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照楼文集》，朱季海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版，68.00元。

《说苑校理　新序校理》，朱季海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版，36.00元。

《顾颉刚日记》(12册)，顾颉刚著，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900.00元。

　　□闻幼　

　　学者，北京

　　章太炎晚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弟子甚多，当时便有人讽其太滥。即使在太炎门生内部，对此也有非议。太炎的早年弟子此时多已学有所成，自己也有门生弟子，与这些同门的小师弟之间，免不了存在一些隔阂，对于老师偏爱晚年弟子，或许也有一些想法。无奈俗语说：“小儿子，老家儿的命根子”，章太炎对其晚年弟子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有一位朱季海，更曾被太炎许为“千里驹”，寄托了太炎对他的极大期许。所谓“千里驹”者，太炎自然是希望朱季海能克绍箕裘，不坠宗风。此时的朱季海年方弱冠，正是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因缘际会，有幸逢遇太炎的教诲，其浑身上下，遂不免深深镌刻了太炎的痕迹。

　　翻开刚去世的朱季海的《初照楼文集》，可见他随处征引先师太炎的著作，必称“章先生”。有时也发表对太炎的认识，如《曼言》开篇即说：

　　如谓中国无学，可也。苟若有之，则章公之为，亦犹崇禹任土而九州秩，周旦作雒而天保定。公之教弗修，则中国衰矣。……予为公之学，博矣溥矣，远无极矣。其示人也，则务为简易。……自公之没，微言既绝，其遗学则布在方策，尚可寻也。

　　很明显，这里就是以孔子来比喻太炎的。察《曼言》的文意，是为1939年成立的太炎文学院而作，朱季海对太炎文学院寄予很大的期望。后来太炎文学院因孙鹰若等人的出走而不能维持下去，不知朱季海对此持何种态度。直到晚年，朱季海仍不时回忆起弱冠拜谒太炎，“饭后露坐草坪闲话，纵论典坟”的幸福(《毛诗评议序》)。即使在学术论文中，也常追忆先师的教诲，回忆当年问学的乐趣(《古文弌弍弎从弋说》)。

　　《初照楼文集》后附《初照楼诗稿》，分甲乙丙三部分，仅少数有诗题外，多数仅以数字代替诗题，较难推敲其诗旨。惟甲编第一首明显为悼念章太炎之作，诗曰：

　　心丧三年里，弥天息仔肩。锦帆馀盗气，素业尽狼烟。

　　乱世人多贼，中行事最贤。礼堂谁教授，惭愧获麟篇。

　　此诗有时局的感慨，更多的是对太炎学术传承的担忧。然末云“礼堂谁教授，惭愧获麟篇”，似又有学脉正统之意。在太炎的门生中，朱季海推崇黄侃，认为“蕲春黄君，余杭高第，当年独步，后来难加”。他同时却又喜欢对黄侃的学术观点加以商榷(如《读蕲春遗书漫笔》、《古文弌弍弎从弋说》等)，在朱季海看来，这是“谊托同门，敢让他山之石”的表现。这些，无非都说明朱季海有着很强的太炎门生的意识。

　　在学术上，朱季海有着完整的著述计划，来传承和发扬太炎学术。从《初照楼文集》及其它著述来看，朱季海希望对经、史、子、集四部学问都有所贡献。他以文字、训诂为根基，对经部的《诗经》、《礼记》，集部的《楚辞》，子部《庄子》、《论衡》、《风俗通义》，史部的《三国志》、《南齐书》、《晋书》、《东观汉记》等均有论述。此外，他对甲骨、古文字也有研究，在文艺上也有见解，谈艺甚精。所赋诗歌亦有骨有肉，读之动容。可惜他长期无法正常从事学术研究，所以他的成果仅小部分写成较大规模的系统著述，多数仅为札记。这是最令人痛惜的。

　　朱季海为何选择如此治学，自身的缘由还是外在的不得已，似已不得其详。但《顾颉刚日记》中恰好保存一条其艰苦著述的材料。据《顾颉刚日记》1965年9月25日记载，“朱季海以校《韩诗外传》等书来京搜集资料，适当国庆前夕，戒备极严，不易得旅馆，由吕叔湘介绍至予处，予为介绍故宫招待所。”1965年10月6日又说“朱季海，名学浩，苏州人，抗战前学于章太炎，通训诂学，颇能作考证。解放后以文字糊口，然自去年压低稿费后，度日愈艰难。此次到京，拟将汲古阁抄本售去作旅费，为之怃然。”可见朱季海在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为撰写《韩诗外传校笺》，不惜出售藏书以换取在北京查阅资料而需要的旅费。

　　这部《韩诗外传校笺》如今收在《初照楼文集》中，是《文集》中规模最大的成果。其成就何在呢？

　　朱季海对《韩诗外传校笺》卷一第三章有四条校笺，我们以其中三条校笺为例，略窥朱氏学术特点一二。《韩诗外传》卷一有“奂然而弃之……奂然而溢之”一句，对于其中两个“奂然”，许维遹并没有加以集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3页)屈守元笺云：“‘奂然’字，《传》作‘投’”；第二个“奂然”，屈守元笺：“此‘奂然’，《传》作‘满’。”(均见《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第13页)《传》指刘向《列女传》，此外并无说明。朱季海则云：“刘必尽去二‘奂然’字，而分别以‘投’、‘满’代之，知时已无此语也。婴之书或承旧文，或汉初燕语有之。”(第68页)可见其勇于判断。

　　卷一又有“抽琴去其轸”一句，许维遹仍无集释。屈守元说：

　　《文选·芜城赋》注引作“抽琴按轸。”王照圆云：“轸之言抮，所以戾弦者也。”

　　朱季海则说：

　　《文选·芜城赋》注引此作“抽琴按轸。”胡氏考异：袁本“按”作“去”。按“去”字是也。茶陵本亦误按。

　　关于“不悖我语，和畅我心”一句，屈守元说：

　　薛本“和”讹作“我”；此从元本、苏本、沈本、毛本同。《列女传》作“不拂不寤，私复我心。”王照圆云：“寤，触啎也。拂、寤皆乖违之意。”守元案：王说盖读寤为啎。《说文·午部》：“啎，逆也。”《史记·郑世家》：“生太子寤生，生之难。”亦借寤未啎，啎生，谓逆生也。此文“不悖我语”，疑当作“不悖不语”，语亦指为啎。不悖不语与不拂不寤义相同。盖涉下文“我心”，故讹“不”为“我”耳。

　　朱季海说：

　　悖、拂一声之转。“我语”疑本作“不寤”，“寤”之坏字形既近“语”，后人遂望下“我心”句并改此言作“我语”耳，“私复”、“私畅”字形亦近，疑《列女传》得之，今《外传》之文，盖后人所改。

　　典籍文本的释读，因为有许多旧注的夹缠，不是很容易弄清楚。一来不易梳理，二来难以取舍判断，若要自成一说，更需要功力。很明显，因为有良好的小学修养，朱季海对于文本的阅读，往往能截断众流，做出自己的判断。他所见的善本、版本肯定没有屈守元所见多(朱季海在众多论文中，多据《四部丛刊》影印本来立论)，但论断却更精彩。

　　顾颉刚在日记中还多次记载他于1946年在苏州和朱季海一起吃饭的宴会，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1947年9月30日也有一条珍贵的记载：“早，上海朱季海自南京国史馆来访，云五六年前在沪尝与孙鹰若过予。与同过通志馆访孟晋，问仲容先生未刊遗著。”1948年9月15日：“早朱季海自南京来，谈国史馆诸公近况，有大可诧怪者。”可见当年的朱季海在学界是活跃的，不是我们现在所听说的坐在苏州街头晒太阳的老先生。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更新时间：2012-1-31 10:17:35 

    编者按 国家出版基金自设立以来，已累计投入8亿元，评审资助493个出版项目，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作用日趋明显，正在成为打造出版精品、发展公益出版的重要平台。我们对2009~2011年获得资助项目的地区分布、出版集团和承担单位排名情况进行了粗略梳理，以便回顾成绩，总结经验，发现差距，进一步提高申报质量和选题质量，扶持更多更好的出版精品。

    ……

    连续3年获资助出版单位

    从获得资助的出版单位排名情况来看，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的项目连续3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有3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汲取。一是找准优势。上述出版单位能够把基金资助方向与自身出版优势紧密结合确定选题，从而提升了项目申报质量。如人民出版社获资助项目集中在马列经典出版方面，外文出版社获资助项目集中在我国主流文化多语种推广方面，中央文献出版社获资助项目集中在党的历史文献整理出版方面。二是注重积累。如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辞源》修订本（第二版），中华书局的《中华民国史》、《顾颉刚全集》等项目，均为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积淀和传统出版品牌的厚积薄发。三是立足创新。如科学出版社《纳米科学与技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华海洋本草》等项目，反映了国内外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代表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水平。

    中新网苏州1月29日电

　　记者 韩胜宝 龙土有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座教授杨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行文不过六千余言，略长于《老子》，而化韵体为散体。如果说《老子》言道妙以机趣，那么《孙子兵法》则述“诡道”以精诚。

　　杨义教授最近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先秦诸子还原”4部专著，对先秦诸子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研究，破解诸子学中的关键性难题共有38个之多，尤其是《老子还原》对诸多谜团一一破解。他告诉记者，春秋末年，只有老子和孙子两本书，孔子的《论语》到了战国时期才有，目前他正在“还原孙子”。

　　杨义对记者说，春秋战国之世，中国社会发生了长久、全面、激烈的震荡和变动，催化了整个民族的思想创造能力，中国文化在突破和超越中出现思想原创，裂变为百家之学。率先开宗的堪称“春秋三始”：一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开道家之宗；二是孔子聚徒讲学，开儒家之宗；三是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开兵家之宗。

　　孙子把老子的“道”引进兵家，“道”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关键词”。杨义说起老子与孙子来，妙语连珠，令人耳目一新——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纲领。《孙子》提出“道天将地法”，把“道”放在五事之首，成为整部兵法的核心思想“全胜之道”， 这与这与《老子》五千言，用了73个“道”字后先辉映。

　　《老子》突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的智谋方针“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孙子》说“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

　　论道重虚实相生，是《老子》为中国哲学和美学发明的一条重要的原理，用了古时冶炼业使用的风箱设喻“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孙子》奇正虚实之论，是中国古代兵学精华所在：“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避实就虚”，“攻其所必救”。

　　《老子》是从水中体验道体、道性的。所谓“上善若水”，“譬道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全书散发着水文化的气息。《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者，形也。”以水形喻兵势，极具神韵。

　　《老子》婴儿喻道“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担任过《文学评论》主编的杨义评论说，在述学方式中《老子》堪称独特的，是写成韵散交错，时或句式整齐、时或长短不拘的道术思想性的诗，或哲学诗，行文律动着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之美。孙子不是文章家，胜似文章家。《孙子兵法》是一流文章，一锤打下，落地有声，文字功夫已达到了无意为文而文采自见，高明而精微的境界。

　　杨义还评论说，《孙子兵法》还善用连喻，《九地篇》又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在比喻等待和把握战争机遇时还说“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这些比喻或意蕴饱满，或辞采飞扬，说理多有力度，组合常语而能开拓深刻的意义，以简练的文句包容宏富的内涵，同时著述大概只有《老子》能与比肩。

本报记者 黄冲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1月19日   07 版）
 

高喜田,《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作者

 
    “即使世世代代生活在深山里没有条件读书上学的老农，也懂得做君子不做小人的道理，也会教导子孙行仁履义，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就是渗透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中华文化基因。”文化学者高喜田撰写的《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一书于去年8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在序言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数千年前形成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今天仍在发挥作用。”

    近日，高喜田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畅谈他何以大力张扬君子之道。

    我们现在坐拥巨大的精神宝藏，却还像穷人一样

    中国青年报：《论语》中有那么多经典论述，您为什么选择“君子”作为研究对象？

    高喜田：君子和君子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传统文化精髓。辜鸿铭先生曾说：“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不光是儒家，几乎所有先秦思想家的著作都有关于君子的论述，而且都有共识，即希望人人成君子。君子人格就是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或者完美人格的理想模型。

    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君子”在先秦时更多是指“有位者”，即当官的、贵族，是“掌握统治权力的人”或“地位高的人”。后来这个概念逐渐和身份、地位没什么关系，指“有德者”，即有修养、有道德的人。这个渐变浸润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美学，也是我们的文化昌明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喜欢以人格的力量论成败。

    中国青年报：您研究“君子之道”有什么发现？

    高喜田：古代杰出思想家都有什么样的基因被我们遗传了下来？那么多古代思想家的论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认为就是一句话：你我都要做君子。只要你是中国人，你的日常行为、思维言语就要按“君子”的标准来做。

    通过对《论语》中论及“君子”部分的梳理，我归纳出“君子之道”的九大内涵：仁——君子人格的道德根基；义——君子人格的价值标尺；礼——君子人格的行为规范；知——君子人格的科学态度；信——君子人格的操守宗旨；道——君子人格的目标追求；宽——君子人格的胸怀境界；文——君子人格的修养风范；不器——君子人格的独立精神。

    中国青年报：提倡君子人格有什么现实意义？

    高喜田：培养和塑造君子人格，会使社会更加稳定、文明和进步。对个人来说，可以解决心灵上的空虚感、焦虑感和纠结感，消解很多消极情绪，比如烦闷、苦恼、“无名之火”。当下社会很多人都处于躁动和焦虑的状态。礼让、谦逊、文明这一类的词，在很多人观念中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们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好的东西，打磨成现代人能接受的观念，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中国青年报：看到不少专家都对这本书评价很高，普通人有什么反馈？

    高喜田：我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卖得还不错，刚刚已经再版。一个家庭妇女看了后告诉我，她能看懂，而且觉得挺有意思。她说现在也感觉很苦恼，觉得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处，冷漠，没有信任感。不光要防陌生人，连熟人也要防，人心老是提溜着，时间长了会受不了。

    说实在的，一些普通人会从书店买这本书已经让我很感动。你看现在书店里摆在显眼位置的都是“厚黑学”、“狼图腾”之类的书。中华民族一直倡导“善”的文化，为什么要做“狼”呢？

    在当下，经济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但精神文明建设只有扎扎实实一步步来。我们现在是坐拥巨大的精神宝藏，却还像穷人一样。我们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弄丢了。这些都是几千年历久弥新的、全民族都认可的东西，如果你弃之如敝屣，非要另起炉灶弄点儿“新概念”，能长久吗？

    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题目就是“君子之道”

    中国青年报：这本书里引用的《论语》关于君子的诸多论述中，您最推崇的有哪些？

    高喜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君子不器”。这句话是指，君子不同于器，不被物质所异化。人是有思想、有灵性、有尊严、有主体性的。如果你为了让自己最终能“成器”，就甘愿听人差遣，受人摆布，关键时刻不说自己想说的，只说人家要你说的，完全丧失作为人的独立判断和自由精神，那么你就是被“器”所异化了，那是做人的悲剧。

    孔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是做君子式的儒者，还是做小人式的儒者。）” 现在的知识分子，几个能有过去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如今有些专家老挨骂，就是因为做了“小人儒”，被利益集团左右。

    中国青年报：在您心目中，君子的典范有哪些人？

    高喜田：屈原、李白、杜甫、范仲淹、欧阳修……都是顶尖的君子。文天祥、杨继盛等人，面对民族大义和奸佞之人，顽强不屈，铮铮铁骨。苏东坡，面临多次磨难和折磨，始终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他在刚从流放地海南岛回来时写下诗句，“天容海色本澄清。”就是说，你怎么收拾我都没关系，我的心就像天容海色一样，清澈无瑕。这是什么样的人生境界？中国古代的大儒，个个都是君子。还有近代的谭嗣同，在就义前写下“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什么样的气魄和人格？

    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君子之道”。他向清华学子提出勉励：“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

    看到90多年前梁启超的演讲，我感到既兴奋又悲凉——以梁先生为代表的历代先贤孜孜以求的君子之道，在如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却离我们渐行渐远。在过去，君子之道像灯一样在头顶上闪闪发光，照亮着国人，可现在这个灯越来越微弱。

    要让大家都做君子，就必须创造成全君子的环境

    中国青年报：本报社会调查中心最近的民调发现，近三成受访者不希望孩子成为君子，因为君子会吃亏。您怎么看“君子吃亏”？

    高喜田：这是社会现实，而且这个问题很严重。现在很多年轻人脑子里都是就业、买房，怎么会想到做君子？他们会问：做君子有什么用，能帮我找工作、买房吗？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推崇“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抵触“为富不仁”。先贤甚至认为富裕本身就是一种善。论语中说“周有大赉，善人是富”。但在当下社会，君子道德高尚可能反而受穷。一些小人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却能拥有很多东西。我们社会亟待建立一种成全君子的机制，让君子更容易在我们的社会中取得成功。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则人民信服；反之，则不服。）”要让社会真正和谐，我们要做到“举直错诸枉”。

    中国青年报：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说服大家做君子？

    高喜田：当下社会太需要君子了，但要让大家都做君子，就必须创造成全君子的环境。

    第一，社会机制要鼓励君子，建立一个人们都向往君子、推崇君子的社会环境。任何社会组织，都应让最优秀的人成为领导。

    第二，集中教育资源，培养君子人格。改造现在的一味职业化的学校教育，向君子教育的方向调整。甚至可以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接受君子教育。孔融4岁能让梨，不就是现在孩子上幼儿园的年龄吗？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在任何环境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你去看看钱学森、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还有詹天佑、侯德榜这些人。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君子人格的本质。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没有放弃责任，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国家需要时，他们能挺身而出，不计任何代价。他们有担当意识，为国家、民族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社会的栋梁。

    做君子不容易，但不能因为社会有问题就不做君子。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会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家庭层面的问题总能解决吧。孔子说对父母要“养”、“敬”、“无违”，你能不能做到？当有好吃的东西，孩子应让父母先吃；有艰苦的活儿，孩子应自己去做，能不能做到？

    论语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父母，敬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对于普通人来说，君子最基本的要求是“孝”。通过“孝”来体会“仁义礼智信”。如果我们有孝敬父母的心态，就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扩展到爱别人、爱社会，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君子人格的人。

    中国青年报：具体来说，在当下社会什么样的人可谓君子？

    高喜田：第一，你要有爱心，会“爱人”；第二，该你担当时，不能退缩。比如，在面对国家、民族、社会，以及家族、家庭的责任时，你要挺身而出；第三，做人要有原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第四，愿意学习，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第五，做事要有规矩，讲诚信。

唐俭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1月20日   第 11 版）

　　1月13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文库· 第五辑》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中国文库》是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于2004年开始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标志性出版工程，旨在整理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和出版成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技文化类、综合普及类等六大类别。在过去的7年中，《中国文库》已经累计组织出版前四辑共410种一流的学术文化著作。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专门推出了《中国文库·第五辑》（102种）。该丛书构筑了一座民国原创学术经典的“文化丰碑”。相对于前四辑，本辑基本以“汇集民国经典，弘扬百家学术”为总领，所收著作不仅是各学科和各学派的代表作，也是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中的奠基性、开创性新著作。

　　这些著作具有四大特点：（1）应时而生，集中收录了众多辛亥革命元老和标志人物的代表作，如《孙中山著作选编》、《黄兴集》、《宋教仁集》、《廖仲恺集》、《陈天华集》、《邹容集》、《朱执信集》、《于右任诗词选》、《秋瑾诗文选》等10部作品，构成“民国政治人物作品系列”。（2）复活经典，收录了一批研究民国政治外交的稀见经典，如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谢彬的《民国政党史》、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曹亚伯的《武昌革命史》、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等，构成“民国政治研究系列”。（3）建宗立派，第一次整体推出20世纪上半叶20多个著名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品集，上起辛亥革命前夕的《南社诗选》，下迄民国结束时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构成“近现代著名文学流派作品系列”。（4）众星拱月，推出我国近现代三大著名出版机构创始人和著名新闻记者的代表作，第一次集中推出中华书局主要创始人陆费逵的《陆费逵文选》、商务印书馆主要创始人张元济的《张元济论出版》、三联书店主要创始人邹韬奋的《韬奋文录》等，构成“近现代著名出版家作品系列”。

    回忆真是一种奇妙的能力。有时竭力回忆一件事一个人，却左右想不起来。而有时一段音乐、一个模糊的身影，甚至一阵微风、一绺阳光，就让人浮想联翩，过去的一切仿佛逆流到眼前，挥之不去。

    我喜欢冬日的阳光，特别是午后从窗外树枝间透进来的感觉，只要我一个人静静坐在书桌前，十多年前与任继愈先生的一席交谈，就会跳到眼前，我甚至能闻到那时任先生茶杯里透出的香气。我至今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情景就是这么一年年地重复着。

    我与任先生的结识，始于编辑《佛教大辞典》。那是任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筹备的一个项目，90年代启动，历经10年才完成初稿。当时我被指定担任这部辞典的责任编辑，因此时常去北京，与任先生多有接触。后来临近出书阶段，为了集中精力，提高效率，我更是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地点就在后海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临王府花园很近，环境也很清静。那时任先生已经八十来岁的高龄，社会事务也很多，但他对这部辞典看得很重，几乎隔天就会来一下，听听我编稿的意见。

    任先生来时一般都是上午，而且很早，这大概是老人早睡早起的习惯。而我因为看稿看得晚，起得就比较迟。每当任先生来时，我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狼狈模样。任先生见状，总是很温和地劝我再睡会儿，并说他有锁匙，可以自己开门进来。后来他大概为了不影响我休息，来得就很迟，有时干脆下午再来。

    那时我并不知道，任先生因为年岁大。每周只是一、三、五的上午去国家图书馆，中午必定要回家吃饭休息的。他下午来我这里，肯定就要放弃午休的时间。几年以后，他的助手跟我说起这个情况。让我心里十分内疚，觉得当时真是少不更事，竟然让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迁就我。

    任先生向来话不多，语气也极绵软，听起来像女人的，但说出来的话总是感到很有份量，让人不敢马虎。据说他对自己的及门弟子，也都是如此，只是点上一二句，很少有多余的话，大有行不言之教之风。所以我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多半是他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涉及的内容也主要是书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记性很好，譬如有关某个僧人的生卒年，他说已有新见资料，要我千万注意把原稿改一下。

    有一个下午，任先生来我处，我照例等着他的询问。但这次他竟不急着了解稿子情况，而是走进了里间(那是我临时住宿的地方)。看着我床上比较单薄的被子，任先生温和地说，北京这时还没有供暖，晚上会比较冷吧。我说自己反正年轻，多穿点就能对付。任先生轻轻点点头，接着说，这间屋子原是顾颉刚先生用的呢，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此负责点校二十四史。任先生还比划着，这里的几个大书架，原来上面都堆满着书和各种资料，后来移到别处了。我听了着实吃惊，想不到这间不起眼的房子，居然浸润着如此浓厚的历史气息。顾先生是苏州人，是我的乡邦大儒，他在民国时期倡导的“古史辨”运动，原是一直让我感佩不已的。我为了买全套的《古史辨》，曾经费尽周折。

    回到外间落座后，我已经忘了要向任先生汇报看稿的情况，只觉得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似乎比平时要明亮，特别是落在桌前的几束，亮得有点耀眼。阳光反射到坐在对面的任先生的脸上，让他的老人斑显得更清晰，但也让他看起来更深沉。我那时才大胆地打量着他，并且想象着他年轻时可能的模样。

    任先生看起来兴致也很高，从公文包中拿出自备的茶杯，浅呷了一下，随意地问我，对当编辑有什么感想。我坦率地说，开始不太适应，现在适应了，但有点不甘心。

    他似乎明白了我所说的“不甘心”，不无开导地说，编辑工作其实很重要，孔老夫子就是编辑的鼻祖，许多学问家都做过编辑工作，刚才提到的顾先生也是如此。

    我说这倒的确如此。至少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做编辑能使自己静下心来，克服粗疏的作风。但我又觉得，编辑工作似乎缺乏创造力，特别是对理论有兴趣的人，像关在笼子里跳舞，有劲使不出。

  任先生听了我这话，略带沉思地说，现在人文社科界各种名目的“理论”很多，但以他的看法，在中国，理论创新的时代远没有到来，现在最关键的是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其中整理文化遗产就是一项。

    任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很是震惊。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大家，按例说理论研究是他的本业，也是他最大的兴趣点，但他却有如此想法，实在出乎意料。我由此联想到任先生这些年，一直忙于组织各类文献整理，如《中国大藏经》、《中华大典》等等，可能就源于他的这种考虑。

    我不禁好奇地问任先生，以他的看法，中国理论创新的时代何时才会来临。任先生用肯定的语气说，至少还要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否则，急急搞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都不会有生命力。任先生似乎说出了一个久积心头的问题，又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若干年后，看到央视“大家”栏目采访他时，他依然毫不掩饰地表达这个观点，看来他是真正有所思考的。

    接着，任先生又问了出版社和我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也毫无保留地跟他说了。当我说到出版社现在都注重利润考核，编辑学术图书对个人来讲比较“吃亏”时，任先生有点激动。他说，注重利润没有什么问题，但一个国家、一所大学、一个文化单位，有时都要养几个“书呆子”，或者容忍几个“书呆子”，就像搞特区一样，划一块小地盘，给他们一点特别政策，让他们安心做好学术出版。

　　我当时想，任先生说的也许是对的，以他的声望也能弄出个“特区”来，但在具体的出版社，又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做得到呢?

    ……

    那个下午，直到阳光从窗前退去，我与任先生没有再谈稿子，而是随着话头，聊了不少有关学术和文化的事。

    到了第二天，任先生让人送来了一只取暖器，供我晚上看稿时用。我没想到，他原来竟是如此细心。

    1959年，经程毅中学长中介，我得与中华书局搭上关系，到2012年中华书局百年局庆，已经53年了。参与编刊《文史知识》，也有32年了。我参加过中华书局多次庆十庆五的局庆，应邀或主动地写过与中华书局局庆或《文史知识》十年、廿年、卅年刊庆的稿件，前后不啻20篇。再写，也像马戏团的老狗熊，玩不出新花样了。可是，中华书局百龄大庆，按理说，非得写点不可。于是，搜索枯肠，先奉具贺联一副，文曰：

    中兴事业开新局；华国图书守旧规。

    这是一副嵌字联。从意思上说，我说的“中兴事业”是从1958年左右中华书局划定为古籍专业出版社时算起。

    中华书局是1912年1月1日元旦，即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在上海开业的，店门高悬一副门联：

    中原新气象；华国大文章。

    同时，立即推出新的整套民国教科书。真有从天而降的气势，起码把老牌子商务等大买卖(特别是专做教科书的)给镇住了，整苦了，经济上他们可亏大了。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大事件，常被书刊提出，津津乐道的。不过，在中华民国的38年里，中华书局因种种原因，还是敌不过商务；甚至从抗战时起，直至战后，更比不上国民党政府经营的正中书局等；连民营的开明书店也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中华有降至第三名以下的意思了。论老中华的极盛时代，还是自成立起至抗战前，在上海和商务竞争的时期。中华往往后发制人，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就出《四部备要》；商务编纂《辞源》，中华接着编《辞海》；商务有老牌子杂志《东方杂志》，中华就出《大中华》；如此，等等。可怎么也还是竞争不过商务老大。其中缘故，先辈、时贤多有论及，我也就不多说了。不过，中华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先知先觉，眼光超前，行动果断，应该是能给后来人许多启发的啊!这次纪念中华百周年，我见局里早已铸出并安置了陆费逵先生半身像，良有以也。

    解放后，一改专业出版社，商务主要出“洋书”，受限制甚大，然而，有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支撑，也算红火。中华倒是中兴了，一心一意干起古籍，并且成为团聚全国古籍人才之地，还联合北大中文系，开办“古典文献专业”，俨然执古籍出版与研究之牛耳矣!这都与中兴事业的领导特别是金灿然先生分不开的。于今，正当又一次百花齐放百业新兴之时，中华再次腾飞之日，闻鼙鼓而思中兴将帅，何处更得先生!窃以为，当准为陆费逵先生造像之先例，也给金灿然先生铸像安置。盖以中华之历史，据下走的见解，当分为立专业社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各有千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起，简直有点重新建社，面貌一新的意思了。

    老中华根据地在上海，改专业社初期，还设有上海编辑所。终究是两个摊子，难以统一指挥，上海改上海古籍出版社了，倒也不错。从这些年的发展轨迹看，既有某种分工，暗含着也有竞争，合乎事物发展规律。不过，不知怎么的，当初把上海乃至全国最完整的出版社图书馆(商务的涵芬楼毁于日寇轰炸)——中华书局图书馆，划给上海辞书出版社了。前几年我去参观过，看见还是原样，上海辞书出版社没有怎么动它。保存得挺好，可没怎么发掘其中的宝贝。即以陆费逵先生等人编写的那一套中华民国第一套教科书而言，其中某些(例如国文)如果能重印，让大家看看，也是满好的呀!建议：趁此中华百龄纪念良机，派人到那里看看，发掘点出来，也是好的。以往只编目录，见目不见书，稍觉遗憾。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向来要求不高。干古籍的更是如此。只要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有活儿可干，乃至有活儿可找并有雇主，大家就会十分主动地干起来。可是，古籍整理与研究，属于慢工出细活儿的工种，需要多年的种种投入，例如经济投入，岗位支持，才能出成果。经济效益还未必理想，至少是立竿见影的事不常见。像于丹女史与中华合作出的书，各种效益都大大的，实在不多。可惜这样的例子太少。有人说闲话，我不赞成。包括我在内，咱们都做不到，只能自叹弗如。千万别学葡萄架下的狐狸，愣说葡萄酸。我看，这种葡萄是特殊品种的甜葡萄。

    话又说回来，搞古籍整理，从历史上看，只赔不赚。全仗着咱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全国一盘棋，领导英明，肯于花大钱。这也是能给古籍整理工作者鼓气的事。例如，现在，中华出顾颉刚先生的全集，又计划陆续出老一辈学者的文集，实在是功德无量，而且鼓舞后来人的士气。大家能安心干本职，一辈子无怨无悔，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咱们国家正在蒸蒸日上之时，古籍整理与研究也是方兴未艾。中华书局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前一段日子，中华似乎有走一段小小的弯路的趋势。可是纠正得快。其经验教训可能是：别出幺讹子，守住金老板旧规章制度，逐渐发扬光大，也就是了。谨以此奉献给中华书局：守旧规，继续开新局!前途无限光明！

    2011年12月1日，星期四，紫霄园

    “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是新闻出版总署为提升内容创新水平、推动出版产业繁荣的专项工程，从2006年起每两年在人文社科、科学技术和文艺少儿等三个领域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原创图书，集中展示各领域最新优秀成果。本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从426家出版社申报的1167种图书中，最终确定298种优秀原创图书入选，其中人文社科类98种，文艺少儿类100种，科学技术类100种。

……

    《报告》为人们提供的研究成果是新鲜的。现代出版在中国已经有百年历史，但对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从未有精确的评估。这不仅是因为忽视这一观察视角，也囿于缺乏评价方法。苏新宁团队的研究，第一次给出了出版社对各学科的学术影响排名。

    在更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等21个专业领域学术影响力排名中，领跑者赫赫醒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等七个领域，领跑者为人民出版社；历史学、民族学、中国文学等四个领域，领跑者为中华书局；在一个领域中领跑的为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而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哲学、宗教学等七个专业被引用率处在第二的位置，中华书局则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四个专业居于第二。人民出版社，主要的学术影响来自于领袖著作和政治家著作；中华书局主要是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国外经典著作的译本以及辞典均被学界大量引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学术影响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要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

……

    出版社总被引次数Top10

    序号       出版社         总被引次数

    1         人民出版社      129319

    2         中华书局         127475

    3         商务印书馆      102121

    4        北京大学出版社     47871

    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5318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840

    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0460

    8      上海古籍出版社        39528

    9      法律出版社              38648

    1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7219

王府井书店

　　1月12日至2月19日，举办“新春拜年龙颜大阅——2012寒假读书月”主题活动,其间，推出“中华书局百年局庆历史图书联展”.

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1月11日   14 版）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至今已是百年老店，在中国出版界是与商务印书馆并称的双子星座之一。它的经历与绩效，在中华书局95周年纪念时出版的周其厚所撰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专著中已有详尽的记载，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与中华书局的接触，早在读小学时代。我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修身课本和《小朋友》杂志，从那时起就已认识了中华书局至今尚在使用的局标。中学时代读过中华版的若干图书，因为那时只有中华、商务和世界三家是人们认可且熟知的出版社。它们有课本、有读物，而我读得较多的是中华书局版的书。我也渐渐知道中华的创办人和经营者陆费逵的名字，也知道了舒新城的大名。我常称陆费逵为陆先生，后来有位老师告诉我，陆费是复姓，不能称陆先生而应是陆费先生。大学时代，我专攻文史，而中华书局又以文史著述为主要出书范围，所以我读中华书局的书更多些。但这些只是一种读者与书局的关系，没有任何人际交往。

    我与中华书局真正有人际交往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那时，中华书局正在筹划出版《林则徐集》而我正在研究林则徐的生平事迹。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赵守俨是我读辅仁大学时的师弟，他让手下把由中山大学编的《林则徐集》全稿送津请我审读。年余审读结束，我亦借此搜集了一些重要资料，结合历年积累的有关林则徐的资料，编成《林则徐年谱》初稿，等待进一步充实修订。不意1960年，我受到政治审查，教学与科研的权力被剥夺，社会活动受到禁锢，我和中华书局刚刚开始的业务联系亦中断。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终回轨道。我在下放农村几年中所写的《目录学浅说》被中华书局接受，收入一套历史丛书中。同时，我编订的一部地方志论文集也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我和中华书局的交往日益增多，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些较为频繁的交往中，我和中华书局的领导李侃和赵守俨以及许多位编辑由相识而熟悉。我每到北京，总要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中华书局小憩交谈。当年一些老编辑总谦抑地说，作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作者的支持，他们就无事可做了；我则认为作者如果没有编辑，那你的著作，只能藏之名山，无出头之日，所以编辑也是作者的衣食父母。渐渐地，“互为衣食父母”就成为我们的共识。其中，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崔文印先生的办公室，我和崔文印先生谈得最多，因为他重听，杂事少，能坐下来畅谈。交谈的内容也多围绕着我的写作计划。我向崔文印先生谈过我在增订《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撰著《清人笔记随录》、《书目答问汇补》等书，崔都表示支持，甚至表示即使退休也要当《书目答问汇补》的责编。其间，中华书局有点人事波折，许多学术著作被搁置。即使如此，崔先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我的著作出版，屡次陈言，甚至写书面报告力争。直至书局恢复正规，我的著作被列入选题，我才知情，甚为感动。我的另一部学术工具书《近三百年人物知见录》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将定稿时，赵守俨师弟即曾邀约在中华书局出版。中间因经办人的处理失误，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守俨得悉后，非常遗憾，一面向我致歉，另一方面再次约我，如果日后增订，一定要在中华书局出版，表现出一位出版家敬事而信和对作者尊重的真诚。可惜后来这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守俨师弟已英年早逝，令人欷嘘。中华书局的继任领导人李岩为争取实现守俨的遗愿，曾亲自出面与数家出版社领导折冲，终于使《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在中华书局落户，实现了守俨师弟的夙愿。中华书局为一位普通作者的一部普通著作，两代领导人信守诺言的精神，当今已不多见。“互为衣食父母”的共识，得到更真实的体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过程中，我和中华书局联系频繁，与中华人的交往密切。“互为衣食父母”的精神日益彰显。中华书局有些业务上的事多有所咨询。我的著述亦多由中华书局出版。回顾这30年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过《目录学浅说》（初、再版）、《古典目录学》、《史记选》（初、再版）、《三学集》、《皓首随笔丛书――来新夏卷》、《清人笔记随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书目答问汇补》和点校的《阅世篇》、《清嘉录》等。一个作者在一个出版机构能在30年间出十多个版次的著述，也算是少见的。我不能不感谢中华书局领导的扶持，更感谢各位责编：陈抗、柴剑虹、崔文印、李晨光、张继海、陈志刚、张荣国的难得友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我的学术成长与中华书局是密不可分的。

    中华百年，值得庆贺。“百”是中华民族祝愿吉祥的语词，百岁是人瑞，百尺竿头象征事业的大展宏图。中华书局在头一个百年作出对中华文化应有的贡献，是中华文化向前发展的一股动力。预祝中华书局在第二个百年继承前此的优良传统，多出学术著作和普及文化读本，在第一个百年的基础上更显辉煌！

    2011年岁暮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李解民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1月11日 07 版）

    杨伯峻，1909年9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从祖父习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古书。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陈垣等先生处获益较多。1931年拜黄侃先生为师。给教益最多的，还是其叔父杨树达。193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大学期间，已基本完成了《列子集释》的初稿。1953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编撰《论语译注》。该书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任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编撰《孟子译注》。该书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60年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晋书》点校本编辑工作。同时受命《春秋左传注》的编著。历经二十年的努力，该书于1981年出版，于1990年出修订本。1985年出版《春秋左传词典》。

    在长期实践中，他创建了一套富有自己特色的古籍整理方法。具体来说，选定一部影响大、价值高的古书，在充分收集、吸取前人成果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首先撰作注释，接着将原文翻译为现代语体文，同时编出该书的词典。从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论语》、《孟子》篇幅较小，便将注释和译文以原书的章节为单位穿插在一起，书末附以词典。《左传》份量较大，便分别作成三部书——他编著的《春秋左传注》、沈玉成译的《左传译文》、他和夫人徐提编的《春秋左传词典》。这种注释、译文、词典三位一体的古籍整理方法，无疑是一个创新。运用这种方法整理出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左传译文》，至今不断重印，受到广泛欢迎，成为百年中华出版资源的一个部分。

    分析、研究杨先生独到的古籍整理方法，作为今天的借鉴，应该是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首先，杨先生对于古籍整理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所说的：“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应该说，杨先生给自己定的读者面是比较宽泛的，兼顾了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如果说注释、词典更多照顾到有关专业人员及有志研究者需要的话，那么译文则更多考虑到一般读者浏览古书的实际需求。正确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个尚在不断摸索中的问题。杨先生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古书的注释，应规定一个明确的范围。杨先生根据自己的摸索和体会，将注释的内容重点大致定为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这一规定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依照具体古书的特点，又有所侧重。例如《春秋左传》，杨先生认为其中所载礼制最难，便比照《周礼》、《仪礼》、《礼记》的有关记载，结合《国语》和其他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的相关资料，从中探求春秋礼制，加强了这方面注释的份量。对注释中的难点、重点，尽可能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的工作。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六条指出：“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古籍的今译，杨先生早已注意到它与注释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把译文的作用称为“桥梁作用”、“手段作用”。在具体今译过程中，借鉴严复翻译西方作品时所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力求译文的准确、流畅、通俗。在中华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今天，经典古籍的今译已经成为最基础的一个环节，而杨先生的实践及其成果，也就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在整理《论语》、《孟子》、《左传》中，杨先生编出了《论语词典》、《孟子词典》、《春秋左传词典》。关于编写的缘起，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十四条说道：“著者在撰述‘译注’之先，曾经对《论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作过研究，编著有‘论语词典’一稿。其意在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译注才有把握。‘得鱼忘筌’，译注完稿，‘词典’便被放弃。最近吕叔湘先生向我建议，可以仿效苏联《普希金词典》的体例，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另行出版。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把‘词典’未定稿加以整理。但以为另行出版，不如附于‘译注’之后，以收相辅相成的效用。详于‘注释’者，‘词典’仅略言之；‘注释’未备者，‘词典’便补充之，对读者或者有些好处。”专书词典的编写，不仅有利于提高古书整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对于编撰一部贯通古今、内容齐备的汉语词典，也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和积累。

    中华百年，成绩辉煌，是几代人努力奋斗、踏实工作所铸就的。认真回顾、梳理前人的业绩和理念，有利于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去创造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商报讯(记者马莹)2012年元月，1912年1月1日创办于上海的中华书局迎来自己的百年寿辰。1月8日，出版发行界精英齐聚北京，共庆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峰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在现场表示，中华书局的第二个100年，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不久后迈开步伐，这是一个新的纪元，是一个新的历史契机。希望中华书局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祝愿中华书局老社百年，焕发青春。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跃，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杨牧之，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郭义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刘伯根，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与会，追忆中华书局百年出版的风雨历程，憧憬“百年再出发”的精彩。

    据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介绍，自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曾拥有50多个分支机构，1000多家分销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书局遵循“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在“弘扬传统，服务学术”的基础上，增加了“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两句宗旨，一方面挺拔主业，组织实施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版了大批代表当前古籍整理水平的图书和《中华民国史》、《顾颉刚全集》等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同时，《于丹＜论语＞心得》等图书的出版，引领了国学类、历史类图书阅读的风尚。青岛市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袁淑琴、山东新华书店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巩兰芳、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游少波、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卓越亚马逊中国副总裁白驹逸等近20位发行界代表发言，寄语中华书局“百年再出发”。据悉，2011年，中华书局的图书销售码洋为3.7亿元，同比增长了7000万元。