“骏”字，也可能应读为“允”。如《周颂·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句中的“骏惠”，是很难讲通的，似乎就可以读为“允惠”，“惠”就是殷墟卜辞中常见的虚词“叀”，用法与“唯”相近。《尚书》的《酒诰》和《君奭》都有“允惟”之语。“允惠”与“允惟”相近。“允惠我文王”还可以跟《周颂·时迈》的“允王维后”相比较。此外，《诗经》里的“骏”似乎还有不少可以读为“允”。希望我的引申是符合先生的原意的。先生读“❹  正厥民”为“允正厥民”的意见，似乎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记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文中❶～❹分别代表：

❶

❷

❸

❹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02 版）

    本报讯 5月4日，华语畅销书作家刘墉在京为其新作《像画一样美丽》(中华书局)举行读者见面会，本书是刘墉的首部“画传”，是“作者最爱的一本书”，展示了他生活的两翼——绘画与文学，记录了他50年有泪有笑的人生之路。书友会上，刘墉用俏皮幽默的语言介绍自己起伏的生命历程，幼年失怙、火灾毁家，其间又不时穿插自己和太太相识相恋的往事。讲得兴起，还现场演唱、朗诵，探讨语言和音乐的转换，比较古诗与现代诗的节奏和断句。演讲结束后，现场抽取的10名幸运读者获赠刘墉签名本《不负我心》。刘墉此次先后在广州、天津、北京等地巡回演讲，助阵读书节，签售新书《人生百忌》等。（郭倩）

2012-05-09 18:28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作者：许心怡

　　人民网北京5月9日电 （记者许心怡）2012年3月22日，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京举行。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文化强国――出版社的责任与使命”系列访谈第二期邀请到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今日做客人民网读书频道，就“伦敦书展”、“百年中华书局”等话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谈及中国传统的文化“走出去”的困境时，李岩表示：“首先，是翻译问题。如何做到‘信达雅’？过去我们引进、翻译进来，现在中华文化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和喜爱，如何推介出去？这个过程中也要找到本土化的方法。于丹《论语?心得》的第一个英文版翻译，我们找的是英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喜爱，她的先生本来就是中国人，这样的人才能对中华文化认同，然后用本土化的语言表述出来。”

　　“第二，要重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不要局限于每一年的销售、版权输出量的数字，而是要放在相对的长时段做观察，总量的递进会更稳妥、更稳进。”

　　“第三，深度的交流和合作。伦敦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我们和很多客户交流，发现国外的同行更加看重情感的交流，而不是拿出一本书或冷冰冰的数字版权输出的交换，他对情感的交流、深度的信任和沟通同样非常重要，这点是需要我们总结。”

　　人民网北京5月9日电 （记者许心怡）2012年3月22日，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京举行。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文化强国——出版社的责任与使命”系列访谈第二期邀请到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今日做客人民网读书频道，就“伦敦书展”、“百年中华书局”等话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谈到中华书局继承与创新时，李岩表示：“中华书局今年正好成立100周年，我们也在总结历史，归纳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宗旨，16个字，‘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播文明、创新生活’。我们还有一句话作为集训‘守正出新’，守正是我们中华书局的主业，我们是以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为主体的专业出版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古代的内容，我们提供最优秀的读本，经过专家校点整理，把它奉献给读者。”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围绕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最有名的就是于丹的《论语·心得》、马未都《收藏》等一系列著作，其中也包括《姥姥语录》倪萍的著作。倪萍是著名主持人，她总结了中国民间作为姥姥那一代流传下来的中国朴素的民间智慧，来自民间老百姓对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思考。她是用特别朴素的语言来呈现内容，我认为和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选择出版。”谈到创新，李岩说，“中华书局结合新业态的出版、在数字出版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尝试。我们做了一个上传到苹果iPhone和iPad的一款文字游戏，免费供大家使用，一度排在文字类游戏的第一位。扩大了中华书局对青少年读者的影响。”

　　李岩表示：“我们现代生活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所以离不开我们的文化，文化是我们的根。”

•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人民网的文化频道，4月20日到4月23日伦敦书展结束了，在这个书展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书店的名字，比如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今天来到我们视频访谈室的就是中华书局的总经理李岩，李总先和大家打个招呼。[14:37]
• [李岩]:各位网友下午好！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交流。[14:38]
• [主持人]:李总，我们最开始的话题也是想从伦敦书展开始，中华书局在这次书展上推出了一些文史方面的书，有自己的特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文史中国》这样的书，还有哪些书推到世界？[14:40]
• [李岩]:除了《文史中国》以外，还有一套装修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的摄影家，他拍摄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景图片，这在西方很受欢迎。另外还有《宅子中国》，这是更学术的书，是中国文史专家葛兆光 先生写的关于中国的概念，在周边区域内如何界定中国的概念，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说都是很有影响的书。当然还有传统的，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大力推广的于丹的《论语心得》，她在海外成果的展示会，我们借助机会在伦敦书展上一并给大家做了汇报。[14:43]
• [主持人]:这次中国世纪法兰克福书展之后第二次作为主宾国以这个身份亮相在国际书展上，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发现中国已经成为了出版方面的大国了。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的人均阅读指标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理想，你认为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会存在？[14:44]
• [李岩]:我觉得这个时间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这几年经济实力增强以后，人们有更多的阅读需求，再有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我觉得会逐渐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我觉得需要一个时间。[14:45]
• [主持人]:作为出版业的领头者，您觉得在出版业方面，我们出版应该做什么样的具体工作呢？[14:45]
• [李岩]:我觉得出版还是提倡大家阅读，提倡全民阅读，我们提供最好的书给大家，精神产品。因为大家都在讲，最近我也看到马钰度也在讲阅读提升人的素质、素养、精神品级，它的好处太多了，温总理也多次强调，其他的中央领导也都在倡导大家读书。我们提供很好的精神产品，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阅读过程中应该培育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我觉得这是我们有点欠缺的，我们倡导了科教兴国，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很重视，但从深层来说，人的精神上的富足和充满文化自信是靠人文精神的足养，这是出版社重大的任务和文化担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出版社，是以出版中国文史的古籍、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专业出版社，那我们的使命更加繁重，这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继续努力的方向。[14:47]
• [主持人]:我们一直聊中华书局也好，一直聊纸质书也好，我们上班经常乘坐地铁，在地铁里看的比较多的现象就是大家拿手机，通过手机终端来阅读，很多人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天我们的纸质书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从而用电子阅读、数字阅读的方式代替呢？[14:48]
• [李岩]:这个问题很多业界都在探讨，包括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那一年，讲到了纸质书的大限问题，提到了在2018年前后，从更大范围内，从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数字书、数字的出版、电子阅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过纸质书。它只是在销售的整个质数上会超过，但并不是能够完全取代。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两种特性并存的现象我认为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很难一下子估计到。我们也预感到，视频阅读可能是未来主要的阅读方式，只是在阅读载体上发生变化，但有些书，有些内容的阅读还真要通过纸本，因为纸本带来的好处随记随看，另外它对人的智力结构、思维的影响很大。因为大量的视频阅读存在的问题是碎片化的，短时间内的，对人的思维流的长久是有影响的。而阅读某种程度上是要安静地阅读，光靠大量知识信息的获取，你的头脑充满的是很难和已有的知识结构能够链接上的，我觉得这个将来应该有这方面的专家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会长期并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4:50]
•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想对某一方面的知识进行深度了解的话，纸质阅读的方式更适合我们？[14:51]
• [李岩]:对。[14:51]
• [主持人]:片面对信息方面的咨询获得。[14:52]
• [李岩]:资讯、娱乐，包括阅读的美感，视频阅读是立体化的，视频终端有一些立体的，包括图片，更加逼真的，对大脑有这样的冲击，也有长处，但不能完全取代。[14:55]
• [主持人]:我们看到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相对来说电子阅读的产生也给纸质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我们出版社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也要进行策略上的应对？[14:56]
• [李岩]:对，我们各个出版社在这个方面都在积极应对，中华书局也不例外，我们也在针对中华书局出版特性专门的应对措施。比如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最好的表现形式在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是数据库的出版，以数据库的形式，或者说是语料库的形式，可以承载的信息量更大，可以快速的检索、快速地搜索到。这是它的长处。我们在这个方面建立中国古代史籍语料库、知识库上做了大的工作，而且积攒了几亿字的字量，经过专家标点校注整理的重要内容，这是经过多年的积累做这样的基础工作，对数据库的出版应该是一个最好的表现形式，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尝试适合于视频终端阅读的方式。一些大众类的出版物，我们也在和相关部门和机构合作，包括和手机的运营商、电子书的设备制造商在探讨合作推出相关的产品，这方面已经在做尝试。而且再深入一步，我们还在做一件事情，因此去年我本人也获得了创新出版人物奖，我们做了一个上传到苹果iPhone和iPad的一款游戏，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是文字类的游戏，一度排在文字类游戏的第一位。它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介绍一些山川名胜，采用中国传统的娱乐方式，比如说射击、射箭、猜字、古典诗词的拆字、填字游戏，这些内容我们巧妙地结合，请了一家游戏制作公司帮我们制作，投入了少量的成本。当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华书局的影响，我们也想做一个尝试，看看青少年读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个东西，我们下一步还要推广，往这个方向努力。[14:58]
• [主持人]:说中华书局在出书，我刚刚才了解到，原来中华书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做了其他的工作，主要是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哪怕是方式多样性，我们也能够接受。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华书局做的具体工作，尤其是在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未来的发展规划上？[15:00]
• [李岩]:中华书局今年正好是100年的历史，我们也在总结我们的历史，归纳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宗旨，我们用了16个字，"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播文明、创新生活"。这四句话概括了我们整个出书的宗旨、方向、出版内容，我们还有简练的一句话作为集训，首政出新，首政是我们中华书局的主业，我们是以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为主体的专业出版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古代的内容，我们提供最优秀的读本，我们经过专家校点整理的著作，把它奉献给读者。这是我们做的最基本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文化程度提供不同的选本、全本、节本，不同方式、不同梯次的排法。同时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围绕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最有名的就是于丹的《论语·心得》、马未都《收藏》等一系列著作，包括《姥姥语录》倪萍的著作，倪萍是著名的主持人，她总结了中国民间作为姥姥那一代流传下来的中国朴素的民间智慧，来自民间的老百姓对一些价值观，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的一个思考。她是用特别朴素的语言，完全是民间的语言来总结，我认为和传统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也出版了。我们出新也包括了结合新业态的出版、数字出版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尝试。我想这些都体现了中华在发展中，我们的一些拓展和努力。[15:02]
• [主持人]:就像您提到于丹的《论语·心得》，前段时间我们都很关注这类的书目。但也有一些声音质疑中华书局最近也在走市场化的路线，它推出了一些通俗的读物，学者对这方面也表示很担忧，也表示出自己的质疑。您作为中华书局的当家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15:02]
• [李岩]: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一直要面临的问题，这也体现了学界，广大读者对中华书局的关心和厚爱，很关注我们的发展，我们要把握这样的尺度和封存，我们的出版物严格来说，绝大部分还是要围绕我们出版的主业来拓展的。我们的主业是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内容来拓展，我们并没有出版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代小说、其他类型的图书做的也很少，主要是围绕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的，很多学者也谈到这个问题，这是对传统文化一种新的解读，从于丹的《论语·心得》这本书的发行量、影响力来看，更多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国内的版本已经发行到了540万册。这是近几年少有的，海外的推广力度更大了，海外也是迄今为止推广力度最大的，现在我们输出的版本是33个语种、29个国家，其中法语版一个版本已经达到了20万册，列入了法文版的引进版的畅销书，精装版要有20万册，法国出版商现在又开始做平装版和MP3版本。[15:03]
• [李岩]:如果不是这样的书受欢迎，不会有这么大的量，完全是市场需求的结果，而且中华书局在2003年随着中国出版集团转企改制以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企业，按照出版企业的规律来运行，要走市场化的道路，这点是坚定不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整个要把握中华书局的品位、品牌，我们这点一直把握得很重视，也很好。我们很重视自身的品牌建设，中华书局的学术声誉，我在多次访谈中都讲到了，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自己的书局[15:04]
• [主持人]:我还是特别好奇，包括您刚才说了把中国的书印成外文，几十种语言推到国外去，他们也很喜欢中国这些传统的文化吗？[15:04]
• [李岩]:是这样的。特别是法国，法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热情，从原来的总统到议员，包括友好人士，对中华文化的喜好是很大的，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推广力度。我前段时间也见到朱利安先生，他也是一个法国青年，他对中华文化的喜好和热爱也非常多。于丹也同样是这样的，这么多国家的推广，比如说拉丝维亚、以色列、冰岛等，有这么多的版本，推广的力度非常大，一般只是到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就可以了，但能够达到这样，更说明了它旺盛的生命力。[15:06]
• [主持人]:如果中国传统的文化以书籍的方式真正走到国际市场上，我们是不是也面临一些困难？[15:06]
• [李岩]:是面临一些困难，我觉得有这样几点：首先，最重要的还是翻译问题。如何从过去专家讲的信达雅，怎么达到这个地步？同样我们的产品，过去我们引进、翻译进来，现在中华文化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和喜好，如何推介出去？这个过程中也要找到本土化的过程，于丹的《论语·心得》的第一个英文版翻译，我们找的是英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喜好的，她的先生本来就是中国人，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才能对中华文化认同，然后用本土化的语言表述出来。我觉得翻译问题要走出去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5:07]
• [李岩]:第二，现在要关注一点，前段时间我在《人民日报》访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要重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不要局限于每一年简单的数字，每一年要求我们的图书销售、版权输出要高过上一年，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这么看，而是要放在相对的长时段做一个观察，总量的递进会更稳妥、更稳进。还涉及到深度的交流和合作，这次伦敦书展同样感受到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主宾国，我们和很多客户交流，我们发现国外的同行更加看重情感的交流，而不是拿出一本书冷冰冰的数字版权输出的交换，他对情感的交流、深度的信任和沟通同样非常重要，这点是需要我们总结的。而不是我们每年派人出去参加各种书展，每年换人参加，而且是每年固定的、熟悉的面孔，像老朋友一样，大家深度交流，他会很关心你，他对你也很熟悉，像我们的代理商对我们的情况很熟悉，问就问一些新书，包括以前的书还在继续关注，这样的交谈会非常深入，我觉得这样的深度沟通和交流非常重要。[15:08]
• [主持人]:他们也会与我们主动进行这种深度沟通，对我们的文化也非常了解。[15:08]
• [李岩]:非常了解，这种热爱、喜欢到了一定的程度和深度。[15:09]
• [主持人]:那您这次去伦敦书展是不是也见到了这些老朋友？[15:09]
• [李岩]:对。[15:09]
• [主持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不是更深了一步？[15:09]
• [李岩]:更深了一步。比如说我们过去说中国版权输出“走出去”，很多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内容呢？传统的中医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饮茶喝酒等内容，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要了解当下的中国人在想什么，包括了解当下人民的生活背后的文化内容，对我们书的品质的要求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要求大量的图文书，印制非常精美，内外文统一的印制非常精美的书，这也是很重要的特色。[15:10]
• [主持人]:我们说了很多通俗读物，还有一个方面是中华书局和其他书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古籍出版更专业了一些，我查了一些背景资料，有一些书还获得了国家的大奖，比如说《太平寰宇记》，但是我翻看的时候除了里面很多的繁体字我不认识，语言上没有做功课的话很难特别了解。您觉得作为出版企业，如何让更多人读懂古籍，在新时代焕发它更多的色彩？[15:11]
• [李岩]:这也是我们一个长久的任务，实际上在政府领导里面有很多领导真正关注这件事情。比如说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关注古籍，他对我们这方面有很多详细的指示和一些精神，现在我们还在学习、融会贯通中。第一，你要做到，这也是中华书局独一无二的使命，其他出版社不具备条件的，这是我们的重要资源，我们也一大批重要的编辑队伍，这个编辑队伍是经过多年培养的，是完全的专业出身的，是做一些原典的整理，原典就是古代的经典，古代的书籍是线装书、通过刷印、雕版、印刷术，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原典经过标点、校注和整理来提供给相对的专业读者来阅读，这是最基本的。你要做的是这些专业读者、学者的使命，通过这些学者，可能是几百人或几千人，由他们的师承关系来推广再做深度的普及，向更多的人普及，更多向有文化程度的人推广，这要有几万人。再到下一步，我们自己在做延伸，我们把经典，选择一些相对普及的经典，比如说论语、孟子、孙子兵法等等，国外也在关注，把这些书经过注音、标注、解读、名家的解释，包括选本，包括做下一步的图文本，向更多的人做推广，这样读者可能会有几十万、上百万，这是一个过程。[15:21]
• [李岩]:当然我们中华书局在做一种高端的出版过程，最专深的学问，我们在做；普及方面也在延伸做，所以使命是一贯的，也是延续的，所以这项工作我们在做就要做几十年或者上百年。陈云同志当时讲一句话，中国的古籍要搞上百年，我认为这句话是对古籍非常了解说的话。而且中国的特点是人类的历史上的几大文明发祥地，只有中国是文字记载从没间断，无论是玛雅还是古印度、埃及，都是有中断的，有些历史遗存在那里，但是文献记载是没有的。只有中国独一无二的文献记载从古到今完整的历史记载，首先是传统的正史，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作为中华书局标志性的出版物。其他的传统的《十三经》，传统的重要经典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中国文明非常大的特色，所以我们现代当代生活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所以离不开我们的文化，文化是我们的根。[15:22]
• [主持人]:所以实际上中华书局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方面是在做普及，一方面是做数据库分析的整理。[15:22]
• [李岩]:对。[15:22]
• [主持人]:我们自身的责任跟其他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团来比会更重一些？[15:22]
• [李岩]:是。[15:22]
• [主持人]:我们是网站，可能更关注网络上的热点问题，我们也看到近段时间网络小说被受众热捧，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后宫·甄嬛传》，它也是总网络小说写起来的，中华书局有没有可能在近一段时间包括以后，和网络有些合作呢？[15:23]
• [李岩]:我们期盼这种合作，但在短期内，我们对小说领域的介入还是比较慎重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出版的长项，我们会非常慎重，我们一直很关注，历史的小说，带有穿越式的小说，我们也很关注，但我们会从中挖掘我们觉得有价值的出版资源，我们把它变成我们优秀的出版物来出版，比如说里面提供的历史知识，我们《一本书读懂宋朝》、《一本书读懂清朝》，还有作为中国人应知的传统文化知识，电视剧、小说里面提到的大量的背景知识，我们重要的是把这些背景知识，历史的内容尽量准确、完整地呈现出来，当然呈现是可以通过纸质书的形式，将来也不排除用视频阅读的形式来呈现。像前些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之所以大火，现在卖到了50、60万册，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大量的历史的电视剧、连续剧的戏说造成的，所以我们的书名是《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的历史使命正说，我们对戏说不是长项，但是正说是中华书局的长项，我们作为一个相对严肃的出版物，但我们要转换一些形式，未来的视频阅读会介入得更多。[15:24]
• [主持人]: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后宫·甄嬛传》这样的通俗小说在网络上大卖的时候，也许中华书局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推出来正说后宫的，尤其是清朝这样的一段历史。[15:25]
• [李岩]:我们前些年就出过了，也许我们要重印，比如正说清朝十二后妃，但没有讲那么细，像甄嬛传讲的那么细，那么多妃子、那么多的亲王，我们会讲到其中重要的十二后妃，可能会对相关的历史做精确的解读，我们认为通过历史文献记载，相对请专家学者来做这样的普及会更有意义。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做一个工作，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电影，它的背后的知识资源，类似顾问资源，我们来做编剧，编剧的历史顾问可能会请到我们的作者来做，或者是请我们的编辑做他的历史顾问。那个时代，《后宫·甄嬛传》或者其他的小说里的服装、服饰对不对、说的话、饮食餐具对不对，这是我们做的事情，做起来很有意思，而且要做的非常多。[15:26]
• [主持人]:对，在戏说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些历史知识。关于中华书局在前段时间组织了一些出版社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了第64家北美亚洲图书会展，在这个会展上我们跟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进行了交流，当时我们还赠送给学员一些古籍书，您认为古籍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呢？[15:26]
• [李岩]:北美，包括加拿大、美国本土，它有相当多的图书馆，里面有中文馆，有一个协会，有几十所院校里有中文图书馆。过去由于时代的原因，有一大批中文图书流散在海外，包括到欧洲、美国，包括日本，中国的“真、善、美”流露出去了，还有大量的古籍，因为这些年对中国的关注，这些大学的图书馆都专门建立了中文图书馆，中文图书馆大部分是台湾或者是大陆担当图书馆的馆长，可以想见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所以要有人整理，每年要开一次年会，中华书局作为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我们专门有一个机构，28家成员单位，我们都派相关的人员，特别是负责人参加了这样的年会组织，和这些图书馆进行了交流，对存在的重要古籍进行整理，同时也推广我们重要的图书。因为海外的图书馆对中文古籍的购藏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促进我们的销售，促进互动的交流，这项工作值得做，而且有很大的成效。我们从2004年开始连续八年参加这样的年会，每年有一个举办地，明年的年会举办地是圣地亚哥，我们还会派人参加。[15:27]
• [主持人]: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七个年头了，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书籍，现在的图书也是铺天盖地了，比如说很多时候会参照一些畅销版或者是一些图书的新书版，您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给网友介绍一下哪些书是年轻人应该去读、去看的？[15:27]
• [李岩]:我推荐一下我们书局的书，我向年轻的读者朋友们推荐三本书，一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墉《像画一样的美丽》，这个书的特点是刘墉先生的文字，但更重要的画，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刘墉本人画的，包括封面的制作，展开就是一个山水画，这是很重要的特点，是刘墉先生本人图文精美的一本书。5月4日在北京时尚栏目搞了一个活动，影响很大。[15:27]
• [李岩]:最近中央台的《百家讲坛》，今天的新闻报也刊登了长篇的报道，杨雨是中南大学教授，《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这个书影响也非常大，又是知性的美女教授，她的讲座非常受欢迎，现在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喜好，很多人开始填辞作赋，离不开对纳兰性格的喜欢，我想很多读者会喜欢，文字也比较耐读，也比较轻松。[15:28]
• [李岩]:还有一本相对专业性一点儿，但也很有影响力，我们这本书已经首印了三次了，刚刚出版，今年年初出版的，已经印了第三次了，印了将近2万册。《余英时访谈录》，这是中国当代知名学者，他现在旅居美国，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度非常高，他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他的访谈录在海内外一直很有影响，很多人对他的学问非常看懂，余英时先生在中华书局100年的时候专门给我们寄语，他说“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其中做了很大的工作”。这对我们评价很高，当然他的书的影响也很大，他对胡适、钱钟书当代一些学人的评语、评价都是非常受欢迎或者是很受关注的。[15:29]
• [主持人]:真是三本好书，我们觉得读书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在冲着一杯咖啡或者是喝着一杯茶的时候，品着书香，享受一段下午的时光，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事情。而且现在人们压力这么大，我们需要有一本好书放在我们的桌旁或者是床前，让自己静下来。感谢李总能够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由于时间关系，访谈时间只能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再见。[15:29]
• [李岩]:谢谢大家。[15:29]

本周日（5月13日）14：00时，她还将在宁波书城四楼进行读者见面暨《我是人间惆怅客》签售会。

　　华语世界畅销作家刘墉“画传”《像画一样美丽》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半数以上的画作不曾公开过。记录刘墉50年有血有泪、有离有合、有成有败的人生之路，与读者分享他的岁月感悟和创作心得。

　　很多读者对刘墉的文字较为熟悉，据出版方介绍，其实刘墉是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高材生，也是台湾国画大师黄君璧、林玉山的入室弟子，从25岁开始应邀历届（免审查）台湾美展，28岁时作品入藏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加上他留学美国的西画根底，使他自成一家。在全球出版发行画集、画论画法（中英文版）十余种。刘墉的山水画，最擅长描绘空气氛围的丰富色韵，而有“梦山水”之称。至于他的花鸟画，于静态中散发飞舞灵动之美，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晨报记者 刘婷

2012年05月09日 星期三 新京报 

       
杨雨，197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已经出版《宋词的女性意识》《传播学视野下的宋词生态》《侠骨柔肠陆放翁——杨雨讲述传奇陆游》等著作。 
 
 

　　近日，由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主讲的“纳兰心事有谁知”在央视百家讲坛全部播完。以讲稿为基础出版的《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一书也在近期出版。此前，杨雨曾登陆百家讲坛主讲过“侠骨柔肠陆放翁”。从诗词出发，投入地阐释情感，她的讲述迥异于之前诸多的百家讲坛“故事体”，“以情动人”成为她打动观众的“杀手锏”。网友亲切地称她为“洋芋”。5月6日，杨雨携家人来北京签售，本报记者专访了她，谈到她的“美女教授”头衔，以及她对百家讲坛和诗词人物的认识。

　　关于头衔 “美女教授”由不得我

　　新京报：我觉得，你把头发披着比较好看，在百家讲坛时，为什么要把头发盘起来？

　　杨雨：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觉得不应该把它盘起来。栏目组认为，盘起来比较切合学者的身份，我现在的这个样子缺乏公信力。

　　新京报：你看，你书上的腰封，之前的媒体都称你为美女教授。

　　杨雨：对，那天陈虎（本书责编），把这个书稿给我，我就说“美女教授”能不能改成“知性”，或者是“人气”这类的词都可以，我说这个词我不喜欢，他说这个由不得你，这是我们开会决定的，而且关键他说已经付印了。

　　如果我把这本书送给圈内人，我肯定去掉腰封。

　　新京报：教授是要教书讲学的，你的“美女”身份，对于你的职业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杨雨：我承认有很多女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教授，比如说我们词学界，我们最推崇的前辈叶嘉莹先生，还有我的学姐赵晓兰教授（从她的年龄上来说是我的妈妈级的人物），她们是我的前辈，也是名正言顺的美女教授。要达到她们那个境界，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若干年之后，虽然我可能老了，但是我能够称得上是正面意义上的美女教授。

　　关于讲述 讲故事，他们觉得很平淡

　　新京报：原来的百家讲坛从年龄资历来说都是比较老的学者。这些年来，除了你之外，还有郦波、袁腾飞、蒙曼等70后的学者陆续登陆百家讲坛。在你看来，你和老一辈学者的区别在哪里？

　　杨雨：我基本不看电视，但是老一拨学者，比如说阎崇年先生的讲稿，好几本书我都是仔细看过的。我讲纳兰之前，我把阎崇年老师关于清初的一些讲稿也非常细致通读了一遍。我觉得，我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是，从讲述的内容上来说，他们是讲历史，我是讲文学，所以我可能更加倾向于文本的诠释，而不是历史故事的演绎，历史结论的得出。

　　其次，从讲述风格的区别来说，我自己，包括栏目编导以及他们栏目的人对我的评价，感觉我对于情感这一块的诠释，相对投入会更加深。我更加注重一个作品当中所包含，以及我所体验到的一种情感的力量。编导说，我看别人的讲座，就特别喜欢听他们讲历史的故事，但是听你的讲座，不希望你讲故事，就希望你解诗词，就觉得你解诗词时，感情特别到位，把握得很好。

　　新京报：你不善于讲故事吗？

　　杨雨：是，百家（讲坛）上上下下都觉得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一讲故事，他们觉得很平淡，编导都说，我看到你分析词，我觉得我的情感都跟着你在波动；你一讲故事，我觉得没劲。编导最开始跟我接触，特别想调动我讲故事的能力，现在他基本已经放弃这个希望了。编导说，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讲抒情文学，我不善于那种抑扬顿挫，关键时候甩个包袱出来——我不会。

　　我之前也看了一下蒙曼的讲座，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波澜壮阔的，我觉得特别带劲。他们开始特别想培养我丢包袱的能力，但我觉得我这方面特别差劲。

　　关于人物 没有过度阐释纳兰性德

　　新京报：你讲纳兰性德，主要是通过他的诗词作品，并配合现在流传下来，所能掌握到的相关文献，来剖析他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人生境遇。他的文学表述和真实情感之间会不会有一定的落差？

　　杨雨：除去我们现有能够掌握的历史文献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走进一个完全真实的纳兰的——因为他已经逝去300多年了。我们所能够掌握的只有他自己的文字，以及旁人研究他的文字。所以我们的一切都必须从文献出发，从文字出发。至于它是否夸张，或者夸张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所以，我强调的是读诗词除了掌握已有的文献之外，还有一种以心会心的情感体验。

　　我之前的书名，就是包括在百家讲坛的片名是“纳兰心事有谁知”，我们尽可能想去“知”，但是没有谁可以说纳兰心事我知道。

　　新京报：你写到他跟卢氏的情感，婚后生活，我看到这些细节就想，这些是你根据诗词来做的推测。那么，你的讲解会不会有过度阐释的地方？

　　杨雨：我理解的过度阐释，是在一首诗词作品里面赋予它更多更深的文学之外的含义。比如说一首爱情词，你偏偏说他是有政治抱负，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阐释传统。

　　我觉得，如果仅仅还原一个场景，那不叫过度阐释。而且这种还原也比较适合电视讲座，因为电视讲座是强调画面感的，如果我们通过他的词能够还原一个场景，我觉得也是走进这首词的一个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因为诗词都讲意境，意，但是也还有一个境，比如说微博里面有人给我留言，就是质疑，还挺犀利的，我觉得提得很好，你凭什么说卢氏看到纳兰在月光底下发呆，就是想念他的初恋情人，哪个文献这么说了？但是我回了他一句，没有人这么说，没有文献这么说，我只是说应该是很可能，这是合理的推测，至于卢氏看没看到，这已经不重要了。这种情感的流露，只要纳兰不是刻意隐瞒，他身边最亲的人难道会没有感觉吗？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确实是我的主观揣测，但是它不在情理之外。

　　■ 网友留言

　　楚溪J：看杨老师百家讲坛纳兰的最后一集的而今才道当时错，我哭了，我哭他的纯情！他走了，留给后人无尽的感叹，我真性情！男子为文坛偶像落泪也值得！

　　斯人威武：刚看到杨老师分享蝶恋花，被一句：不辞冰雪为卿热，彻底打动了。

　　super大元：五一睡到自然醒，本来轻松愉悦的心情，在刚刚看完这期的百家讲坛后，被纳兰痛彻心扉的悲伤所感染，变得沉重。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杨老师你讲得太感人了，我被纳兰和卢氏的爱情深深地感动着，久久不能释怀，特别是今天讲到卢氏停灵的那一段，好伤感。

　　文涛HD：看了一期讲纳兰，总感觉不如之前的陆游更加能够吸引观众。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2012年05月07日 星期一 新京报

作者 王洪波  

 　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书局专门出版了不少纪念图书。笔者读过数种，觉得它们并非应景性出版物，而是很有研究和阅读的价值。

　　其中之一是《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之前查阅中华书局的历史，我经常依靠的是钱炳寰编的《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但该书只编到了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改造之时，那之后的就只有找别的资料了。有了这部贯穿百年的大事记，可就方便多了。该书分上、下两编，分界在1954年5月1日，此前为中华书局私营时期；此后为公私合营和国营时期。事实上，上编正是在钱炳寰书的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的。大事记这种体裁相对于成型的史著，正像年谱之于传记，可读性也许稍逊，但就保存史料而言，还更有优势。比如《大事记》下编，所据有书局档案、历年工作简报、业务情况报告、《局史资料工作》等，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其中之二是《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这套书分为四集，各集分别对应着开创基业（民国时期）、建国之初、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四个历史阶段。内容则主要涵盖了书（一些重要图书、刊物背后的故事）、人（书局历史上的名作者、名编辑）、事（书局变迁、转型等重大事件）三个方面。书前编者有言，该套书选文标准侧重于“内容的可读性，增广见闻，以备故实”，所言不虚。例如关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程，读过第三集中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蔡美彪《“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以及张忱石《唐长孺先生琐记》、启功《文革岁月中的我与中华书局》等十余篇文章，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缘起、过程也就大致明了了。此外，那些大师级学者参与这项工作的情形，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也都历历可见。

　　如果说《大事记》勾勒了线条，《岁月书香》则是点的深描，点线结合，几乎就是一部中华书局史了。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历史。

　　对中华书局有一定了解的人常常会拿1949之后的中华与1949之前的中华比较，确实，两个中华大有不同。事实上，从1937年起到1958年，历经抗战、内战、1949之后包括公私合营在内的频繁变动，中华书局的事业都极为惨淡。我所谓“两个中华”，是指从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综合性出版社的老中华，和1958年之后、国营性质的、作为古籍专业社的新中华。从老中华到新中华，断裂显然大于延续。两个中华，成就都可谓辉煌，但若进一步推敲，也许新中华的贡献还要更大一些。像“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假如不是在国营体制下，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是很难网罗到那么多一流学者参与其事的，也就难以达到现在的水平。余英时说“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极力表彰的正是中华在古书整理方面的辉煌贡献。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1949年之后出版业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变，终究被证明是一个错误，近年来出版体制改革，大方向正是回到市场经济体制。百年间，可谓转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其间种种，耐人品味，也给人启示。

　　这也不仅仅是一家书局的历史，回望中华的百年历程，不能不感慨，这家出版机构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岁月书香》中，有很多学者回忆与中华打交道的文章，也有不少是中华的编辑对一些与中华过从甚密的学者的回忆，都是极好的学术史资料。事实上，中华书局本身也是一家学术机构。这有赖于中华网罗和培养了大量学者型编辑，像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以及周振甫、傅璇琮等，在各自领域都可算得上一流专家。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段话中，“教育”二字也许可以置换为“学术文化”（因民国期间中华是以教科书起家，并以教科书为经营重心的，而今的定位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今天的出版界热衷于谈论做大做强之类，固然很有必要，但切莫忘了，书业的光荣与梦想应该系于对学术、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上，否则，书业再强再大，终究是一较小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啊！

　　人民网北京5月4日电　2012年3月22日，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京举行。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文化强国——出版社的责任与使命”系列访谈第二期邀请到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将于5月9日14时30分做客人民网读书频道，就“伦敦书展”、“百年中华书局”等话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访谈背景】4月16日，全球英语图书市场最重要的国际书展伦敦书展开幕，首次迎来中国作为主宾国。中国出版界共有181家出版单位赴英，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三成；参展图书约1万种，举办活动300多场，掀起“东方旋风”。4月23日是第十七个“世界读书日”，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特推出“文化强国——出版社的责任与使命”系列访谈。

　　【嘉宾简介】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

　　李岩，男，1962年出生。编审。1987年东北师大古籍所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至中华书局，历任编辑、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编辑。2007年任中华书局总经理。2004年10月荣获“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7年光荣当选为“十七大”代表。现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北师大古籍所兼职教授。

　　【中华书局简介】

　　中华书局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